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秋收季节。有一天，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子荣专程到我家里。他和蔼可亲，带着希望的眼光嘱示：要我写回忆录，给后人留点资料。我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只有把我从艺的经历汇报一下。
苦难深重的童年
我的老家在广西兴安县大溶江。大溶江位于兴安县的南部，周围群山环抱，有一条不到10米宽的溶江，穿过农田流向漓江。1930年1月15日（1929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江边桥头一座茅草盖的小屋里。1952年涨大水，把沿江一带房屋全部吞没了，现在仅留下年代很久的溶江桥。我妈妈没有兄弟姐妹，她姓阳，名关妹。我父亲姓唐，名如宣，他是招郎到阳家的。我有一个姐姐名叫阳桂英，按当地的风俗不跟父亲姓，故而姓阳。我没有名字，他们都叫我老芋崽，小号芋头粑粑。大概是经常吃芋头充饥而得了这个小名。父亲从事缝纫行业，靠一根尺片，一把剪刀，裁裁剪剪，维持一家的生计，一家人过着贫寒清淡的生活。
母亲去世很早，那时我才三岁。好心的邻居看我母亲去世了，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将我送给她姐姐吕中星收留抚养。养母是桂剧演员，养父谢光柏是湖南祁阳人，祁剧演员。我四岁时，养母带着我回大榕江看望我的亲生父亲，我刚进门坎，父亲忙放下手中的剪刀、尺片，将我抱住。临别时，他嘱咐我，要我好好听大人的话。以后，我就跟着养父养母上广西、下湖南，一直生活在戏班里，六岁时只在零陵读了半年书。
祁剧和桂剧虽然是两个不同剧种，但可同台演出。养父演生角，养母唱旦行。他们虽都不是有名气的角色，但对祁剧的传统戏都非常熟练。尤其是我的母亲，肚子饱，记心很好，旦角行当大小角色的“介口”、“唱词”，她全都记得。她既是我的养母又是我的师母。小时候，父母亲上台演戏，每天都把我带上台去，要我坐在检场师傅或打小锣师傅的旁边看戏，一天两场。这样年复一年，看得多听得多，天天受着舞台艺术的熏陶，尤其是旦角师傅上台，我钻到马门边看，有时暗暗地跟着哼唱，这样边看、边学、边唱，我五、六岁时就能唱南北二路曲调了。师傅们看我好学，有些戏中的小角色就喊我去演。如《柴绍招亲》、《闹严府》的丫环，《女斩子》中的大、二夫人；《杏元和番》中的陈春生等。有一次喊我演《五龙逼璋》中的陈念威。那时我还不到八岁，陈念威是娃娃生，在我鼻子上面一只桃子，丑死了，我放声哭不肯去。后来把“桃子”擦掉了，我才肯上台。《三打平贵》中的戴战公主，也要我去演，我也不怕，敢于上台。我妈妈听我嗓子很好，唱起合板，很入调，便教了几个有唱段的小角色，如《三娘教子》中的小薛义，还有《洛阳失印》等戏中一些小角色，我很快就学会了。
1939年，我随父母亲在广西全州柴湾唱戏，听说桂林办起了一个科班，我妈妈想要我去学戏，但怕我不肯去。有一天卸了台后，妈妈找我问话。她叫我冬妹，大概我是冬天生的。她问我：“冬妹！桂林办了一个科班，专门教伢伢学戏，那里有很好的先生教，学戏的都是一些小伢伢，年龄和你差不多大，学戏有伴，大地方见识多，又好玩，你愿不愿意去？”我听了很高兴，乐意地答应去学戏。
阳春三月，毛毛细雨，把大地洗刷得干干净净。三月十八日，父亲送我去桂林。这一天，仍是小雨纷纷，母亲给我准备了一个包袱，包内放着一套换洗的衣服，唯一一双布鞋穿在脚上，路上泥巴糊糊的，我把鞋子脱了夹在腋窝里，光着赤脚走到柴湾火车站。火车叫了，妈妈含着泪水，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把我送上了火车。我感到难受，九岁的我，连一双雨鞋都没有。
坐火车，我是第一次，既好奇又紧张害怕。我父亲牵着我的手上车，车上没有座位，我站定以后，用草纸把脚擦干，穿上布鞋。尽管是阳春三月，寒气仍然袭人，我咬紧牙关贴在爸爸的身边。大约两个小时，车到了桂林，小雨仍不停地下，我又脱了布鞋光着脚下火车。父女俩连伞都没有一把，只好顶着寒风细雨沿着街边赶路。
科班设在桂林启民戏院。接待我们的是苏荣兰先生。他是湖南祁阳县人，是一位有名望的老师。他说：“名额满了，已经开学啦！”我父亲说：“我们是刚从全州乡下赶来的，小孩子南北二路都晓得唱了，请苏先生宽容宽容。”苏先生拿起二胡要我唱。我唱了《打金枝》中的公主的前面一段“北路”。先生听了，认为我嗓子很好，板眼也清楚，就这样把我收下了。
终身难忘的科班
桂林“仙”字科班，是国民党的杜团长为首发起的，有几个股东，由桂林绸缎铺、南货店、酒店等四家大老板组成。首先由股东集中一笔资金做科班筹办经费，如教师薪金、学生膳食费和教学中必要的开支。以后学生演出收入由股东老板收回他们的垫资后，多余部分归他们分红。
杜团长名叫杜仲仙，“仙”字科班的名字，来自杜仲仙的“仙”字。他们办科班主要不是为了培养接班人，发展戏曲事业，而是以赚钱为目的。
桂林当时是广西的省会，是广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称，流动人口很多，但娱乐活动比较单一，电影都是黑白片，而且又是无声的，看起来不过瘾。看大戏、看人戏比电影好，他们瞄准了这个市场，因此把科班抓得很紧，办得有声有色。
