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我们一家人从湖南省南岳逃难到桂林。那时交通困难。婆婆已是七十高龄的老人，行走不便，由我爱人田洪推着一辆独轮车，她老人家坐在一边，另一边捆着行李。大伯田汉用绳子在前面拉车。就这样走了九十里，从衡山到了衡阳转火车南下，到了桂林后经朋友们的帮助，住在漓江东岸，花桥头东灵街52号靠街口的一间破旧的小木板房子里。屋里又黑又潮，每天推开门就能看到街上的行人。左右是一些小商店。一清早农民挑着小菜来卖。有的赶着牛群穿街而过，使得这条本来狭窄的小街更加嘈杂、肮脏。

　　就在这间房子里，不怕黑暗和潮湿的田老，日以继夜地伏案写作，有时在桐油灯下写到天明。靠着那支小小的狼毫笔，他写出了不少佳作，并以此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记得这年除夕，家里粮食都没有了，而债主来催着要钱，可真急坏了我这无米之炊的“巧媳妇。”正在为难之际，欧阳老和夫人刘问秋给我们送来了一袋白米，一条鲜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欧阳老师。欧阳老师走到婆婆身旁，说：“伯母，这点礼物送给您老人家过年的”。婆婆忙说：“这怎么要得罗！”我赶紧给二老倒茶，让座。家里没有椅子，他们就坐在婆婆床边。欧阳老师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热情地和田老谈话。这时，田老叫我：“绮霞，快过来拜师。”指着我对欧阳老师说道：“她是我的弟妹，也是一位湘剧演员。你要在艺术上多多指教，多多关心她。”欧阳老师笑朗朗地说：“好吧！你来学，我就教你吧！”

　　时间到了下午五点多，他夫妇俩还要赶回城去，不便多坐，我们全家送他们出门。欧阳老师刚走，我好奇地问田老：“欧阳伯伯是演员吗？他还会唱戏吗？”田老哈哈一笑，并对我说：“你呀，不懂的太多了，欧阳先生是有名的京剧演员，南欧北梅呀！南方是欧阳予倩，北方是梅兰芳，都是有名的戏剧家。”

　　啊！我今天荣幸地见到欧阳先生，还拜了师，这在我的艺术生涯中是一个转折，我为自己在表演艺术上找到了一位良师而欣喜不已。

　　1942年，湘北战局非常紧张。抗改湘剧四队逃难来到桂林，在银宫剧场和高升戏院演出。他们相邀来到东灵街看望日老。来的都是当时湘剧界久负盛名的老艺人：吴绍芝、欧元霞、唐深主、彭菊生、庄华厚等，他们汇报了一路逃难，一路演出的情况，得到田老的帮助和肯定。他们还提出要我去帮忙演出，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第一天演出《宋江杀惜》，是欧元霞和我主演。演完后，田老把欧阳老师带到后台看我。我请欧阳老给演出提点意见。欧阳老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说：“你演的阎惜姣应有充分的内心活动；在表演上，更要注意楼上与楼下的区别，这样观众才看得清楚。当你听说三郎来了，要表现出内心的喜悦，情绪要上来。你的台词是：‘是哪一个三郎呀？’阎婆马上回答：‘是你的心腹三郎来了呀！’听到这句回答，你非常高兴，有好几天未见面，心里盼着喜爱之人。这些情绪上的转变还要更细腻，才能表现出阎惜姣复杂的思想感情。”讲到这里，欧阳老又停了一下，看看我的服装问：“阎惜姣为什么穿裙子？她不是夫人，又不是小姐。她是否该穿褶子坎肩扎汗巾？”我告诉欧阳老说：“我们湘剧演这出戏一直就是这样穿的。”“哦，是这样。那么就应该尊重你们湘剧的传统，不必去改动，你看是吗？”听了欧阳老这番语重心长的指教，使我受益不浅。

　　我们成立了“中兴湘剧团”后，第一个戏演出了田老的《新会缘桥》，我扮演剧中的娇鸾。那天，田老请来了当时在桂林的文化界人士，演出后请他们提意见。我们都没有卸装，坐在舞台上听意见。头一个发言的便是欧阳予倩老师。他还是那么和蔼，那么亲切，用湖南话讲道：“我是一个湖南人，对家乡戏非常感兴趣。今天听的是湘剧高腔，好听极了，动人、高亢，是很有地方特色的优美曲调。加之吴绍芝先生高超的艺术表演、陈绮霞同志完整的配合，使我们欣赏到精彩的表演，配合当前的形势也起到了相当大的教育作用。”

　　这出戏，也叫《哑子背疯》。是由我一个人表现两个人的身段；上身是一个瘸腿的少女；下身则要表现哑巴老头的脚步。一个人表演是相当紧张，相当吃力的。欧阳老师看了演出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个戏很重，你可以在其它方面改得灵巧些。头上插的花、珠、耳环等，要适合你的表演，使之不受影响。头上是否扎上一条浅色的帕子，既美观又轻便，不会往下掉，也更好衬托下身哑巴老头的表演。你可以自己试试，看看有无道理。”我采纳了这条意见，使演出增色不少。

