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少室山房笔丛》云：“魏良辅居太仓南园，能谐音律。”盖即闻野塘歌遂与之订交之地也。其时亦即与张说歌舞时。《笔丛》云：“若张小泉、季敬波、戴梅洲之类争师之。”碑魏之创获及其影响所及，必得助于小泉，则亦必得助于野塘明甚，非一人之独得也。

　　《闻歌记》谓张小泉、周梦山竟相附和，而《笔丛》又谓张小泉、季敬波、戴梅洲之类争师事之，其说与陈诗不尽合。盖张小塘亦如张野塘，一在师友间，一在友婿间，皆较魏稍晚也。《闻歌记》又云：“惟梁溪人藩荆南，独精其技至今云仍不约于梁溪矣。”凡此皆见一时风尚所趋，与流派所衍，盖蔚然成为一种新运动也。

　　《闻歌记》又云：“合曲必用箫管，而吴人则有张梅谷善吹洞箫，以箫从曲；毗陵（武进）人则以谢林泉善箫管，以管从曲，皆与良辅游。而梁溪人陈梦萱、顾谓宾、吕起渭辈并以箫管著名。”故魏所创曲以笛管筝琵，洞箫月琴伴奏，乐器倍于旧腔。如《客座赘语》、《南词叙录》所云：“盖人洲者众，乃相得而益彰，昆曲腔美出二腔上，伴估繁复，亦与有力焉，所谓吴俗敏妙之事者是也。”

　　《静志居诗话》云：“魏良辅变弋阳、海盐故调为昆腔，伯龙填《浣纱记》付之。”此士大夫立论如此，欲自为主导而轻乐师也。《少室山房笔丛》则云：“梁伯龙起而效之，自翻新调，作江东、白苎、浣纱诸曲。”则梁于魏为继起之人，魏之时曲赖有梁之点染而大光焉。即以《浣纱》初出之年（万历初）考之，梁亦较魏晚一时代也。是以《笔丛》继云：“谱传藩邸戚畹，金紫熠鍮之家，取声必宗梁氏，谓之昆腔。”此昆腔更趋成熟之另一阶段，美见重于时之第二阶段也。

　　《静志居诗话》云：“伯龙填《浣纱记》（付魏），同时又有陆九畴、郑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辈更唱迭和，今已百年。”《少室山房笔丛》则云：“梁伯龙作江东、白苎（大套小令）浣纱诸曲，与郑思笠精研音理，唐少虞、郑梅泉五七辈杂转之。”则郑思笠者，亦伯龙之音理助手，伯龙填词不达意，而制谱非魏所能专，谓合作限于两人者误也。且《诗话》之戴梅川当即《笔丛》之戴梅洲，戴与张少泉争师良辅，较魏亦晚出。凡此皆足证昆曲之成功非一手一足之烈，且历嘉、隆、万五十年间皆昆曲之诞生期也。

　　嘉靖初，苏昆诸腔初有更易，祝允明谓“被之管弦，必致失笑。”盖以金元为雅制，以南戏为无端，此一时也。嘉靖三十八年《南词叙录》成书之时，徐文长亦谓“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者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或者非之，以为妄作，请问［点绛唇］、［新水令］是何圣人著作？”盖守南唱之曲，以翻新为多事，此又一时也。至梁之昆腔既为金紫之家所宗，（万历）而社会反响仍未能免。《少室山房笔丛》云：“张进士新勿善也，用取良辅校本，出青于蓝，偕赵瞻云、雷逋民，与其叔小泉翁踏月邮亭，往来唱和，号南码头曲。其实禀律于梁而自以为意，稍微韵节，昆腔之用，不能易也。”此则昆腔革新之业既成俗尚，而立异相高者出焉，亦昆曲创之尾声也。

　　本日为旧历九月十九日，家人素食，俗传观音诞也。

　　十月二十五日

　　《度曲须知》论魏所创制云：“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尾腹音之毕匀，功深铬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所度之曲，则皆折梅逢使，昨夜春归诸名笔，采之传奇，则有［拜星月］、［花园夜静］等词，要皆别有唱法，绝非戏场声口。腔曰昆腔，曲名时曲，声场秉为曲圣，后世依为鼻祖。”曰调、拍、声、字，皆声律之庇护谐协言；曰功、气、启、收，指歌唱之婉折言。所谓别有唱法，如《寄畅园闻歌记》云：“当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变为新声，疾徐高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取字唇齿间，跌换巧掇，恒以深邈助其凄唳。”亦言昆曲声律之细非寻常也。故必辅以名曲雅词，而梁之词传焉。沈德符《顾曲杂言》谓梁“江东白苎之刻，乃大套小令，曲词了非剧词也。所作《浣纱记》至传海外，然止此不复续笔。”故至《浣纱记》出，乃初有昆曲之实。然此记初出，时已万历丁丑（五年）后矣。故谓良辅为昆曲鼻祖可，谓嘉（靖）隆（庆）间所创制为剧则嫌过早也。惟弋阳子弟不能改歌《浣纱》，则此剧不独腔与旧腔有殊而字之均协亦声律之丽于词者，益之以伴奏乐器之趋于复杂，而昆剧之规模早具于剧本之先矣，此亦不能不知者也。

