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值得注意还是布莱希特所受到的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论的影响。什克洛夫斯基认为他创造的“陌生化”这个术语大概是通过他在左翼艺术战线的同事谢尔盖·特列季（契）雅柯夫传给了布莱希特。詹姆逊则认为，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又译“陌生化效果”）这个术语似乎是通过诸如爱森斯坦或特列契雅柯夫等人造访柏林而源自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这个概念（详后）。这虽只是一些无法详考的推测，但学术界大量的研究已可证实，布莱希特确曾想筹划组织一个“戏剧学协会”，以便于与爱森斯坦，皮斯卡托等一些艺术家合作，共同实验陌生化的效果。而更加直接的证据是布莱希特的论文、手稿和导演说明等文字材料大量直接、间接地使用俄国形式主义的术语。而据英国学者约翰·魏勒特的研究表明，“陌生化”这个词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在布莱希特那里开始出现的。他认为这同布莱希特的1935年莫斯科之行有关。前联邦德国学者莱因霍尔德·格里姆则认为，俄语остранение（“尖锐化”，或译“陌生化”）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概念完全相吻合。什克洛夫欺基认为诗人的使命不在于“把未被认识的东西告诉人们，而是从新的角度来表现习以为常的事物，从而使人们对它产生陌异之感”。这与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理论的主旨也是一致的。格里姆虽然认可布莱希特关于陌生化的表演方式在德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一判断，但他认为促使布莱希特创立自己的陌生化理论的“最终推动力，是他后来才得到的：这就是他同中国京剧演员梅兰芳的会晤。梅兰芳的有意识的、保持间隔的、却又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表演风格，极其出色地体现了陌生化的表演方式——为此，布莱希特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诗人在这里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一切。他受到很大鼓舞……也得出了对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论。”由此可见，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虽然不可避免地吸取了德国包括黑格尔、马克思、诺瓦利斯、莱茵哈特、魏德金、皮斯卡托等人的有关思想养料（详后），也曾受到18世纪法国弗兰西斯科·黎柯波尼和德尼·狄德罗戏剧理论的影响，但它的直接来源则是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而布莱希特理性思考并自觉创立陌生化理论的主要契机则是直接面对梅兰芳艺术巨大魅力的冲击。

　　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还是直接、间接运用陌生化理论来阐释梅兰芳艺术的本质，布莱希特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双重误读，而且在其前期和后期，对中国戏曲艺术陌生化效果的审美创造特征的认识也是发生了明显变化的。这些都是需要加以深入、细致研究的问题。

　　诚然，研究陌生化问题还不仅仅在于要理清什克洛夫斯基与爱森斯坦、爱森斯坦与布莱希特、布莱希特和爱森斯坦与梅兰芳等人之间的思想影响、交往互动和文化浸洇的各种复杂关系，更重要的则是关注并深入思考陌生化理论作为艺术本体论建构的重大意义，及其以陌生化理论视角来关照中国的艺术特征，尤其是中国戏曲艺术特征的可能性。我们已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从新批评以降的当代许多西方文学理论流派，大都是俄苏本世纪初形式主义的苗裔”。仅就此而言，对陌生化问题的研究也是极具前沿性和挑战性的课题。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代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陌生化理论的深切关注。他被伊格尔顿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三部曲之一的《语言的牢笼》虽然对以陌生化为旗帜的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许多批评和疑问，但他却毫不否认陌生化理论是一种具有揭示艺术“内在纯正性”的“新审美观”（详后）。而为纪念布莱希特诞辰100周年，詹姆逊于1998年出版的《布莱希特与方法》一书，更是把以“间离效果”（即“陌生化效果”）为方法本体论的布莱希特的重大理论贡献作了更为深入地阐发。由此看来，陌生化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领域，而越来越突显出其深层的哲学意味。

　　赫尔穆特·普列斯纳就将陌生化问题直接融入到哲学人类学的思考，他将之称为“新的眼光”（Mit anderen Augen）。在普列斯纳看来，人的知觉本身，即感性知觉，无论如何是不能和人的生活经验结构以及由此滋养的人文科学经验结构所要求的那种直观功能相提并论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通常的感性知觉已造成了与环境中的定向活动。比如在家乡的熟悉的环境中我们觉得一切都多少是不言而喻的。这就如同日常交往中我们所习惯的不可置疑性，即和人们及与其密切有关之事物相遇时的漫不经心，一切都是自发地、自然而然地进行，仿佛本来就必须如此似的。甚至我们在这些熟悉的道路上也是自发地、不屑旁顾地行走，因而，知觉活动被大大地降低了。我们逐渐失去了对城市及其风景的奇观和美的注目。习惯的力量使感性直观枯竭。我们也许从我们30年之久一直在其位置上看到的一座房子的废墟旁边一晃而过（这些表述与俄国形式主义所批评的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感知力是惊人的一致，详后）。正是基于这种状况，普列斯纳认为必须引入“亲密性”和“陌生性”这一对概念。即是说，直观和概念的作用在人之生活经验结构中是由陌生性和亲密性来分担的，甚至于只有陌生者（被陌生化者）才能直观，只有亲密者才能理解。所谓只有陌生者才能直观，即事实上我们只把那不熟悉的东西看做是真实的。而为了能够直观，就必须保持距离，即保持与熟悉的东西的陌生者的距离。这就如同亲密者之可理解性只有打算成为具有理解力的概括时才能表达出来一样，陌生者的奇特性和清晰性也只有打算成为具有疏远化能力的直观时才能表达出来。要言之，理解不是使自己与别物达到同一、消除与别物的距离，而是在使别物同时被视作别物和陌生之物的那种距离中成为亲切的。

