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降，随着社会工场手工业兴起，商业兴旺、经济繁荣，世风由明初的谨朴渐趋奢侈。明清之际，在昆剧随着仕宦的官路和商贾车轴的远播各地的时候，江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凭籍其深厚的人文积淀，翘楚全国的手工工艺和繁盛的商贸往来，已然成为全国服饰时尚中心。虎丘冶游的才子佳人、七里山塘画舫里的吴门乐伎、擅长南曲的秦淮歌女，他们的装束成为当时追新慕异的人们所追捧的对象，各种“时世妆”传布各地。这些在当时就毁誉不一的时髦装束，也出现在了记载清代昆剧服饰的文献中。

　　（一）明代中后期服饰风尚产生的社会背景

　　明初恢复汉制，太祖尊崇程朱理学。程朱解释的四书五经被钦定为教科书，科举制度成为钳制士子思想的工具。宋儒理学宣扬禁欲主义所谓“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人欲”被视为“天理”的对立物。与此相应，器物造型也强调“简易”和“致用”的造物原则。朱熹提出：“某尝谓，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义，又是逐时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须是酌古之制，去其重复，使之简易，然后可。”欧阳修、王安石也都主张器物“以适用为本”，“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在谨朴世风和理学造物思想的影响下，明中期以前世人皆严格遵循等制礼法，服饰器用不敢违制。加之经济尚处于恢复阶段，明代初期，世风谨朴。顾起元记载正德嘉靖以前，南京民风醇厚俭朴：“有一长者言曰：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薦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争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罗绮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中明以后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城市商业兴旺，社会经济趋于繁荣。特别是“一条鞭法”“以银代役”政策的实行，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而与此同时，政治却日益腐败、朝政松弛。特别到了万历天启年间，统治者昏聩无能，阉党作乱，国家内忧外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令的松弛引起了社会风尚的嬗变。过去遭受鄙视的商人的地位提高了，逐本营利，封建礼法秩序开始受到冲击。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异。人们开始注意尘世利益，关怀现世人生，并要求人性解放和个性的自由发展。李贽等人就把“好货、好色”当作人生的自然要求加以肯定，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则进一步指出：“气至于芳，色至于艳，味至于甘，人之大欲焉。”充分肯定“私欲”的正当性。一反明初恪守礼法的谨小慎微，追侈尚奢渐成为风气。从全国各地方志中可以看出，尽管奢侈风气在各地都有存在，但其发生的时间大都是在明代中后期。有学者指出，“明代以衣、食、住、行、用为主的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大致上起始于成化以后，发展于嘉靖以降”。仍以南京为例，嘉靖十年以后，世人对于服饰器用违禁渐无所顾忌，嘉靖末年世风已江河日下。“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后遂肆然无忌，服饰器用，宫室车马，僭拟不可言。又云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厅堂多在后面，或有好事者，画以罗木，皆朴素浑坚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献兽脊如官衙然，园囿僭拟公侯。下至勾栏之中，亦多面屋矣。”

　　（二）明代服饰风尚中心的变迁：“京式”——“南装”

　　明代服饰制度较早一次受到挑战的情况当属成化年间“马尾裙”的盛行。此裙由马尾织成，自朝鲜传入。据弘治间陆容（1436～1494年）载：“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京师始有织卖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来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体虚爹，取观美耳。阁老万公安冬夏不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驸马，至有以弓弦贯其齐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可见，马尾裙为京师的富人公子与歌妓倡导，后渐为京官所效仿，至成化年间已“无贵无贱，服者日盛”。正德以后，由于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法制的松弛，服饰僭越之风日盛，其中尤以蟒服、飞鱼、斗牛等服色，广为宦者、杂流冒滥，成为违制服饰的代表。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天下服饰，僭拟无等者，有三种。其一则勋戚，如公侯伯支子勋卫，为散骑舍人，其官止八品耳，乃家居或废罢者，皆衣麟服，击金带，顶褐盖，自称勋府。其他戚臣，如驸马之庶子，例为齐民。会见一人，以白身纳外卫指挥空衔，其衣亦如勋卫，而衷以四爪象龙，尤可骇怪。其一为内官，在京内臣稍家温者，辄服似蟒，似斗牛之衣，名为草兽，金碧晃目，扬鞭长安道上，无人敢问。至于王府承奉，会奉旨赐飞鱼者不必言，他即未赐者，亦被蟒腰玉，与抚按藩桌往远宴会，恬不为怪也。其一为妇人，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袭用袍带，固天下通弊，若京师则异极矣，至贱如长班，至积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且乘坐肩舆，揭帘露面，与阁部公卿，交错于康逵，前驱既不呵止，大老亦不诘责，真天地间大灾孽。嘉靖间霍南海，近年沈商邱，俱抗疏昌言，力禁僭侈，而独不及此三种，何耶？”根据沈德符对嘉靖、万历年间服饰“僭拟无等”状况的概括中可知，当时的风尚以京师的为中心，主体为京城中的勋戚、内官和妇人。

　　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取代京师成为风尚中心。江南是明代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染织技术非常发达，也为服饰的品类与色彩的多样化提供优越的条件。加上各地商帮长距离贸易的商品流通，对晚明的服饰消费影响尤大。杭州人张瀚曾说：“余尝总揽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裐、紵，而三吴为最。”说明在江南，丝绸的商品率最高，地位也最为重要。江南地区还是奢侈风气的发源地。江南地区的奢侈风又起源于当时的富甲天下的工商业重镇——苏州。早在宣德初年（1426-1435），况钟任苏州知府时，苏州已有习俗“奢华”之说。奢侈风气自苏州产生以后，以频繁往返于各地的商人为媒介，很快向全国各地散播开去。明代嘉靖时人何良俊即指出：“年来风俗之薄，大率起于苏州，波及松江”。（《四友斋丛说》卷35）扬州府属泰州，本来民风淳朴，后“渐以奢相向，燕会服饰，比于三吴”；（《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76）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渐趋侈靡，有三吴风”。（《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864）苏州不仅是奢侈风气的策源地，深厚的人文积淀、冠绝四方的细工巧作更令其成为了全国的时尚中心。所谓“自昔吴俗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俭也”（张瀚《松窗梦语》卷4）；“苏州人聪慧好古……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王士性《广绎志》卷2）。并因此有了“苏意”、“苏样”之说。晚明宁波人薛冈行文写道：“苏意，非美谈，前无此语。……今遂一概希奇鲜见，动称‘苏意’，而极力效法，北人尤甚”。传统“上行下效”、“外边争学内家妆”（按：内家妆指宫妆）的流行通路被颠覆，各地惟苏州是瞻，甚至波及宫禁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