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桃花扇》，成就了孔尚任的曲坛盛誉，集两百年传奇创作之大成，集五百年戏益创作之大成，与洪昇《长生殿》共同形成清代戏曲视野中的双峰并峙，从而结束了文人创作戏曲的时代。《桃花扇》在戏曲舞台上长久盛演不衰，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千古绝唱。

　　《桃花扇》的成功，得力于它把南明覆亡的整个历史过程搬上了当时风靡天下的昆剧舞台。其时去明朝灭亡不远，汉族士人痛定思痛，追忆当年历史烟云，定会在心里追问：何以三百年之大明基业，会毁于一旦？这成为当时人们思考的热点。于是乎，大量探究明朝覆亡原因的议论出来了，成批记载南明掌故的野史著作出现了。然而，议论终是清谈，史料毕竟枯涩。能够把历史人物和历史过程形象地展现在舞台上，让观众随之而激愤、而切齿、而歌哭、而叹息，《桃花扇》之功也。

　　《桃花扇》把历史人物的活动还原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中，把他们的风貌心态展现在舞台上，使得南明灭亡的整个过程及其前因后果都在观者眼前历历过目，无疑能调动起观者的巨大感情波澜——这是孔尚任驾驭传奇文体所获得的成功。

　　孔尚任对历史人物的针砭是通过舞台形象来实现的，无论是福王的庸碌沉糜、马士英的阴狠贪鄙、阮大铖的无耻下贱，还是史可法的忠肝义胆、力挽狂澜，都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人物借助于角色更加放大了其本质色彩，忠者更忠，奸者益奸，令观者快目畅心，扼腕揎拳，激发其更加真切逼近的审美愉悦。

　　昆曲舞台是长于表现生旦绸缪、悲欢离合的艺术天地，普通观众进入剧场也是希图声色之娱。因而要获得成功，孔尚任不可避免地必须把南明覆亡的历史过程纳入生旦个体的命运之中来表现。他的天才在于巧妙地挖掘了侯方域、李香君两个普通历史人物，点染宣扬他们生平身世的传奇色彩，并通过他们的行踪足迹，与当时当地的军国大事处处挂连，从而衬托出南明一朝大厦将倾的整个历史背景。所谓“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桃花扇者，侯李定情之扇也。才子稽迟，红颜薄命，个体命运的悲欢离合方易于引惹观者眼泪。此是《桃花扇》大成功处，成功在巧妙的运思组织。

　　孔尚任的时代，正是昆曲方兴未艾、风行南北之时。孔尚任自己就曾在山西平阳（今临汾地区）看到过当地人唱“申衙白相不分明”的昆腔。孔尚任巧妙驾驭了这一戏曲形式，利用它的传播力来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同时又把它的舞台表现力发展到极致，不能不说是匠心独运。

　　孔尚任在写作时担心剧本写得“不谐歌者之口”，专门参考昆曲产地吴人王寿熙身边带的曲本套数，专挑那些当时戏子们唱熟了的曲调依谱填词，完全不用生僻曲子，以便艺人能“入口成歌”。每填一曲，“必按节而歌，稍有拗字，即为改制”（《桃花扇·本末》）。《桃花扇》得以广为流传，也不能不说是孔尚任的精心运筹所致。

　　孔尚任对当时流行的多种戏曲声腔以及民间曲艺的娴熟驾驭，也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我们看他剧本里忽而弋腔，忽而北曲，又是弹词，又是巫歌，凡唱则率皆符合剧中人物身份，才知道他对于如何加强《桃花扇》演出的舞台效果，早已冥思于心，做了充分准备。

　　于是，《桃花扇》在当时文坛和剧坛上一举成功，获大名于京都，播盛誉于天下。孔尚任自己在《桃花扇本末》里提到当时外省上演《桃花扇》的就有两处，一是北岳恒山刘雨峰太守衙门，一是楚地容美田舜年家中。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知道《桃花扇》的作者到了，就一定会竞相上前与之交接，“争以杯酒为寿”。

　　孔尚任的创作倾向至少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他的出身影响了他对题材的选择。孔尚任之所以一开始还在石门山隐居的时候就选定了南明史实作为他第一部传奇创作的内容，应该说是由他对明清轮替的深沉感慨所决定。这种感慨自然来源于他衍圣公世族汉室正统的观念，来源于他作为明末遗民而不食周粟的父亲的影响，来源于他所读历代诗书所传授给他的兴亡观念。其次，孔尚任在出山以后接触了大量南明遗老，凭吊了众多南明史迹，从思想感情上不断受到熏陶，这使他原有的兴亡感慨不断加深加浓。这日益激发起他的创作冲动而促使他将无法遣释的深重感情寄托在《桃花扇》里。其三，治水之役使孔尚任接触了社会下层，透视了官场，看到了康熙时代鼎盛光环笼罩下的末世之兆。经历了河工之役的孔尚任对刚刚开国的清王朝完全失望了。

　　所以，《桃花扇》里流露出无限的故国之思、黍离之悲。这种公然的愤懑幽思情绪倾泻向歌台舞榭，与当世粉饰升平的靡靡之音构成强烈的不谐和格调。因而，孔尚任犯了忌，被清廷罢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