学生进入科班，一般要改名换姓，但也有不改姓只换名的，不改姓只换名的男学生较多，女的也有换名不改姓的，凡改过来的名字，美其名曰“艺名”。仙字科班约有50多个学生，大部份都是桂林市的。年龄最大的16岁了，他们是来参师学艺的，最小的只9岁，我是班里三个最小中的一个。科班里没有文化课，只有一位管学先生，负责管理学生生活，其余都是专业老师。科班专业老师有：蒋金凯，苏荣兰，刘安伯，李万春，张寿生，满庭芳。他们都是湘桂两省德高望重、多才多艺的先生，对学生练功、学戏、排戏都认真负责，要求相当严格。早晨，天刚刚亮，管学先生吹哨子，学生立即起床。早晨一般都是练功，先易后难，如吊嗓、压腿、踢腿、走马路、下腰、翻跟斗、趴一字、摆枪摆刀、开衫子等等。老师按行当分别进行指导、交待要领、提出要求。小生、生角的腿，要求和树一样的笔直，难度很大。一个早晨要练两个多钟头，个个练得全身大汗，有的练得腰酸背痛，行路艰难，还有的练得筋骨疼痛，眼泪双流。人们常说：“读书人有十载寒窗之苦。”我们唱戏的是汗水泡出来的，是泪水熬出来的。练功是一门苦差，但又是一门必修之课。现在有句行话，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就是基本功，基本功练好了，排戏、演戏就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旧社会办科班，一般三个月后就演出。我们“仙”字科班，老板和先生订的合同是半年上演。半年时间过去了，除早晨练功外，白天晚上都是教戏、排戏。先生首先把剧本中每一个角色台词的单边本发给各行当学生，由行当老师上“道白”、“唱腔”课，单边学会了，排戏的速度就快了。
传统戏自古以来，都是一个模式，哪个演员站哪里，坐哪里，唱什么牌子都固定了的。先生个个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只要单边学会了，合拢来就是一出戏了。科班进行到后阶段，一个剧的单边角色你熟习了，老师领着走一次场，就能上台唱，如果场次不多，人物又少，老师讲一讲场口，也能上台。我们这个科班共排了两百多出戏，相当于一个江湖戏班的戏量。
三年科班，老师没有直接给我排一出戏，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是三个最小的学员之一，有很多的师兄师姐都是来参师学艺的，他们年龄比我大，个子比我高，排起戏来主要角色都是他们的。老师虽然没有给我排戏，但我照样可以上台演出，因为排戏有个规定，没有安排角色的，要求学生都在台下看排练，天天看，看熟了。如《山伯访友》、《大闹金阶》、《斩三妖》、《法场祭奠》、《断桥》等戏，我没有经老师排，也能上台对外演出，同样受到老师和观众的认可。
科班规矩很严，教戏、练功、排戏不准迟到早退，都要按时到场，不准擅自离开，没有排戏任务的同学，都要坐在台下看，违犯了规矩要打板子。男的打屁股，女的打手板，女生人多，管教更加严格，还要加打“王妈妈搓索”。所谓“王妈妈搓索”，就是叫女同学围个圈圈坐下，一张凳子摆在中间，将犯规的女同学坐在中间，要求上身端正，两手自然垂直，两脚成90度摆在凳前。先生用竹板使力横抽，这样抽打，打得两腿麻辣火烧，两手很自然地在腿上摸一摸擦一擦，以便分散疼痛，这就叫王妈妈搓索。演出时，哪个演员道白讲错一个字，或者唱段有“走腔夹板”，表演不到位，先生火冒三丈，全体学生都要挨打，这就叫打“公堂”。有的学生经受不起这种惩罚，像现在隆回祁剧团郭金枝的老伴唐琪仙，她就这样被打走了。有一次演出，我没有角色，规规矩矩在台下看戏，演小花脸的讲错了本子，第二天打公堂，我照样也挨打。我害怕，也有想回家的念头。但家在哪里？又不知父母亲演出流落在什么地方，没有办法，只好忍受这种痛苦。
旧社会学艺是艰苦的，学我们这一行尤为艰难。不但要付出很多汗水，而且生活上也得不到温饱。虽然每天开三餐，八个人一桌，三菜一汤，份量不多，油水也很少，同学们知道我困难，他们经常凑起钱，叫我到馆铺里买“水菜”。所谓水菜，就是客人没有吃完的倒在潲桶里的菜，我买回来再煮一下，以此充饥度日。同学们都带有被子和个人生活用品。我没有被子，师姐毛珍仙很同情我的困境，经常喊我同她搭铺。冬天，气候转冷，科班的担保人怜惜我，给我做了一件长棉旗袍，两件罩衣，加上两套换洗衣服和一双布鞋，伴我渡过了三个春秋。这三年科班，既锻练了我，也使我懂得了人生的苦难和学艺的艰辛。1942年，时局紧张。桂林是省府所在地，日本飞机经常骚扰轰炸，科班老师带了口信给我父亲，他从乡下赶到桂林，把我从科班接．回，就此结束了三年科班，往后的日子，就跟随父母闯荡江湖。
动荡艰难的岁月
旧社会里江湖班很多。班主（又称本家）接演员组建戏班，靠戏班演出维持生计。江湖班，每年12月16日就散班了。演员回家过了年后，哪个本家来接就往哪里去。名角自然接的人很多，一般演员也有人接，不过待遇不同而已。待遇有两种，一种分账制，另一种包账制。吃包账制的演员，因为技艺水平较高，他不管每场演出收入多少，’一般4块5块光洋一天。分账制则不同，演出收入除了必须开支，其余拿出来分账。演员都分别定“底分”，最好的演员，底分定10分，这是当场演员的身价，唱二角三角8分、7分不等，唱哪一角就拿哪个档次的工资，在江湖班分得很清楚，不会发生争吵。
从科班出来，父亲把我接到全州县凤凰嘴，离县城几十里，我妈妈正在这个江湖班演出。班主是宾最超，他原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军人，因他从小学过戏，对戏剧有藕断丝连的情怀。离开黄埔军校后，他脱下军装。买了一副行箱，从事戏班生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江湖耍友。
从科班回到妈妈身边，我把在科班学艺情况禀告了母亲，她知道我没有学很多戏，严肃地责备我：“三年科班得了一个名字（谢美仙）回来。”我难受得哭起来，有说不清的苦衷。可父亲原谅我，说：“回来以后妈妈教你，好好学戏”。从此妈妈管得很严，抓得很紧，晚上睡在床上教，清晨，天还没有亮，躺在床上教我记台词，学唱腔，天亮了催我去台上练功。过台时，一边走路，一边讲戏的场口、讲本子。那个时候我年轻，记忆力很好，经常一出戏的单边的角色台词，在过台的路上我就记得了。
