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尊黄与尊红

　　昆剧服装中，明黄为帝后的专属。《考工记》上说：“土以黄，其象方”。战国末阴阳家邹衍，运用五行相生的说法，建立五德终始说，并将其附会到社会历史变动和王朝兴替上。如列黄帝为土德，禹是木德，汤是金德，周文王是火德。因此，历代沿用这种说法，总结为“秦为水德而尚黑”。而汉灭秦，也就以土德胜水德，于是黄色成为高级服色。此外，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以东青、西白、南朱、北玄四个方位而立中央为土，即黄色，从而确定了以黄色为中心的主旨，因此最高统治者所服之色当应以黄色为主。但黄色并不是向来都这样尊贵。《礼记·郊特性》说，古代举行蜡祭，即农历岁终祀百神，用“黄衣黄冠而祭”。又说“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草野之民才戴黄冠。黄色与帝王服饰相联系从隋唐开始。但唐代前期皇帝所服黄色仅是泛用一般的服色。自唐后期至北宋，黄色才逐渐为皇帝专用。《旧唐书·舆服志》：“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讌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宋史·舆服志》说：“唐因隋制，天子常服赤黄、浅黄袍衫。”明从唐制，《明史·舆服三》：“（天顺二年，定官民衣服不得用……玄、黄、紫及玄色、黑、绿、柳黄、薹黄、明黄诸色。”

　　比较清中晚期宫廷昆剧演出的服饰记录《穿戴题纲》和民国时期由艺人曾长生口述的昆剧服饰纪录《昆剧穿戴》并列表可以发现，闺门旦（闺秀）服浅淡典雅的“茄色”、“湖色”是近代以后的发展。在清代昆剧舞台上，闺门旦例服大红色，参见表2-1。对红色尊崇的意象也屡屡出现于明清世俗小说中。《金瓶梅》中只有西门庆正室吴月娘可著红衣，包括潘金莲在内众宠妾，虽可以尽所能打扮自己，却不可服红。《红楼梦》十九回写宝玉到花家探望袭人，看见袭人的两个姨妹子穿着红衣，回来问起，赞叹了两声。袭人说“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那里配穿红的？”宝玉忙否认。红色的特殊地位亦源自统治者的倡导与规定。《明史·舆服三》载“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皇帝常服用朱色，四品以上官服颜色为比朱色略浅的绯色（俗称为红）。且规定命妇“皇后常服，洪武……四年更定，龙风珠翠冠，真红大绣衣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状元冠二梁，绯罗圆领。”所以，《阅世编》上说“时惟大红为礼服而不轻用”。此外红色还带有喜气洋洋的意味。《明史·舆服三》“明初，庶人婚，许假九品服。”故在婚娶之时，新娘可著命服、服红，状元高中亦服红色。故昆剧中红官衣、红帔多用为吉服。

　　表2-1　《穿戴题纲》与《昆剧穿戴》中闺门旦服色的比较

　　（2）以服色定官品

　　对于朝廷命官而言，服色的等秩性体现在以服色定官品。昆剧通用官衣有紫、红、蓝、黑、绿、古铜、月白等多种。官衣服色以紫、红色为贵。蓝色次之。隋唐以前，认为“正色”是尊贵之色，而“间色”则是卑贱之色。隋唐起，官服出现了“紫、绯、绿”等间色，并以服色表官品。据《隋书》记载：“（大兴六年隋炀帝下诏）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用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袍，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宋儒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写道：“今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间服，此起于隋炀帝时。然当时亦只是做戎服，当时以巡幸烦数，欲就简便。故三品以上服紫，五品服绯，六品以下服绿。”《文献通考》马端临说：“用紫、青、绿为命服。昉于隋炀帝而其制遂定于唐。”明代恢复汉制，《明史·舆服三》规定“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

　　（3）“散民不敢服杂彩”

　　在昆剧中以蓝色、黑色等纯素色服色表示人物的卑微和贫困，将昆剧中下层人物服色列表，参见表2-2。这实为古代生活的反映。所谓“贵者垂衣裳，煌煌山龙，以治天下；贱者裋褐枲裳，冬以御寒，夏以蔽体，以自别于禽兽。”汉代律令一度规定，庶民所穿的粗布短衣，一律不得染彩，只能用本色麻布。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中即有“散民不敢服杂彩”的记述。一直到西汉后期，禁令稍宽，才容许庶民着青绿之衣。

　　表2-2　昆剧下层人物服色

　　（4）以绿为贱

　　绿色官衣、绿褶子在昆剧舞台上都含有贬意，为丑态毕露的油滑男子所服。对绿色的批判态度自古有之。《汉书·东方朔传》曰：“董君绿帻韝。”颜师古注曰：“绿帻，贱人之服也。”《陔馀丛考》对此考证得更为详细：“明制，乐人例用碧绿巾裹头，故吴人以妻之有淫行者，谓其夫为绿头巾。事见《七修类稿》。又《知新录》云：明制，伶人服绿色衣，良家带用绢布，妓女无带，伶人妇不带冠子，人穿褙子。然则伶人不惟裹绿巾，兼着绿衣。按《唐史》及《封氏闻见记》：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绿巾以耻之，随所犯重轻以定日数，吴人遂以此服为耻。明之令乐人裹绿巾，或本诸此也。”尽管如此，油绿色在清初还一度成为亵服（道袍）的流行色，舞台影响生活或是舞台反映生活已无从考证。清人昭梿在《啸亭续录》中写道：“亵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绿色。”但在恪守礼法的正统人士看来，男子服绿无疑俗陋不堪。所以昭梿在文中接着评价道：“国初皆衣之，尚沿前代之义。……近世无知者矣。”余莲村也认为：“服饰宜崇雅饬也，吴中刻丝顾绣，以及累金雕嵌各项物件，皆有作坊。行户赖以营生，原不必概行禁止，但用之不得过当，不但物力可惜，抑且不衷为灾，类如男子著油绿衬衫戴绿小帽，拴绣花汗巾，其人已属可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