　　按《红绡记》、《红线记》皆梁伯龙编，见《花朝生笔记》。又《顾曲杂言》论明人作北杂剧，谓“梁伯龙有《红线》、《红绡》二杂剧，颇称谐意，今被俗优合为一大本南曲，遂成恶趣。”则所撰盖北杂剧也。

　　十月二十六日

　　万历间曲家与玉茗（汤显祖）同时者，以吴江沈璟为最著。環字伯英号宁庵，世称词隐先生。官至光禄寺正卿。先生于音律一道，独有神悟，审铢黍而辨芒杪，一字不肯苟下。著有《南曲谱》二十卷，风行一时。顾与汤若士持论不合，各不相下。宁庵尝云：“宁律协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若士闻之笑曰：“彼恶知曲意哉？予意之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顾曲麈谈》）

　　录钱南扬（当代戏曲史家）《宋元南戏考》（载《燕京学报》第七期），论南戏所以不传之原因，其一，南戏十分之八九非文人所作，所以词句鄙俚，为后来文人所不喜。

　　王德骥（明戏曲理论家、作家）《曲律》：“古曲（指元明间戏）自《琵琶》、《香囊》、《连环》外，如《荆钗》、《白兔》、《破窑》、《金印》、《跃鲤》、《牧羊》、《杀狗劝夫》等记，其鄙俚浅近，若出一手，岂其时兵革孔棘，人士流离，皆村愚野老涂歌巷咏之作耶？”

　　又云：“古戏如荆（钗记）、刘（智远《白兔记》、拜（月记）、杀（狗劝夫）等，传之几二三百年，至今不废，以其时作者少，又优人戏单无此名目，便以为缺典，故幸而久传。”

　　又云：“庸拙俚俗之曲，如《卧冰记》［古皂罗袍］‘理合敬我哥哥’一曲，而曰‘古质之极，可爱可爱’。《王奂传奇》［黄蔷薇］‘三十哥央你不来’一引，而曰‘大有元人遗意，可爱’。此皆打油之最者，而极口赞美。其认路头一差，所以已作诸曲略堕此一劫，为后来之误甚矣。”（论《词隐》曲谱）

　　《南曲谱》仙吕过曲［古皂罗袍引］《卧冰记》原文云“理合我敬哥哥，敬哥哥，行孝礼，昆仲两个忒和气，休忘了手足的恩义，虽然和你是两个娘生，哥哥道都是一个爷养的，都是我母亲的孩儿，你缘何把这骨头来，都落在哥哥碗里？咳，娘也娘，仍煮着一锅羹啊，可有两般滋味。”

　　李调元（清戏曲理论家、文学家）《雨村曲话》：“《寻亲记》词虽稍俚，然读之可以风世。”又云：“《惊鸿》、《卧冰》二记，俱词句鄙俚，曲之最下乘也，宜乎其人亦不传。”

　　钱南扬云：“王氏的评论，不但自己不赞成南戏，简直不许人家说南戏好。所以连沈璟都给他骂在里头。”（明沈璟著《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曲律》所谓《词隐曲谱》是也。）

　　又云：“南戏失传的时代则在明季。因为在成化时还有人集刻百二十家戏曲全锦；在嘉靖时还有个徐渭来著录南戏。隆（庆）万（历）以后，情形就不同了。王骥德是徐渭的学生。（在《曲律》卷四自云‘吾师徐天池先生’、‘吾师山阴徐天池先生’）对于南戏极力反对，态度与乃师大相径庭。所以在那时能赏识南戏的，只有沈璟一人而已。”昆曲之兴，在隆、万间，南戏即在此时不为时流所重，兴替之迹宛然。

　　十月二十七日

　　《顾曲麈谈》云：“荆、刘、拜、杀为四大传奇，《白兔》不知何人所作，读之近乎令人作呕。《杀狗》为徐畛作，词当娴雅矣，乃鄙陋庸劣，直无一语足取。仲由之言曰，吾诗文未足品藻，唯传奇词曲，不多让古人。自负如此，便不该随意涂抹。”（按《茶香室三钞》引《静志居诗话》曰：“《杀狗记》乃仲由所撰也。”（按徐畛字仲由）。

　　十月二十八日

　　南戏的文章质朴，远非明人所及。《琵琶》、《拜月》久炙人口，即［商调慢熙州三台］“晚来去淡风轻，窗外月儿又明，整顿阁儿新，饮三杯自遣闷情。”

　　［换头］“久闻倩馆芳名，猛拼一醉千斤。活脱似昭君，行来的便是桂英。”（《王魁负桂英》。

　　［中吕过曲渔家傲］“卑人在馆下多年恩爱深，自从那日游春，逢着那人，共他离了家乡去，做扑花行径，在阆州同作家筵，受万苦干辛，与卑人生两个孩儿看看长成，怎教他别取个头条嫁个人。”（《李勉负心》

　　至《卧冰》、《梅岭》等则纯粹白话，无一句粉饰语，盖民间文艺之真面目。（钱南扬《宋元南戏考》

　　《九宫大成南词音谱》作［商讯引］，《王魁负桂英》作《王魁旧传》。《梅岭记》即《陈巡检妻遇白猿精》，亦称《陈巡检梅岭失妻》，亦称《陈巡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