在从艺的道路上，父母亲对我有个安排，经常带我到农村唱江湖班，这样，实习机会多，唱当场角色的机会也多。一出戏的旦行，大小角色都有机会实习，提高也快。1944年我一家人被接到窄维田（全州县内）唐秀文起的班子演戏，唐本家是一位祁剧票友，爱耍又爱唱，但清规戒律也多，我记得妈妈的产期快到了，正值寒冬腊月，天气很冷，没有地方生，可他家有的是空房子，借他的牛栏房也不肯，没有办法，最后找到山上一间灰屋。我记得很清楚，严寒的冬天，冷风刺骨，一间灰屋四面通风，莫说是生小孩，就是在那里站一下都难受。农历12月16日散了戏后，妈妈突然临产了，我父亲掺扶着她，顶着寒风，一步步地走到灰屋，妈妈就是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生下我弟弟。父亲为了使弟弟以后自己知道出生时的苦情，就给他取名叫“青山”。后来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湖南已落入日本鬼子手中，我一家人为了生活转辗山区，参与川溪（全县）的一个江湖班，在山区唱了好几座台子，生意不好，连吃饭都困难。有时戏唱到一半停下来，拿着脸盆喊：“请诸位凑合几个。”艺人成了向观众讨钱的乞丐。后来演出虽然转到了山区，也不时传来日本人要来的消息，人心惶惶，根本没有人写戏了。为了生活，我们就在人多聚居的大院子唱，要求给点米、糍粑，60多号人（包括家属）两人分吃一个糍粑，生活十分艰难。后来日本人打来了，广西沦陷。戏班无法维持而散了伙。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老百姓经常上山躲兵，途中难民不时传来消息：“日本人强奸掳抢，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大家都面临着生命安危。我家一副挑箱，一头挑着被窝帐子和几套换洗衣服，一头放的锅子鼎罐，这就是全部家产。要想走出困境，只有一边逃难，一边寻找戏班。
梨园老辈有句名言：“子弟一堆灰，锣鼓逞雄威”，就是说艺人弟子，只要会合在一起，锣鼓一响，就可上台唱戏，开了锣就有饭吃，就有生活来源。但在这非常时期，要找戏班谈何容易？在这逃荒的路上，妈妈节攒的几块光洋都用光了。落得沿途乞讨，真是度日如年啊。1945年8月，我们转到了茅坪，在这里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墙上还贴了很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真是柳暗花明。为了庆祝胜利，村子里请来了一个戏班，见了面很多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们说：“来得好，正少了人。”戏台扎在山坡下面草坪里。开锣的那天，前面村子也请来一个戏班，相距只有一里之遥，真是唱对台戏了。一天下午，我们这边唱《斩子》，是生角的唱功戏，观众很多，有站在后面踮起脚看，有的站在凳子上看，有的爬到树上看，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不久，前面村子那座台子也开锣了，他们演《虹霓关》，扮演方氏夫人的嗓子很亮，我们这边都可听到，部分观众像倒坝水一样涌过去了，这是在科班里看不到的场面，也真尝到草台艺术的魅力。尽管唱对台戏不好，但这种唱腔艺术的魅力，至今还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味。演完茅坪，全班人马被接到灌阳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天，我们正在演《凤仪亭》，我扮演貂婵，戏快到一半了，乡公所的枪兵来了，师傅们都逃走了，我和毛金玉脸上还有妆，哪能逃脱？穷凶恶极的枪兵，不由分说，把箱子封了，把锣提走了，并把我们两个抓到乡公所。这副行箱是马长官的。第二天马仁波得到信赶来了，他对乡长讲：“这副行箱是我的。”那位乡长晓得马长官是白崇禧的亲戚，不好对付，连忙嬉皮笑脸地说：“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既是马长官的，开箱放人。”毛金玉和我走出乡公所，大家一起会了面，经过商议，认为现在乡里戏不好唱了，到处抓人，于是将整个戏班拉到全州县城。
全州是桂北地区一个大县，又是湖南和广西交界之处。县城的桃园戏院经常接待各地的江湖班。为了搞好县城演出，我们增接了好几个演员：
生角有颜玉亮、邓芳知；
小生有马玉珂、蒋亚炳、定丰珠；
净行有唐瑞雄、蒋玉勇；
丑行有邓芳酮、罗连成；
旦行有肖锦屏、王春娥、红辣椒（即吕素贞）。
马玉珂、定丰珠、红辣椒都是湘桂线上的名流，他们都是我的前辈。如果说筱玉梅是祁剧赫赫有名的角色，那么，红辣椒、马玉珂即是名噪湘桂线上的魁首。在农村唱草台班，我可以唱旦行当场角色，跟他们在一起我只能唱二角和三角。不过师傅们看我年轻，都关心我，有的角色让给我唱，受益匪浅。
邓芳酮师傅是小丑行当的演员。他讲、唱清楚，高、昆腔唱得好。我母亲跟我说：“唱完这座台子到湖南，湖南人喜欢看高腔戏，我去请芳酮师傅教你，学几出高、昆戏下湖南。”我听了很高兴，芳酮师傅看我妈妈请他，乐意接受了教我的任务。芳酮师傅认真负责，每天除了下午晚上有演出任务外，上午都是我学高、昆戏的时间。早晨，我要练早功，有时饭都来不及吃，他就到台子上候场。师傅来了，我怎么好回去吃饭，经常饿着肚子学。他一支一支的牌子教，一边教唱，一边点板，“字”咬得正，“腔”润得圆，听起来娘亲女爱。由于师傅教得好，唱起来又有韵味，我也不晓得肚子饿了。我学的“耍高腔”，如《金精戏仪》、《百花赠剑》、《秋江》、《姊妹拜月》、《八戒闹庄》、《哑子背疯》等都是芳酮师傅亲口传授。还有《鹿台饮宴》和岳飞戏中的昆腔牌子，如《园林好》、《收江南》、《沽美酒》、《雁儿落》、《锦芙蓉》、《集贤宾》、《江头金桂》等几十支曲牌，为以后唱高、昆戏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广西四年的实践演出，加上芳酮师傅传授的高、昆戏，日常的演出，我都能承担。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经是10多岁的大姑娘了。在县城一天演两场，看戏的很多，生意也很好。但是，当地的流氓地痞，经常来剧院骚扰，父亲为了保护我，有一次差一点和别人打起来了。马玉珂师傅语重心长劝告我父亲：“光柏师傅！这里是广西，头顶别人的天，脚踩人家的地，那个毛崽崽，是对门毛家大院的毛少爷，惹他不起的。”我父亲忍气吞声，觉得桃园戏院不是久留之地。1947年春，我们一家离开了广西，到了湖南的零陵。当时在零陵挂牌演出的是“品”字科班郭品文，他既是演员又是班主，也是祁剧有名的小生。红辣椒从全州也来到了零陵，这个江湖班的演员阵容比广西全州桃园戏院还要略高一筹。