　　那么，陌生化之于艺术的意义何在呢？在普列斯纳看来，生活并非总是迫使我们离开亲密的圈子而让我们达到痛苦的感受。因此，具有陌生化眼光的艺术就满足着一切真正理解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它将人的关系的亲切感从隐而不显中提升出来，以便在与本来是亲切的东西却具有令人惊异的奇特性突然遭遇中发挥理解力的作用。没有令人惊异、没有对熟悉的东西的失去就没有理解。这是通往亲切性的间接的方式。亲切性是一种反衬，在这种反衬面前，亲切性作为场景和背景得到了衬托和理解。比如肖像艺术是一种从熟悉的东西中借助于不熟悉的东西而一直引向与亲切的东西再次相遇的陌生化的间接方式。因此，当利伯曼说“刻画就是删削”时他是对的。因为，在任何一件显得是深入到精神领域的艺术复制品中都必定存在着某种对原作品的变形：片面化，选择，强调，总之一句话，具有疏远化能力的陌生化，以便直观到客体在另一种物质材料中。

　　普列斯纳的“新的眼光”思想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德国，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布莱希特的陌生化理论及其史诗剧风靡世界，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虽然普列斯纳的陌生化新眼光涉及的思维视野极为宽泛，并不局限于艺术领域，而且其陌生化思想的内涵也与俄国形式主义、与布莱希特都有差异（详后），但作为产生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学术和艺术视角，普列斯纳作为“新的眼光”的陌生化思想与布莱希特、与俄国形式主义，以及普列斯纳在其《新的角度——哲学人类学的诸问题》一书中所广泛吸纳的胡塞尔的思想，海德格尔的思想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也蕴涵着极其深刻的陌生化思想的资源（详后）。

　　通过以上的简要论述不难看出，“陌生化”问题虽然是一个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上的命题，但它却以作为对中国艺术（尤其是戏曲艺术）审美评价的尺度而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因此，“陌生化”理论就不仅仅是一个西方的话语，它已在对中国艺术审美特征的阐释运用中成为我们至今挥之不去的理论参照物。然而，国内学术界却极少触动这个理论问题。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知晓俄国形式主义曾经存在过，就连苏联理论界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片沉寂。国内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一些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现实大环境的制约，这种介绍和研究大多停留在表层现象的评价，因而遭到一些庸俗社会学惯性思维的极其简单化的批评（详后）。对布莱希特的研究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黄佐临先生自50年代初、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就大力介绍并在导演实践中实际运用了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理论，但正像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我们对布莱希特的研究和兴趣实际上是极端工具性的（这与詹姆逊在《布莱希特与方法》一书中将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理论作为具有本体论的工具性在含义上完全不同），存在着普遍的误读倾向。更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学术界研究布莱希特的戏剧观，甚至把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具有代表性的外围人物，但却没有认真关注和深入研究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理论产生的直接契机，尤其是他对梅兰芳所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审美精神的高度关注没有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重心。至于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理论产生的各种思想渊源和影响关系，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对布莱希特、对爱森斯坦、对梅耶荷德的直接影响，以及布莱希特、爱森斯坦、梅耶荷德等艺术家对梅兰芳艺术评价的理论背景等等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问题，则从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和研究。

　　本论文的学术焦点不仅仅是在陌生化理论本身，而是试图深入探讨中国艺术（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戏曲艺术）的陌生化倾向问题。因此，这显然就不是一个接着布莱希特对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陌生化效果的误读来论述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重新全面审视西方陌生化理论，并在现当代西方哲学、艺术和美学等更广阔的思想背景下，在中国古代哲学、艺术和美学极为丰富的资源背景里，对中国艺术，尤其是戏曲艺术所内在蕴涵的具有艺术本体论意义的陌生化特征做出理论阐释和概括的问题。因而，这种研究视角就不是拘泥于西方或东方一隅，而是试图贯通东西方的艺术本体论思考。而这种贯通从研究对象的重心出发，则将西方古典的亚里士多德戏剧和现代的非亚里士多德戏剧与东方中国古典的戏曲艺术作为研究、对照和阐发的中心。

　　也正是基于此，这项研究就具有突破特定时代、特殊学术背景边界而加以融通思考的特征。即是说，对这个陌生化问题的研究也要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加以观照，因而特别注重思想本身的启示意义的探讨，而对其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则加以淡化。

　　布莱希特曾说：“认为‘二乘二等于四’的公式是理所当然的人，不是一个数学家，他还是一个并不理解这个公式的人”。对陌生化问题的思考，恐怕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这种“理所当然”的非学术心态。因为“二乘二等于四”的合法性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在于它何以可能、如何是，即“怎是”的问题。而所谓“怎是”在古希腊语中就是“本体”之意。亚里士多德说：“本体亦即怎是”。“本体”即事物之所以成是者。“事物之所以成是者”即关涉事物何以可能的“终极”、“根底”问题。而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终极”（他称之为“极因”）、“根底”（他称之为“物因”）都旨在求得界说最后或最初的一个“为什么”（他称为“本因”）。这即是说，作为“本体”的“怎是”，既是关涉事物之“终极”的，也是关涉事物之“开端”的。而“终极”总是由创造的“开端”所必然生成的“善”。所以，亚里士多德非常关注“开端”，也即“起点”问题。他说：

　　“怎是”为一切事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