　　《江汉渔歌》是田老抗战初期的剧作，我们湘剧团也演出了。在首场演出后，欧阳老走进后台，找到我说：“戏中渔婆在江上划船，手把舵的姿式太硬，不够美。你手腕上要有戏”。他边说边做示范，左右手交替地划桨，真美极了，如同在江中划船。他又指出：“你应该将右手心向外推，回来时右手手背向外，动作要协调，要尽量做到符合当时角色的心情。手、眼、身、步要配合，做到上下一致，力求达到表演与角色情绪的统一，让观众得到美的享受。”欧阳老这样仔细地给我纠正动作一使我以后在舞台上更好地塑造了渔婆的形象。

　　《江汉渔歌》演出后，我们又排演了田老和李迎春同志合作改写的《新武松》。我扮演潘金莲。戏演完后，田老亲自拉着欧阳老到后台指着我对他说：“你一定得好好带带这个徒弟，别忘了老师的义务啊！”欧阳老开朗地笑道：“那是一定的。”然后他慢慢地对我讲：“这出戏我演得较早，也演得多。如要说戏，就从金莲围楼这场说起。潘金莲第一次见到武松就对他怀有好感，为什么呢？因为武松是一个打虎的英雄，人长得又很标致；武大呢，又矮又小，没什么大本领，只是人老实忠厚，这样一比，金莲就产生了爱慕之心，思想也相当矛盾，在行动和语言上也有所流露。武松性情刚烈，对哥哥武大一贯爱护、尊敬，今日看到嫂嫂对自己作出轻浮、调情的行为，不免暗中气愤，便严肃地对潘金莲说：‘如若没有风吹草动，便罢。如若有什么风吹草动，俺眼里认得你是嫂嫂，俺这拳头绝不认得你这嫂嫂。’潘金莲受了武松的指责，心里烧得似火一样，有话也说不出口，只将脸靠在墙壁上，背对着观众低头不语。这一段，观众主要看演员的后背戏，要表现潘金莲的羞愧及调情失败后的心情。这时武大说了一声：‘娘子，二弟去了。他走远了，你还哭什么呢？’潘金莲听了这一句话，更委屈得放声大哭起来。在表演过程中，要仔细而详尽地刻画她内心的矛盾、失望，而又觉得自己命苦的极为复杂的心情，这样观众就会感到真实了。”听完这段话，我茅塞顿开，逐渐地把握住了演好潘金莲这个角色的要点。

　　在服装穿着上，欧阳老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穿的是竹布衣裤，欧阳老说不应该穿这样的服装。我说，这是按湘剧的规矩穿的。他说，那就按你们湘剧的传统，不用改动了。在戏的前几场，潘金莲褶子坎肩扎汗巾，在“诱叔”那场，就穿裙子，腰扎帕子，这样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湘剧演出一直是这么穿的，为了舞台效果，为了保留地方剧种的特色，欧阳老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1943年秋天湘桂战局紧急，我们一家准备逃难到重庆。我便和田洪同志去向欧阳老夫妇辞行。

　　欧阳老住在桂林榕荫路的一条小巷子里，房间布置极为简单，没什么摆设。欧阳师母和欧阳老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并询问说：“天这么热，你们来一定是有什么事吧？”田洪同志回道：“是啊，我和绮霞要走了，今天特地来看看二老。另外，还想请您给绮霞写几个字留作纪念，也是对她的鼓舞和勉励。”欧阳老一口应允，说：“好，我一定写。你们走还有几天吧？”

　　几天后他们就来了，步行到施家园。桂林的秋天热得很，走得热汗淋淋。我们猜想可能是送字来了，果然，听田老说：“写得太好了，只是过奖了。”欧阳老却说：“年轻人，应该多多鼓励嘛！”非常可惜，在湘桂撤退的流离动乱中，欧阳老的亲笔题字，连同我们的其他资料都在途中丢失了。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对相亲相爱，互相尊敬的欧阳夫妇的形象。欧阳老夫妇结婚五十多年，夫妻间从不红脸、吵架，相敬如宾。

　　全国解放初期，我们全是供给制。我的儿女多，常常是大孩子穿过的衣服再给小孩子穿。有一年，我们来北京看婆婆和伯伯，欧阳师母来家后发现我小女儿灿灿的一件棉袄没有罩衣，她就做了一件罩衣送来，并对婆婆说：“田伯母，这是给灿灿穿的，我做得不好，莫见怪呀！”我婆婆拿着小衣服说：“这如何要得，自己做就不简单，还亲自送来，真太客气了。”欧阳师母忙说：“您老人家别见外了，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现在又是亲家，有什么要紧。三嫂子演戏工作重，任务又多，我做做是没关系的。”一席话又引起我婆婆的心思，她老人家自言自语道：“欧阳先生在事业上有一个好伙伴，真是一对模范夫妻。可我的寿昌呀，只知道日日夜夜写东西，到深夜还不停笔，从没有人这般关心他哟！唉，我寿昌真可怜呢！”

　　欧阳师母又精明，又能干，为人贤淑。1944年在桂林参加“西南剧展”演出活动时，欧阳师母管理后台，若碰到服装不好看，又临时找不到的话，她就热心地到处张罗，为的是把戏演好。有一次，戏中缺少一个洋娃娃，又买不到，她知道后就亲自动手做好送来，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当时，条件不太好，有很多同志都把孩子带到后台，她总是主动照顾孩子们。象这样的事太多了。我从前辈的身上学到了许多优良的品德，也学到了精益求精的艺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