生角有芦春兴、朱明仙；
花脸有郑清雄、郑清龙（绰号小霸王）；
丑行有何品祥；
旦行有七香车、桂枝香、红辣椒；
小生郭品文，还有何绍连。
七香车、红辣椒都是名重一时的角色，论年龄，红辣椒要小一点，但观众上座率略高于七香车，而七香车技艺水平略胜一筹。大码子戏由她两位师傅当场，在零陵我耍了一出客串《红霓关》，就去东安了。
在广西，梨园姐妹们常说：“湖南的戏难唱。”特别是零陵、东安一带，尤其是东安的戏最难唱。那里有十道“阎王殿”。农村里的农民，城里的店员、居民，他们都熟习戏路，戏的故事情节都知道，名角也见得多，不少人对戏的唱词，道白都能讲出来，还有的连表演一招一式都知道。有许多人南北二路、高、昆曲牌都能唱几板。另外，东安唱“点戏”与别的地方不同，它一点就是10天，要唱10天9夜3个早晨。上午九点开锣，下午唱到太阳落岭，晚上还要接着唱。演出如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表演不到位，就当场起吆喝，向台上丢草鞋，撒“烂药”，弄得你狼狈不堪，骑虎难下。在广西听到这些，没有接触也不在乎，如今踏上这座“阎王殿”，就感到有些畏难，心里很胆寒。如果真有什么闪失，出现了差错，草鞋向我打来，那多难以为情啊。父亲知道我有畏难情绪，就对我说：“以前我在这里唱过很多江湖班，只要认真，按老班规矩唱，没有事的。”妈妈也安慰鼓励我：“在广西怎么唱，到湖南也是一样的唱，不要怕。”
东安是个县城，虽然不是祁剧发祥地，但它是祁剧江湖班最活跃的地方之一，我们在东明剧团搭班。剧团负责人是县政府一位官员，叫青云大队长，他是东安把水口的角色。原来这里当场坤角是白莲子，她患病在身，卧床不起。蒋亚炳师傅在全州和我分手后，直接到了东安。原来在这个团的还有田连禄、李福保、帅翠喜、王赛雀、熊芳槐。与他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久闻盛名，我们同台演出几场后，观众反映很好，场内风平浪静。那时我正值青春年华，嗓子也好，师傅们看我刚从广西下来，都关心我。不久，白莲子仙世，当场旦角就全落在我的头上。我心里想，我能唱一两百出戏，随他们点，点哪出唱哪出。谁知一个月后，会首送来点单——《目莲传》。《目莲传》全本要唱七天，我着急了，这一下把我难倒啦。全本目莲戏我没有学过，只晓得几出单折戏，芳槐师傅安慰我，没有学过没有关系，我来教你。旧社会的东安，夜晚没有电灯，晚上一片漆黑，为了应付演出，每天散戏后，我学唱腔、学介口、学场口，晚上烧松脂油做灯。就在这一明一暗的松油灯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把旦角的单边本子、曲牌学下来了。这全本的《目莲传》就是这样逼出来的。
唱完东安到虢虎岩，帅翠喜遇上了难产。农村里没有医院，结果大人小孩都没有救活。翠喜师傅有几出好生角戏，如《六郎斩子》、《空城计》、《文昭关》、《孔明拜斗》、《法场换子》，尤其是《六郎斩子》、《孔明拜斗》唱得好，脸子、嗓子、眼神都好，行腔委婉，吞吐清楚，把杨六郎、孔明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演得栩栩如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翠喜走了，我们都处在伤感之中，但每天仍按会首点的戏坚持演出。观众很多，为了不出差错，演出之前在后台互相对好介口，保证万无一失。21天的演出，会首对我们很满意，这座“阎王殿”平平安安地过关了。管班师傅告诉我们，下个点在白牙市，还有井头圩，这两座台子他们都点了《目莲传》。我们转到白牙市，一些群众讲，我们这里最喜欢看祁剧，听说戏班子来了，远道地方的农民带起米来住伙铺，专程看戏。
群众看戏热情高，我们最担心的是“罚戏”。如果罚了戏，这一天就白唱了。由于早有思想准备，白牙市的演出没有出现什么毛病，但个别人刁难也是有的。我记得会首点我一出《三娘教子》，这个戏在广西我经常演出。我演到教子的一段唱腔，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冲上台来，把音乐行的二胡抢了过去。他拉京剧“二黄”，我停下来。那个家伙看我不唱，他拿起火箱迎面打来，我侧身撇开一步，火箱打在椅子上。满场观众不知缘故，纷纷涌上台来问原因。了解情况后，都责备肇事者：“她没有唱错；你刁难人家干什么？”大家你一言他一语，把哪个家伙轰走了。风波平息后，田连禄师傅告诉我：“这个家伙跟踪看了三座台子啦，他就是想来挑毛病找麻烦的，挑不到毛病就故意刁难，制造事端。”通过这一事件，使我深深感受到在旧社会里唱戏，不但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而且随时都要受到侮辱和威胁。
演完白牙市后，又唱了两座台子才转到井头圩。在井头圩他们点了七天《目莲传》，另外还唱了三天点戏。点戏的头一天就点了一出《槐荫别》。这出戏祁剧很少人唱了，戏不大，是一出高腔戏。蒋亚炳师傅说：“他唱过一次，本子都记不清了。”班里很多人没有看过，我也没有见过。戏点了，怎么办？大家商议，把前面的戏拉长一点，时间到了就刹罗。第二天又点了《槐荫别》，我们还是用拖时间的办法对付，第三天会首又点了这出戏。亚炳师傅说：“要做准备啦！”他把本子翻出来给我看，曲牌唱段很多，上午边演边看本子，亚炳师傅饰董永，我演七仙姑，下午就把这出戏搬上了舞台，也受到会首和观众的认同。
唱过几座台子，我尝到了关卡的滋味。在江湖班中遇到的困难和麻烦，经过亚炳、芳槐师傅的帮助、指点，终于渡过了难关。最后，一出《槐荫别》告别了东安。1948年我一家到了邵阳，在平民剧团搭班演出。
艺苑剧坛的春天
