我和瑞其相识，算来已近20年，这要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说起。

　　1985年夏，我参与湖南省戏剧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的主题是“振兴湖南戏剧”。这时，剧协常务理事、著名湘剧演员曾金贵郑重向我推荐一位“戏剧的忠臣——刘瑞其”。当他简要地介绍了这位“戏剧忠臣”的事迹之后，我深受感动，觉得此人的事迹与这次大会的精神相吻合，或许是一个难得的典型，当即驱车前往南区（现已更名为天心区）文化馆剧院拜访。

　　瑞其一见面就说：“我们虽没见过面，可早就演过你编的《郭亮带兵抓郭亮》，我扮演的郭亮在铜官（郭亮的故乡）演出，观众赞我是活郭亮哩！”有了“编剧和演员”这层关系，自然就有了一种亲近感。在一个下午的交谈中，他给我留下了三点深刻印象：第一，他以政府拨款3万元起家，到处拉赞助，求支持，建起了以剧场为中心并设有剧团招待所的综合大楼，实行馆院合一，自兼经理，决定只演戏曲。第二，他敢于把连县城也不能进的农村职业剧团，引进到省会长沙来，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泥饭碗”剧团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第三，他提出了“观众是上帝，剧团是兄弟”的口号，为实践这一口号，他采取许多具体措施，如经常召开观众座谈会，征求观众对演出剧目、剧场服务方面的意见。送票上门，开办“季票”、“月票”服务。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毛遂自荐，充当剧团的“政委”，向演职人员介绍长沙观众的审美趣味，参予上演剧目的研究，关心他们的生活等等。因而剧场上座率不断攀升，不时出现“爆满”现象。成为省会长沙唯一经常演戏的剧院，开始被新闻界誉为“戏窝子”。我感到这位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基层文化馆长，是一位有头脑，聪明和有实干精神的人，油然产生敬意。

　　省剧代会筹备小组听了我的汇报，一致同意刘瑞其同志为特邀代表，并确定他在大会发言。从此，我们成为朋友，时相往来。从1989年举办首届“映山红”民间戏剧节到今日的第七届，十几个年头过去了，我和瑞其的友谊与日俱增，因而对他的为人、个性、作风，也就有了较深的了解。

　　一、在长期的接触中，我感受到瑞其对民族戏曲艺术不景气，对一些很有影响的地方剧种逐渐弱化的现状，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他从小就喜欢戏曲，到工厂后又是业余剧团的团长，并能粉墨登场。对民族戏曲艺术有深厚的感情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文化干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面对某些剧团，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地排一个戏去“争奖”，一纸奖状到手之后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能开拓市场争取观众，甚感痛心。当他发现农村中的民间职业剧团，上山下乡，走村串寨，风里来雨里去，坚持为老百姓演出，满足他们的文化生活需求，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感到无比的兴奋，认定这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从此，他全身心地为民间戏剧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竭忠尽智，十几年如一日，初衷不改，正是这种使命感、责任感的真实体现。

　　二、在从事民间戏剧工作的实践中，瑞其不断开动脑筋，有所创造，与时俱进。从1983年起，他克服困难兴建南馆剧院，引进民间职业剧团，全力营造“戏窝子”，接着就联络省会戏剧界、新闻界的同志，争取领导支持，酝酿、筹备、举办首届“映山红”民间戏剧节。他想为民间戏剧节取一个响亮、贴切的名字，煞费苦心。一晚，突然来电话告我，给戏剧节取了个“映山红”的名字，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很好，“映山红”是长沙市的市花。他说不止于此。“映山红”是山野里生长的花，经风雨，顶烈日，不是温室里人工培育的花，能形象地表现今日民间职业剧团的精神。他的这种深层含义的解释，我在大加肯定之后，非常赞赏他的聪明。

　　在首届“映山红”民间戏剧节成功之后，根据省委领导同志关于“‘映山红’民间戏剧节要一届一届办下去，而且要一届比一届好”的指示，瑞其又在组委会上提出：“我们的戏剧节要向外省发展。”这一提议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从第二届到第四届，河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云南等省的民间职业剧团，相继来到长沙参赛，进一步扩大了民间戏剧的社会影响。

　　从第二届到第六届，每届都选拔数台优秀剧目进京汇报演出，湖南省文化厅前后两任分管艺术的副厅长吴兆丰、乔德文和我参与策划和领导工作，支持刘瑞其同志出任总团长，瑞其充分发挥了他的组织才能，先后5次组织了16个民间职业剧团和20台优秀剧目进京汇报演出。这些带有泥土芬芳的剧目，受到首都文艺界、戏剧界、新闻界领导、专家和观众的热烈欢迎。一时好评如潮，如“‘映山红’盛开在首都舞台”、“‘映山红’民间戏剧轰动京华”等等，正是这种轰动效应，引起了中宣部、文化部、中国剧协、中国戏曲学会领导的高度重视，指出民间戏剧是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支戏剧生力军，应大力支持“‘映山红’红遍神州大地”。

