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年来湖南戏剧创作的整体估价

　　近年来湖南的戏剧创作，在低潮中奋起，在艰难中前进。凭借主管部门的不懈努力和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戏剧在日益困窘的外部环境中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在诸多艺术门类中，戏剧是环境、条件最为艰苦而创作成就又较大的一个门类。这时常使我想起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所描述的那个推石上山的老人：石头似乎注定要往山下滚去，老人却顽强地要把它推上去；推上去又落下来，落下来又推上去……这种悲壮的努力令人肃然起敬。

　　从1991年至今，我省共有8台剧目获文华新剧目奖（《从前有座山》、《马桑树》、《琵琶记》、《桃花汛》、《火云鸟》、《甲申祭》、《布衣毛润之》、《筒车谣》），15个文华单项奖，3台剧目获“五个一工程”奖（《桃花汛》、《将军谣》、《世纪风》），5人获中国戏剧表演梅花奖（王永光、刘赵黔、贺小汉、陈少云、张富光），2人获梅兰芳金奖大赛提名奖（陈少云、闵玲娣），两个剧本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水下村庄》、《甲申祭》），1个获提名奖（《将军谣》）。获奖并不代表一切，但上述获奖剧本、演员、剧节目，大部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样的成绩，无论是比较全国兄弟省市，还是湖南八十年代的状况，都是比较突出的。与此同时，映山红民间戏剧节已成功举办两届，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以骄人的成绩开辟出戏剧的另一块天地。湖南的戏剧工作者，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捍卫了戏剧大省的声誉，赢得了全国同行的尊敬。

　　人们不会忘记，1994年秋省文化厅举办的全省新剧（节）目会演，规模空前，声势浩大。来自全省14个地市州和6个省直院团、涵盖十余个剧种的29台剧（节）目会聚长沙，参演的演员和工作人员达1600人。会演中涌现出一批优秀剧（节）目，象《世纪风》、《翠翠》（《边城》）、《筒车谣》、《乾隆判婚》、《四季花儿开》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剧目可以不断演出和加工提高，成为湖南戏剧界的宝贵财富。

　　高水平的创作演出使湖南的戏剧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戏剧市场有所启动，戏剧观众有所稳定。一些剧种重新赢得了观众，从而，一些剧团从生存危机中得以走出。例如几年前处于相对涣散状态的省歌舞团，由于新领导和全团演职员的团结奋战，推出《三湘杜鹃红》、《长岛人歌》、《边城》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而在三湘文艺界声誉鹊起，倍受注目。

　　但是，对近年来戏剧创作的这种正面估价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相反，面对仍在困境中挣扎的戏剧，我们的忧虑日甚一日。戏剧文学创作后劲不足，一些知名的剧作家在原来的水平上徘徊不前甚至有所倒退；舞台体现器局狭小，缺乏足够的生命力；表演人才流失，后备力量不足；由于评奖的拉动而使戏剧产生了脱离观众的倾向，等等。戏剧，繁荣之中孕育着危机，辉煌的背后掩盖着困顿。面对危机，戏剧界还缺乏健康而成熟的心态，有时的奔突不免有点盲目，有时的沉默又不免令人灰心。这种戏剧综合症在1995年走到了较为严重程度，上半年想拿出一个象样的现代戏剧本，就比较困难；全年只有个别的新剧目上演。相对1994年的红火，1995年是一片沉寂。

　　如此，湖南的戏剧创作还缺些什么，面对这些缺陷，我们该怎么做，便成为一个不能不加以探究的问题。

　　二、戏剧文学：走出封闭

　　湖南的剧本创作，在全国一向享有较高声誉，人才济济，佳作迭出，在数届全国剧本奖和曹禺戏剧文学奖评选中均榜上有名。湖南戏剧界的半壁江山是靠这些编剧高手们支撑的。但是，剧本创作的强劲势头在近年来有所衰减，编剧界出现了自我重复和灵感枯竭的现象，使戏剧文学创作在整体上裹足不前。1995年揭晓的第二届曹禺戏剧文学奖，湖南榜上无名。