邵阳市城位于资江河畔，是祁剧宝河派所在地。邵阳当时有艺光祁剧团在慈善剧院演出，即现在的邵阳剧院地址，平民剧团在国风剧院演出。1949年10月邵阳解放了，平民剧团的班主回了广西。留下来的演员，大家商议，从外地加接来一些演员，重新组建戏班，取名为文艺祁剧团。当时为了配合土改、镇反运动和宣传婚姻法，剧团排演了现代戏，安排我主演《血债血还》、《海上渔歌》、《小女婿》，剧团生意红红火火。这些现代戏的上演，对建立和巩固新政权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1951年，我荣幸地被批准参加洞庭湖慰问演出，亲眼看到了民工们治湖的艰辛和雄心，看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治湖、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决心，受到了深刻教育和鼓舞。后来，人民政府对民间职业剧团进行整顿登记，我们全家在邵阳安家落户，从此结束了11年多的江湖班生活。
解放后，穷苦人翻身作了主人，在旧社会被视为戏子、三教九流的艺人，如今社会地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光荣地被称为文艺工作者、人民演员、艺术家，就像从寒冬腊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感到格外舒心、温暖，一家人心情愉快地过着安定祥和的生活。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民间职业剧团中培养一批文艺骨干，1952年我被选送到湖南省戏改干部讲习会学习。学习内容为“三改”，即“改人、改制、改戏”。第一，改变人的思想，改变旧观念，提高对文艺事业的认识；第二，改变剧团不合理的制度；第三，对传统剧目，去芜存菁，摒弃封建糟粕。我回团以后，积极投入“三改”工作。1954年我被评为邵阳地区优秀青年代表，出席湖南省首届青年代表大会。
1955年，邵阳地区举行戏曲观摩会演，有10多个剧团参加。我扮演《红梅阁》中李慧娘，获一等演员奖，并确定为赴省会演剧目。新化县祁剧团的一枝梅师傅演出的《昭君出塞》也被评为优秀剧目，并确定为赴省会演剧目。大会领导考虑到扮演王昭君的一枝梅师傅年过半百，需换一位青年演员。当时有三个剧团的青年演员加工排练了这出戏，通过演出，大会评委和地区领导最后确定由我来扮演王昭君。这样，我担负两个戏赴省会演的任务，心里有些紧张，怕演不好，领导多次找我谈，我才树立了信心。
这出戏的导演是何少连，他还兼任戏中角色王龙，马童由王求喜扮演。我们三人反复读剧本、琢磨商讨，熟习和把握人物的历史背景和王昭君的民族气节，紧紧地扣住昭君对朝庭的怨恨和对故土留恋这条主线，力求使表演符合王昭君的思想情感。经过加工排练后，同年12月赴省会演，受到省领导、省会文艺界和各省观摩代表团的一致好评，我荣获一等演员奖。剧组获一等演出奖。中国唱片公司将《昭君出塞》的唱腔灌成唱片在全国发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将《昭君出塞》摄制成画册出版。195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我省级劳模称号，党组织又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昭君出塞》剧组参加全省优秀剧目赴北京向文化部汇报演出。汇报演出结束后，我和何少连等被留在北京参加由中国戏曲研究院主办的戏曲演员讲习班，学习时间为三个月。刚开学不久，正逢梅兰芳先生从日本演出归来，国务院为梅先生举行盛大招待会，周总理亲自主持酒会。全国各剧种在京的名演员都被应邀参加，我也在邀请之列。这是我一生受到的最高礼遇，我深深感到在新社会做一名文艺工作者的光荣。学习期间，有幸听了梅兰芳先生和李紫贵、阿甲、张庚、郭汉城、程砚秋等著名老师的授课，受益匪浅。在结业会上，梅兰芳先生还给我们每个学员送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自1957年起，我被选为邵阳市（当时为县级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8年冬，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东湖召开，全国很多剧种的优秀剧目和名演员，云集武汉东湖为会议演出。《昭君出塞》剧组也奉调东湖，安排在最后一个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上演。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亲自陪同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两国军事代表团上台接见，还送了一个大花篮表示祝贺，并和我们合影留念。
上海昆剧大师俞振飞与上海京剧院著名演员言慧珠夫妇观看了我们的演出。第二天，俞振飞、言慧珠夫妇特邀我和何少连、王求喜在他们下榻的宾馆做客，受到他们热情的款待。谈到《昭君出塞》这出戏时，要我们在宾馆大厅走排了一次《昭君出塞》，受到二位的连声称赞。
有一天晚餐后，省文化局局长陈曦带我去看望省委周小舟书记。周书记在谈话中说：“毛主席、周总理赞扬你们演出的《昭君出塞》很成功。并建议你们把汉水源头葬孤魂的‘汉水’改为‘黑水’，把‘玉门关’改为‘雁门关’。你们按照主席和总理的意见修改。”小舟书记还对我说：“你还适合演杨贵妃，要陈局长给你们找个人写剧本。”回来后不久，陈局长要编剧刘回春写了《长生殿》。
八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全国妇联授予我“三八红旗手”奖章。中南区获“三八红旗”奖章的还有河南豫剧著名演员常香玉、广东粤剧著名演员红线女。
