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四岁高龄的刘斐章老人的回忆录《岁月——一个老文艺工作者的回忆》一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刘老是一个离休干部，离休前是湖南省文化局副局长。三十年代初他还是一个热血青年时便投身革命，一直为革命事业工作到七十七岁高龄才离休。

　　一、从懵懂的追求到走向革命

　　刘斐章原名刘燏昌，因燏（ｙù）字不好念，一九三四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运动时，由著名导演徐韬取名斐章（谓斐然成章之意），从此就再没有更改了。他一九○八年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出生于贵州兴义下五屯。祖父刘统之是黔桂滇边防团练统领，清末官吏，官至云南侯补道，为振兴家乡的教育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伯父刘显世是贵州督军兼省长，主政贵州长达十余年。父亲刘显治曾留学日本，东京政法大学毕业，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贵州驻京代表。刘斐章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但他少小离乡，六岁随父就读于昆明，七岁随伯父就读于贵阳，九岁因父亲调任转学至北平。中学是在北平度过的。初中人“志成中学”，高中入河北省第十七中学。当时北平的学校，由于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政治和学术方面都很活跃，学生有比较广阔的天地，阅读进步书籍，自由开展讨论，对理想的憧憬，对前途的追求，是青年学生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因父亲是国会议员，常与名人梁启超、姚华等人交往，耳濡目染，受到薰陶。青年刘斐章的思想里，产生了一些懵懂的追求：学詹天佑，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学习医学，拯救受苦受难的人们……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二三年父亲在一次遇外的医疗事故中病逝，家乡老屋又失火，家中财产烧得一干二净，家道中落，大哥二哥相继离京，他只得孤身一人在异地过着艰难的求学生活。父亲的早逝，艰苦生活的体验，使他品尝到世事的艰辛，世太的冷暖，加之阅读大量进步文学作品的影响，他十分崇尚人道主义，确信了欲学医以救济众生的思想。一九二九年秋，他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后结识革命先烈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时化名杨震）。一九三一年，随杨震转学至日本，欲报考帝国大学医科，实现救治苦难的人们的抱负，因帝大只收它自己的预科生，只好一边补习日语，一边在中国留日学生监督处谋了个录事的差事（因其督伯兄长刘刚吾任中国留学生监督）。不久，经杨震介绍参加了留学生中的中共外围组织——“左联”的“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启发。是年“九一八”事件爆发，留日学生义愤填膺，在杨震的带领下，他频繁地参加了革命活动，受到了很好的锻炼。

　　第一次是参加日共组织的反对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的报告会，这是一次在日本警察严密监视下的宣讲会，但宣讲者和听众都表现出无所畏惧的精神。那种为追求真理不畏强暴的胆略和气概，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第二次是参加筹办“中国东北同胞死难追悼会”。这次活动虽因日本警察的压制和破坏而夭折了，但日本法西斯的面目却暴露无遗。第三次是参加留日学生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请愿，要求使馆“下旗归国！”政府“对日绝交！”“对日宣战！”学生们群情激奋，大义凛然，给了他极大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第四次是给全体留日学生寄发“归国宣言”。这是杨震布置他直接完成的。他从留日学生监督处弄到名单，并参加油印，还负责保管油印机。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一夜之间就对全体留日学生发出了信件。这次活动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号召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参加抗日运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半年多来，在东京参加多次革命活动，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驱使他决心放弃投考帝国大学医科的打算，毅然归国，投入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中去。

　　一九三一年底，他和杨震、郭家庵（李大钊的女婿）等二十余名热血青年首批回到祖国，立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大潮中去。