　　近年剧本创作中所反映的问题主要是：

　　1、生活功底匮乏。缺乏生活已成为湖南编剧界的通病。一般说来，湖南剧作家的艺术素养和艺术技巧是可以让人放心的，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对现实生活的隔膜。而没有生活基础，是不可能创作出一个完整的鲜活的剧本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湖南历史剧的创作比较繁盛而优秀的现代戏较少。没有对剧烈变动的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剧作家们自然只好穿着古人的衣冠，编演佳人的离合与历史的悲欢，抒发内心隐秘的情感。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向如此，并不是天生不会现代戏的创作。六十年代的《打铜锣》、《补锅》、七十年代的《园丁之歌》、七、八十年代的《牛多喜坐轿》、《八品官》以及九十年代的《桃花汛》、《世纪风》，不都是现实题材的佳作吗？那时我们的剧作家是有生活的，是积极拥抱生活并且渴望表现生活的。只是近年来，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创作个体化趋势的加强，剧作家们越来越难以深入生活了。生活离我们远去，我们却无动于衷。有的剧作家，至今仍靠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的生活积累创作，浑然不知那些积累是会陈旧并且终将用尽的；有的剧作家只对身边琐碎的生活感兴趣，拒绝走进真实而广阔的生活大地，于是笔下出现的只是一些零碎的生活图景和纯粹个人化的生活印象；有的剧作家，由于一年的大部分时候与外界生活绝缘，偶一为之的深入生活只能形成粗略的感受而无法构成鲜活的故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如稿纸一样雪白的生活库存，有人只好干脆掷笔不写，有人则翻出多年前的旧作加以润色。这些，使我们的现代戏创作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低。1995年的状况就是如此。

　　缺乏生活其实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了的问题。这几年，戏剧主管部门也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深入生活，但或许是时间太短，或许是过于急功近利，效果不太明显。我认为，在深入生活的问题上，宣传文化部门应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归根结底，积累生活素材，增加生活体验，不应该是政府行为，而应该是剧作家们自觉的、长期的个人行为。只有这样，才会有好作品出现。

　　2、思想力贫弱。戏剧的灵魂是思想，是立意，思想贫乏，立意浅薄的作品，不管舞台如何辉煌，终究不能使人满足。近年来湖南的戏剧，除《甲申祭》、《水下村庄》、《世纪风》等少数几部外，思想力贫弱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思想力是一个综合指标，它与剧作家的哲学素养、文化感悟以及对生活的抽象概括能力有关。一个思想深刻、立意高远的剧作家，总是坚持独立的文化品格，不断深化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勤于观察生活又敏于感悟生活的。这不是说他要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功底和多么完整的理论体系，关键是超乎流俗的人格力量和洞幽烛微的穿透能力。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生活纷扰、物欲弥漫而心灵日益仄逼的时代，保持这种人格力量和穿透能力尤为重要。在这方面，我们的剧作家显得格外不足，这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难以从戏剧工匠上升为戏剧大师。谈到思想力，我对谷雨戏剧文学社社长陈健秋先生是很敬佩的，他坚持独立的文化品格，勤于观察生活和剖析生活。他近年来创作的《今天星期七》、《水下村庄》、《水上饭店》等一系列话剧，始终以人民代言人和文化守灵人自许，鞭挞丑恶现象，歌颂美好情感；不媚俗，不欺世。他整体上认同生活的变革，又对变革带来的价值失落和人格畸变深感忧虑，企望以文化人的良知进行改造与拯救。从陈健秋身上，我们深深感到真正的现实主义的魅力。

　　思想力与主旋律是不矛盾的。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作家是会对当前所进行的伟大的变革、对这场变革中的伟大的人民持肯定态度的；而真正的主旋律也决不能拒绝对生活中的卑琐与丑陋的批判。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戏剧的创作者们，还是戏剧主管部门，都还需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

　　3、形式感的迟钝。有了丰厚的生活素材与深刻的思想力，对一部剧作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对戏剧形式的把握了。这里所说的形式，不仅仅是指戏剧的语言、结构、程式这些一般性的东西，更主要的是戏剧的样式与风格。形式感攸关着戏剧的成败。是喜剧、悲剧、正剧，还是荒诞剧、滑稽剧、杂剧；是往轻松欢快的路子上走，还是往沉郁凝重的路子上走；是侧重于生活场景的展示，还是侧重于文化感悟传达；是着力于民俗、仪式的摹状，还是决意于新戏剧语言的探索；是坚持现实主义的方向，还是在浪漫传奇或象征寓言上下功夫……需要剧作家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自己的选择。

　　我们经常看到，由于不能赋予戏剧一个恰当的形式，而使许多剧本弄得非驴非马，令人难受。明明是一部轻松愉快的戏，非要在那儿玩深沉；明明是朴实的生活故事，非要拼命搞探索。反过来，一个非常富有震撼力的悲剧故事，却常常被一些惯有的程式和无聊的插科打诨给淡化、消解了；一些思想的火花，淹没在刀光剑影的情节交代之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戏剧理论界有种偏向：可能是出于对理论的偏好，忽视戏剧美视美听、赏心悦志的本性，一味要求每部戏剧都表达“深刻”的文化思辨，致使某些戏剧不堪负载，痛苦万分。在这点上，我欣赏余秋雨先生的理论：戏剧应该是简明的、朴素的，而不应该人为地把简单的东西弄复杂。

　　根据故事的主题模式、生活底色与人物类型，采用与之相称的戏剧样式与语言风格，使全剧流畅自然，成为“有意味的形式”，这应成为剧本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