《长生殿》剧本经过排演后，参加了1959年全省戏曲观摩会演。后因受到庐山会议的牵连，只做展览演出，但湖南剧院观众仍然暴满。演出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同年12月，毛主席回湖南视察，《昭君出塞》剧组又奉命在省委礼堂演出。这是毛主席第二次观看《昭君出塞》。那天晚上和我们一道演出的还有益阳花鼓戏剧团演的《生死牌》。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今晚给总理打个电话，这两出戏很好，把他们调到北京为全国劳模大会演出。”
第二天，省委就接到总理指示，要我们赶赴北京，时间很紧，大家都急急忙忙赶上火车。到达首都的第二天，先安排我们在怀仁堂彩排一场，服装还是在北方昆剧院借的。元旦的晚上，在怀仁堂举行汇报演出。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再次观看了，陪同观看的还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等。演出结束后，周总理、贺龙、周扬等领导上台接见，并和我们合影留念。按周总理指示，我们剧组为全国劳模大会演了四场。
为了交流不同剧种、不同流派演出的《昭君出塞》，文化部、中国剧协在长安戏院举办了京剧、北昆、祁剧三个不同剧种《昭君出塞》同台演出。演出后，田汉亲自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对三个《昭君出塞》分别作出评价。田汉、梅兰芳等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祁剧《昭君出塞》表示赞赏：“谢美仙扮演王昭君，唱、做都能刻划昭君见景生悲，怀念故国的心情，演出精彩动人。”首都10多家报刊发表文章，盛赞祁剧的演出成功。
1958年，由剧团蒋桂荪、何少连、周美仁、朱宝珍等创作的现代戏《不朽的战士》（后改名为《黄公略》），在邵阳首演时，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晏甬专程来邵观看演出，得到了他的肯定与赞扬。后赴北京演出，受到陈毅副总理和田汉、欧阳予倩等戏剧家的赞赏。
1959年，领导通知我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我因故请假未出席。
1960年初，湖南省文化局调《昭君出塞》剧组参加湖南省戏曲艺术团（湘剧、祁剧、花鼓戏）赴广州汇报演出。艺术团接待了港澳同胞参观团，并请他们看了我们的戏。同年三月，省文化局决定以邵阳祁剧团为基础，并从全省祁剧界抽调一部分优秀演员，组成湖南省祁剧艺术团。加工排练了《闹严府》、《牛皋毁旨》、《斩潘案》、《醉打山门》等传统剧目和现代戏《黄公略》，赴北京汇报演出。中央领导、首都文艺界同志以及首都观众观看了演出，受到好评。
汇报演出结束后，艺术团由中央文化部介绍赴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一带巡回演出。
同年5月11日，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以祁剧艺术团为主体，成立了湖南省祁剧院。院址暂设邵阳市，由邵阳地委和专署代管，我被任命为管理业务的副院长。
1963年元月，应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邀请，由省文化局胡青坡局长、刘裴章副局长领队，省祁剧院和零陵地区祁剧团组成湖南省祁剧艺术团，赴广州慰问演出。我和何少连演出的《重台别》，严利文、金琼珍演出的《探监》，还有零陵祁剧团演出的《拦马》、《访白袍》等受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和正在广州视察的李富春、贺龙、蔡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回邵阳后，又赴广西桂林、柳州、玉林、南宁等地演出。每到一地，《昭君出塞》、《醉打山门》、《杨七郎打擂》等戏都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和文艺界的好评。
同年9月，为了进一步发展祁剧艺术，湖南省人民委员会遵照陶铸同志的指示，批准湖南省祁剧院从邵阳迁至长沙，成为省直属十大院（团）之一。
1964年，剧院先后排练上演了现代戏《江姐》、《琼花》、《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等。每出戏都上演了数十场，受到了省会观众的喜爱和欢迎。我也移植演出了现代戏《红松店》，塑造了一个老女红军的形象，受到了好评。
1965年，由谢让尧、范舟、周峥嵘三人合作创作的现代戏《送粮》，由宋绍文、刘锡林同志导演。参加中南区现代戏观摩会演，被评为优秀节目，陶铸等领导同志大加赞赏。后参加中南区演出团，晋京汇报演出。10月10日，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全体演职员，并与大家合影留念。此剧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艺术片。古老的祁剧不但善于演古典历史戏，演现代戏同样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正当古老的祁剧象一朵鲜花喷吐芬芳时，一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家都去“闹革命”，演出停了，基本功无人练了，一些服装、资料也烧了。我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的帽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69年初，我一家人随剧院下放到新宁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0年，省祁剧院被撤销，下放邵阳地区。同年成立邵阳地区文工团祁剧队。1972年我才调回邵阳地区文工团祁剧队。