　　二、从投身抗日洪流到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经杨震介绍，刘斐章等归国学生志愿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反帝大同盟是由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是当时党的最大的外围组织。他们被编入“反帝第十八支部”。支书由杨震担任，杨震调任后，由刘斐章接任。十八支部成立后，他们组织成员学习革命理论，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他和其他同志经常夜间出去散发传单。“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了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华，调查日本侵略东北事件。一九三二年春末夏初，调查团到了北京，他们摆出一付貌似公正的样子。为了揭露当时国民党对国联心存的莫大幻想，戳穿帝国主义假调查真瓜分的阴谋，根据组织上的决定，他们组织一切力量，毕其功于一役，把北平的黑墙写成了白墙，白墙写成了黑墙，震动了北京城，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除散发传单和写标语外，他们还组织飞行集会。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是朝鲜独立纪念日，刘斐章第一次参加飞行集会并担任了演讲。他们作了周密的准备，在同志们的掩护和救护队的保护下，信号一响他便跳到一张卖猪肉的大案桌上大声演讲起来：日本灭亡了朝鲜，今天又侵略我们中国，占领了东北，要我们也变成亡国奴。我们决不当亡国奴，我们要反抗！他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些同志在四周散发传单，跟着呼喊口号。等军警围上来，他已在同志们的掩护下跳下案桌，钻入人群中。此时有人往他头上扣上一顶呢子礼帽，又给他披上一件长衫，一辆包车迅速过来，拉车的人把他推到车上，疾步出了人群。原来，这都是同志们巧妙安排的。以后，他们又在“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五五马克思诞辰”以及“五七”、“五九”、“五卅”，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起义纪念都搞飞行集会。

　　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党组织了大规模的五一游行示威，当时整个华北处在动荡之中，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民党当局一再退让，东北军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撤到关内。华北危急！中国危急！为了唤起民众，一致抗日，搞了这次示威游行。这次活动有统一的指挥，严密的组织，周密的计划。游行队伍在天桥按预定计划突然集全，信号是将一支旧灯泡往地上一摔，随着这声炸裂，人们高呼口号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散发队立即散发传单，演讲队领头喊口号，并分头向附近的群众作宣传。刘斐章按预先的布置，把两根长竹竿和一条横幅标语按时带到集合地点，信号一响立即将横幅穿好亮出来。此时，他的旁边闪出一个大高个子，原来是离别了两个多月的战友杨震。杨的耳朵和鼻孔还沾有煤灰，他原是从门头沟煤矿直接来的。一对战友顾不上谈话，只相视一笑，就各执起两端的竹竿，把横幅高高兴起，走到队伍的最前面。群众看到标语旗，赶紧在旗下汇集拢来，自动排成四人一排，手臂挽着手臂向前门大街进发。队伍走过东交民巷，走到王府井大街，开进东安市场。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人流浩浩荡荡，口号声此起彼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过，在胜利的微笑中结束。这次游行示威，轰动了整个北京城，表达了我们党团结广大民众，坚持抗日救国的决心。

　　一九三二年，刘斐章除了参加反帝大同盟外，还参加了“左翼剧联”。“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是这年二月二十五日成立的，执行委员有李树芬（以后担任党组书记）、陶也先、陈沂、宋之的、于伶。刘为盟员。同年八月，聂耳自上海到北平，也参加了分盟的戏剧和音乐活动。年底，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北平分盟的部分盟员陆续撤离，分盟领导工作由陆万美和刘斐章负责。

　　此间，刘与郭家庵、陶也先等组织“阿莽剧社”。“阿莽”是英语“come on”的音译，意为“冲上去”“干”的意思。

　　“剧社”根据地下党的指示，突击排戏，突击演出，演出象搞飞行集会一样，常常会遭遇军警的破坏和镇压。他们排演过《工厂夜景》、《血衣》、《ｓｏｓ》，还有关于东北义勇军的独幕剧，都是反映日本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内容。演出最多效果最好的是田汉先生“九一八”事件后赶写的独幕话剧《乱钟》。一次，他们与政法大学的“芭莉苞剧社”（“芭莉苞”是俄文的音译，意思是“斗争”）联合在清华大学演出《乱钟》，遭到了右翼学生组织的破坏，该组织贴出了“不准破锣剧社到最高学府来演出！”等标语（所谓“破锣”，即无产阶级“普罗”的丑化译音），千方百计阻挠演出。演出前聂耳先用小提琴演奏《国际歌》，他那激越澎湃的琴声，给观众以强烈的感染，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演员也受到极大的鼓舞，戏演得很有激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民族危亡的革命洪流中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经受锻炼，接受考炼，刘斐章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三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以后，由杨震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二十三岁），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无产阶段的先锋战土。

　　入党后，他被调离反帝同盟十八支部，参加筹备河北省反帝组织，曾担任过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书记、组织部长。以后，党又调他到北平市东区，担任区委书记。其间组织领导过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的斗争，领导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都曾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他不幸落入国民党宪兵三团之后。在敌人的镣铐和淫威下，坚贞不屈，又巧于应付，未暴露身份。因没有任何证据，在押十三天，通过家族和社会关系被营救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