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言与剧种的文化多样性

　　关于“文化多样性”，2005年10月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将之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地方剧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方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剧种的文化多样性角色，很大程度上直接表现为其在地域人群生活中所承担的文化功能和作用。一般而言，地方剧种在地域文化中所承载的功能至少有四个层面。首先是精神娱乐功能，这是戏剧与生俱来的功效。农村“渴戏”的氛围较之城市尤烈。其次是伦理教化功能。这个功能显而易见，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我们往往认为伦理教化是统治阶级愚弄治民的手段，其实不全是，诚如焦循所言地方剧种“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简单的伦理判断也是民间观众欣赏习惯和伦理、价值判断惯性使然。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即使在今人看来其思想性是如何拙劣的剧目，观众也百看不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思想性”的高低优劣来判断剧目的成就高低。第三是仪式参与功能。演剧是民间各种仪式，尤其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环节。相应的，民间各种活动不仅养活了数量不少的戏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剧种注入了地方文化因子，地方剧种也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表。第四是族群认同功能。随着文化特征更为鲜明，地方剧种往往成为族群的文化象征。如清末民国时期，广东四大族群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琼州人就分别确认粤剧、潮剧、“外江戏”（广东汉剧）、琼剧为各自族群的文化标志，即使他们侨居海外，地方剧种也成为凝聚族群的一个重要手段。

　　不难看出，地方剧种与区域文化的融合，远远要超过文人戏剧融入时代与社会的程度，这是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外在力量对主流戏剧文化的作用更多是通过剧作家来实现的，而地方戏剧与社会形态的作用关系则是直接通过地方剧种自身参与地方社会生活获得文化角色认同来实现的。方言，在其问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因民族的、地域的、民俗的、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及其变体。地域的差异，使用同一母语的民族又区分为若干方言系统。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民俗习惯、婚姻制度、宗教信仰等直接作用于方言，使之负载丰富的地方文化特征，因此，一地之方言，集中反映出地域性聚居族群的社会、文化以及心理结构。方言的文化品格，折射在地方剧种上，则集中表现为：颇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地域风情和民众审美习惯，通过剧种舞台语言（方言）的演绎，获得充分展示。方言不仅是演员与观众之间传达戏境的有效孔道，而且成为了诠释与传播族群之间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的重要方式，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地方戏因为方言的运用，而成为积淀和凝聚地方人文气息和传统的一张名片。

　　如果有人问，最能代表广府文化特点的艺术形式是什么？粤人可能众口同声的回答——粤剧。自从清末民国时期，粤剧完成改官话为“白话”，它就逐步在南粤民众心中成为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无形中成为维系海内外两千多万广府民裔的重要文化纽带。潮剧也是如此，萧遥天先生很早就提出，潮音戏之所以成为潮汕人族群文化的联系纽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使用了潮州方音，“潮音戏的唱曲和宾白，概用乡土方言，此即为构成乡土戏的主要条件。盖凡一种戏剧，其中各种艺术成分的综合，犹如散颗珍珠，方言如线，必赖以贯串之，方能自成形式而为乡土戏剧。”萧先生的话切中肯綮。族群对戏剧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戏方言的使用。“广东之人爱其国风，所至莫不携之，故有广东人足迹，即有广东人戏班，海外万埠，相隔万里，亦如在广东之祖家焉。”清末民初，当大量粤东潮、客人到南洋谋生时，潮剧和粤东“外江戏”也如影随行。不仅国内有大量潮剧、外江戏班前去东南亚潮属、客属聚居地演出，当地的华侨也自娱自乐组织乐社。业余之时，潮属华侨弹唱潮剧、潮乐，客属侨民则玩赏外江戏、外江音乐。因此，“华语戏曲，在东南亚的华侨群体中，扮演着很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的角色。在东南亚多元种族的文化环境中，以族群方言为基础的家乡戏曲，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保持自身族群内聚力和文化身份识别的重要武器。”

　　正是方言对于地方戏的重要性，有学者这样指出：“任何一种地方戏其屹立于戏曲之林唯一可恃之条件，就是自己独特的地方风格，这种风格的根本就是地方语言，而语言中特色最鲜明的部分就是语音。用普通话取代方言以追求‘全国性’，无异于在为地方戏掘墓。”这样的言论虽然有激切之嫌，但自有其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