我回邵阳时，剧团正在演出现代戏《杜鹃山》，演员们配合默契，受到观众赞赏。观众天天排队买票，连续演出三个月，场场爆满。接着又演《智取威虎山》、《沙家滨》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中年演员的出色表演，我看到了祁剧的希望。
1979年我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并被选为中国剧协第三届理事。
1980年我被选为政协邵阳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常委。还出席了湖南省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
教坛生涯的甘甜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把祁剧这朵鲜花摧残得枝叶凋零，造成艺术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1976年8月，经上级批准，邵阳地区创办祁剧科，隶属湖南省艺术学校，招收祁剧专业学生30人。当时，办学条件很差，师资力量缺乏。地区文化局领导决定从祁剧团抽调一批年龄较大、舞台演出经验丰富的骨干演员到学校担任祁剧表演专业教学任务。领导安排我去教学，我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从此，我从舞台走上了讲台，决心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培育祁剧鲜花，培一捧土，浇一瓢水。
当时，祁剧科没有校舍，临时借用邵阳地区煤炭局招待所作为办学场地。地区文化局领导委派刘逊龙同志为主，和地区祁剧团唐华生同志一道，具体筹办建房事宜。在邵阳地区党政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建设好了教学楼和师生宿舍，从而扭转了借房居住、寄人篱下的困难局面。
1979年经上级领导批准，成立了邵阳地区艺术学校，与省艺术学校祁剧科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我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1986年5月经省政府批准，将省艺校祁剧科改为邵阳戏曲学校，从而成为一所正规的中等专业学校。
教学，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虽然我出身于科班，但对如何教会学生、教好学生，没有把握，更谈不上有经验。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我在上第一堂课时，首先，向学生讲述了自己从艺的经历。在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低人一等。我学艺是为了生存，为了弄碗饭吃。新社会学艺，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党的文化艺术事业而学。因此，要求他们首先要学会做人。在教学过程中，我始终用爱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学生。发现优点及时鼓励，发现缺点耐心细致地启发引导，要把他们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艺术人才。
地区文化局很关心学校工作，经常过问学校情况，许英杰局长向我提出，要我给学生排演《昭君出塞》。我乐意地接受了任务，校领导按局长的意见，在剧目课中作了安排。
学生中谁适合演王昭君呢？老师们都认为王雀鸣嗓子好，我也认为王雀鸣较为适合。她不但嗓子好，还比较稳重，但她要学好这出戏，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她表现人物内在思想感情的能力较为缺乏，同时唱腔咬字不准。为了帮助她掌握好王昭君这一人物的身份、处境，我向她扼要介绍了这个戏的历史背景与人物特点：
王昭君是选进宫里的一位嫔妃，她和大家闺秀一样，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她接触朝庭的政事较多，了解朝庭的腐败情况，因此，她具有一定的政治见解。当时匈奴入侵，满朝文武坐视无策，最后要她去匈奴和番。这对她来说是个最大的侮辱和难堪。这种处境，构成了戏的悲剧基础。戏一开始，她一方面思亲，留恋故土；另一方面，是“怨”和“恨”，她埋怨汉刘王懦弱无能，朝纲不振，文武百官贪生怕死，她恨毛延寿通敌卖国，番邦猖獗。这种怨恨情绪，是王昭君思想主流。我认为学生对戏的主题和人物，事先应该有个轮廓的了解，对他们学好一出戏、排好一出戏，都是有益的。
《昭君出塞》这出戏，唱的多，从头到尾一百多句唱词。唱戏，本来就把“唱”摆在第一位，按照“四功”的排列，它也是名列其首。王雀鸣在学“讲”、“唱”的时候，总有点带地方土音，如把“王”字唱成去声，思长安的“思”唱成“施”，备马伺候的“伺”念成“是”，此言不许再提的“此”念成“只”，西风残照里的“风”字唱成“分”等等字眼，唱得不准，也咬得不准。我在教“讲”、“唱”的时候，一字一句地纠正，有的字、有的唱腔要教几次，甚至要教几十次，才能纠正过来。