　　1998年10月，第三次进京汇报演出任务完成后，瑞其、兆丰和我认为：把湖南“映山红”民间戏剧节从一个省推向全国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向文化部、中国剧协、中国戏曲学会领导提出我们的意向，得到他们的热情赞同。紧接，省委宣传部召开了包括省文化厅、省剧协和长沙市、天心区领导在内的专门会议，一致同意把湖南“映山红”民间戏剧节办成全国性的戏剧节。会后，瑞其受命三上北京，多方奔走、协商，终于达成由文化部艺术局、中国剧协、中国戏曲学会、湖南“映山红”民间戏剧节组织委员会四家联合主办的协议，从第五届起更名为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回顾这段历程，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与时俱进。其中，瑞其同志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功不可没。

　　三、瑞其身上体现了“‘映山红’精神”。什么是“‘映山红’精神”？我认为就是戏剧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了使民间职业剧团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近20年来，瑞其始终把眼光盯在他们身上，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和他的同事、朋友们所以要发起举办民间戏剧节，目的就是要提高民间戏剧工作者的地位，使他们的正当权益得到党和政府的政策保护。在过去，民间职业剧团在政治上得不到与国家剧团的同等待遇，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剧院不接待民间职业剧团演出；职称评定、参加会演评奖更是与他们无缘。但连续七届“映山红”民间戏剧节办下来，上述问题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在前六届“映山红”戏剧舞台上得奖的演员中，有颜永江、孟科娟等到8位成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有3个剧本评上了“曹禺戏剧文学奖”。不少演员评上了高级职称，有的剧目还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为了组织发动剧团参赛，选择剧目，十多年来，瑞其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全国除新疆、西藏、内蒙古三地外，其它的省、市、自治区都跑遍了，行程数万里。特别是他患有胸椎管压迫症，行路艰难、疼痛，但他以自己的毅力战胜病魔，坚持工作。今年“非典”期间，他和秘书陈红五冒着随时被传染的危险，出外发动组织剧团参赛，有的地方拒绝入境，有的宾馆不予接待，工作开展十分艰难，但他们克服困难，到了13个省市，圆满完成了参赛剧团的选拔任务，保证了第七届民间戏剧节的如期举行。还应该指出：瑞其领导的会演工作班子，极其精干，充其量不超过10人，以这样少的人来承办全国性的戏剧节，往往是一个顶两甚至顶三，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动性、积极性，这反映了“民办”机制上的优越性。上述种种，我认为都是瑞其及其同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精神的具体表现。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连续七届“映山红”民间戏剧节繁重的组织领导工作中，瑞其也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遭致一些议论，我认为这是正常的，需要大家的相互理解和宽容。我是最早支持瑞其并至始至终一块工作过来的人，在十多年的共事中，把繁荣和发展民间戏剧事业作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彼此相互尊重，因而在策划和具体工作上配合是默契的，当然也少不了一些磕磕碰碰，甚至动火，但事后都能互作自我批评，和好如初，心无芥蒂。实事求是地说，只要说得在理，瑞其是能够接受意见的。

　　中央一位部级领导曾称赞瑞其是“小干部，办大事”。诚然，一个小小的文化馆干部，居然把“映山红”民间戏剧节从一个省推向全国，成为全国唯一的民间戏剧节，锻造成著名的文化品牌，这是何其不易！辩证唯物主义者是不否认个人作用的，但同时又认为必须在一定时代、环境、条件下，个人才能释放出他的光和热。因此，“映山红”现象”的出现，“‘映山红’精神”的发扬，就非个人问题，它包含了很事人的智慧。正如著名戏剧理论家安葵说的：湖南“对全国民间戏剧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认为靠三部分人的力量。首先，有刘瑞其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坚忍不拔的实干家……第二，有湖南省剧协、省艺术研究所（应该说还有新闻界的朋友——引者）的一批理论家宣传推广……把民间戏剧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对实践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帮助。第三，湖南省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和长沙市委、天心区委高明的领导，对民间戏剧给予了热情的扶植”（《戏曲理论与戏曲思维》431页）。特别是国家文化部、中国剧协、中国戏曲学会的大力支持和全国广大民间戏剧工作者的积极拼搏，才使得以“映山红”为象征的民间戏剧繁荣昌盛起来，成为新时期一支戏剧生力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条件下，刘瑞其同志才得以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而被造就成为一位出色的民间戏剧组织家、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