王雀鸣嗓子好，具备培养成好演员的基本条件，但要会运用嗓子，要善于行腔润味，单凭嗓子去卖腔，等于一碗白开水无滋无味，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王昭君出皇城时，有一段看大雁的唱段，它是一首很有韵味的抒情诗。唱这一段腔，要运用好气息，一字一句地抒发人物内心情感。我还启发王雀鸣，感情要有起伏，有悲，有恨，有快，有慢，比如“怀抱琵琶”时有段唱腔，是全剧的中心唱段，曲牌都是“风入松”，但在唱法上，要有慢，有悲；在表演上要含悲有泪。泪从哪里来，我把自己演这段戏的体验，告诉王雀鸣：当想到琵琶和“我”落到同样的命运，落到同样的遭遇时，眼泪就来了。后面还有大段的唱，要求一字一腔吞吐清楚，倾诉出人物的内心感情，把观众带进人物的思想境界。
学校一般只有讲台，而我们艺术学校既有讲台，还有排练场。排练场也是讲台，也是课堂。有很多表演，在教室讲台上无法完成，必须进入排练场，边讲边唱边动，不断地去完善人物的表演，排练时发现了问题，就边排边讲，而且要讲深讲透，使学生深入其境地演好人物。
《昭君出塞》重做工，也是我们通常讲的做工戏。做戏，在“四功五法”中排在第二位，它是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平时讲，戏不要乱做，动作不要乱安，要按照剧本规定的情景和人物的需要，合情合理地做戏。比如王昭君前面有两次出场。这两次出场各有不同，第一次出场，王昭君是深沉地慢步，到了台口，抬头一看。这个看的意思是“我”到了什么地方。第二次出场，换了服装，身上穿戴，都是番邦打扮，感情上就不同了。王昭君在“急急风”的锣鼓声中，用雪衣遮住面部，背身出场，表示她穿上番邦服装，感到羞辱难堪。到了台口，两手掏翎毛，看翎毛，看到了翎毛不是滋味，讨厌，将翎毛一丢，转身。看到王龙的穿戴，再看自己打扮，越感到羞辱，再转身一看，又看到了马童，更加引起无限的伤感……表演时，要求每个身段都必须带着感情，同时还要特别注意感情的连贯性。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出场，但这些身段、步法、眼神、手法，都是连接而成。
雁门关是两国交界之地。昭君面对满目凄凉的景色，触景生情，思想更加复杂了。剧本安排了一大段的演唱，按剧情，安排的动作也多。有马到分关、北雁南飞、朔风卷地、转望家乡、南马不过北关、跌马、马陷沙坑等一系列的舞蹈。这些动作和亮相，都不是为做戏而做戏，为亮相而亮相，而是按剧本提供的情景，都富有思想内涵。这段戏难度较大，又唱又动，舞台调度也大，舞蹈画面又多。王求喜老师当时还健在，他能翻能舞，付出了不少汗水。后来舒宏林饰马童，他是一手一手地教，周琴扮演王龙，他们三人配合默契。1984年，参加全省青年戏曲演员会演时，受到了省领导和省会文艺界的好评，并荣获一等奖。王雀鸣、李和平、易炜辉三人获省优秀青年演员称号。功夫不负有心人，学生获得了优异成绩，我们当老师的也由衷高兴。
我在负责管理专业教学时，要求每个学生毕业时，要学会15—20个折子戏，每个教师都按这一要求进行教学，并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如以陈巧麟老师为主排演了《孟良颁兵》；以王求喜老师为主排演了《拦马》、《杨八姐闯幽州》。学生李和平扮演的焦光普，他从地下翻到桌上，又从桌子上翻下来，又翻筋斗、翻出场、大小翻，都落地无声，功夫轻巧利落；扮演杨八姐的贺冬梅，凳子上的功夫既到位，造型又优美。《杨八姐闯幽州》等戏，曾赴省会长沙演出，还到各地区、县演出，又到零陵地区交流演出。从《杨八姐闯幽州》等戏的演出，我看到了祁剧青年武行的希望。另外，以贺小玲为主排演的《女盗》，演出效果也很好。贺冬梅、李和平、刘芳、申桂桃等，参加了湖南省第一、二届青年戏曲演员电视大奖赛，均获得了不同等级的奖励。他们及何国妮并先后获得湖南省芙蓉戏剧表演奖。看到历届毕业的学生，现在有不少已成为专业艺术团体的台柱子和群众文化、宣传工作的骨干，有的学生在全省、全国的各种竞赛中获奖，有的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工作，他们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做出了优异的成绩，赢得了社会和人民的信任和赞誉，我感到无比欣慰。
1997年李和平、申桂桃参加湖南省祁剧院创作排演的大型现代戏《走廊窄走廊宽》，并获得湖南省会演田汉戏剧大奖。
1998年，为纪念田汉同志诞辰100周年而录制的由我校老师演出的《法场换子》、由学生演出的《拦马》，在中央电视台1、3、8三个频道中相继播放。2003年，第6届祁剧专业在校2年级学生田文、田武演出的《黄忠带箭》，参加全国‘天神杯’少儿戏曲梅花奖大赛，获少儿梅花金奖。2004年，第6届祁剧专业在校三年级学生何贝、胡琼演出的《打樱桃》，参加全国‘蚁力神杯’戏曲大奖赛，获中南片区一等奖、全国少儿组主角优秀奖。剧院以老带新、新老合作，谱出时代强音，我感到格外亲切可爱，也特别高兴。
我常常怀念和我一同从舞台走上讲台的师兄师弟和校友。如在祁剧界有‘五虎将’之称的周美仁，文武小生曾艳达、王求喜，和我同行的花中美，还有著名鼓师周铁生，琴师蒋菊元。可惜他们大都已谢世。我还很想念正在为祁剧事业培养人才的好教师屈越斌、唐国球、杨忠智、雷金元、傅青云等。也非常感谢关爱和支持我工作的好领导。
垂暮之年，在我住院治病期间，非常感谢市文化局、市艺术学校和省祁剧院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原市委书记周泽民和他的老伴钟毛义同志，还有市政协主席刘志刚同志等来医院看我，给我送来了关爱和温暖，我永远记在心中。
回顾解放后这段辉煌历程，我和共事的兄弟姐妹们都付出了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如果说我在艺术上取得了一点成绩，政治上获得了较高的荣誉，这都是党的教育培养和各级领导的关怀提携及同志们的帮助支持的结果。我热情希望祁剧这朵历史悠久、魅力无穷的地方戏曲之花，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环境中，开得更加鲜艳，更加灿烂。
2004年4月于邵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