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代戏剧的表演与服饰

　　唐代国势强大，经济繁荣，为艺术发展创造了条件。唐初宫廷散乐归太常寺掌管，太常寺是个宫廷礼乐仪式机构，戏剧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后来，唐玄宗以礼仪机构不宜演戏为由另设教坊，才为唐代戏剧发展建立了栖身之地。《旧唐书·音乐志》说：“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礧子》等戏，玄宗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其实唐代不唯唐玄宗热衷散乐，唐高祖、唐高宗等也喜欢散乐。上行下效，自然也带动了民间散乐的发展。

　　唐代的戏苑中，有两株引人注目的奇葩。一是科白戏，二是歌舞戏。科白戏，就是俳优以科诨方式所进行的滑稽表演，目的是讽刺社会的人和事，并获得娱乐。歌舞戏则是通过歌舞的表演，进行娱乐。二者虽然表演形态迥异，但都有人物的装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戏装资料。

　　参军戏是典型的科白戏，各书对它记载略有不同。《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引《赵书》说：　　

　　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入议，宥之。后每大会，使俳优著巾帻、黄绢单衣。优问：“汝为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为官陶令。”斗数（抖擞）单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

　　《乐府杂录》“俳优”条：

　　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耽。耽有脏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误也。开元中有李仙鹤善此戏，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参军，以食其禄，是以陆鸿渐撰词云“韶州参军”，盖由此也。

　　唐赵璘《因话录》载

　　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者，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桩。

　　《新五代史·吴世家》：　

　　徐氏之专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训尤凌侮之。尝饮酒楼上，命优人高贵卿侍酒，知训为参军，隆演鹑衣服髽髻为苍鹘。

　　可见参军戏的产生时间，有后赵和后汉两种说法。王国维辨之甚明：“然后汉之世，尚无参军之官，则《赵书》之说殆是”。参军戏的脚色有两个，参军和苍鹘。“参军”经常模仿各种人物，服饰因事而异，灵活性较大。唐以前有“白夹衫”、“黄绢单衣”等，唐代以至五代则固定于“绿衣”上，如前引《因话录》说他是“绿衣秉简”，姚宽《西溪丛语》（下）引《吴史》说参军“荷衣木简”。《旧唐书·舆服志》规定，唐代官员冠服，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到了宪宗时品服大滥，满朝朱紫，而少绿衣者。唐代士人以襕衫为上服，以黄、黑、绿、紫为级。唯绿衣与木简，确为唐代贬窜之官所用。如唐代杨炎先是依附元载，后来杨载败事，杨炎被贬道州司马。德宗即位，他被起复为相，后忤卢杞，又以罪贬崖州司马，一生几经反复。杨炎谙于官场浮沉，始终存有“绿袍木简”，以备贬谪之用。《新唐书·杨炎传》载：

　　自道州还也，家人以绿袍木简弃之，炎止曰：“吾岭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祸，安可弃是乎？”及贬，还所服。

　　又《李训传》：“训既败，被绿衣，诡言黜官”。可知，唐代服绿者，或为低级官员，或为贬官。参军戏到底依据哪个？任半塘讲：“戏中之绿衣，不必配合唐代官吏之何等品级，亦不必谓采用某朝代之服制，乃唐戏中之官服耳”。“特虽同一曰‘绿’，而布帛有殊，泽素有别；绝非朝服、士服、罪服、戏服，于此亦皆一律。料戏服或介乎士服与罪服间耳”。《新唐书·肃宗七女传》载：“阿布思之妻隶掖廷，帝宴，使衣绿衣为倡”。非谓为倡之人平时着绿，乃谓扮戏时，于戏中装官而着绿也。王国维《古剧脚色考》谓参军“其服色在唐以前则或白、或黄、或绿。宋亦谓之‘绿衣参军’”。王所谓“白”、“黄”即前所引的参军“白夹衫”“黄绢单衣”，皆为罪服。“当时戏中偶然仿之，未必即为戏中之官服。至唐戏内，官用绿衣，已近于定制矣”。因此，唐代参军脚色的服饰颜色已经程式化了。到了宋代，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参军穿绿衣，后来才根据所扮演官吏的级别变化，出现了红袍等服饰。

　　戏弄参军的苍鹘，穿戴滑稽随便，故晚唐路德延《小儿》诗曰：“头依苍鹘裹，袖学柘枝揎。”据姚宽《西溪丛语》引《吴史》、《新五代史·吴世家》、《南唐书·徐知训传》、《通鉴·后梁》等记载，苍鹘打扮是“髽髻、鹑衣”或“总角、敝衣”。“髽髻”、“总角”都是指不戴帽子，发髻梳得比较随便。“髽髻”有“以麻束发”的意思；“总角”有如“小儿丫髻”，因为不戴帽子，所以又被称为“苍头”。“鹑衣”、“敝衣”，则是百衲衣、补丁衣。显然，这种随意滑稽的装扮，来自对市井平民随意服饰的模仿，风格接近程式。

　　晚唐优伶李可及表演《三教论衡》时，他的扮相是“儒服险巾、褒衣博带”。唐崔铉家童表演官人怕老婆时，有的“衣妇人衣”，装扮成妻妾，有的“执简束带”，装扮成周旋于妻妾间的官员。又如五代时有“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若鬼神者”，装扮土地神（郑文宝《江南余载》卷上），俱各切合剧情。所以唐代科白戏表演，多数因事设衣，只有参军戏的“参军”、苍鹘等脚色的服饰穿戴近似程式。

　　总之，科白戏的表演以滑稽见长，其中人物装扮多属写实，即仿照现实人物的常服样式进行装扮，且许多科白戏都是即兴表演，过后不再重复表演。而参军戏不同，他由戏弄某个具体官吏，发展成戏弄参军这类官吏，再发展成戏弄各类官吏，成为戏场的一个流行剧目。这样，参军和苍鹘发展成为戏剧的固定脚色，形象也就相应地固定下来，具有了比较稳定的穿戴服饰。这种脚色服饰的固定化过程，就是中国戏剧服饰的程式化过程。

　　唐代歌舞戏最早最著名的是“踏谣娘”，又称“踏摇娘”、“谈容娘”。　据唐崔令钦《教坊记》载：“北齐友人姓苏（鼻包）鼻，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时人取作戏，“以为笑乐”。这部戏最初由两人表演，一扮“苏郎中”“（鼻包）鼻”；一由“丈夫着妇人衣”扮苏妻。后来苏妻改作“妇人为之”，并增加了一个演员“典库”。《旧唐书·音乐志》和《乐府杂录》也记载此事，情节大致相同，但前者说苏为隋末河内人，后者认为苏是后周士人（附图2）。

　　《兰陵王》（即《大面》），据《旧唐书·音乐志》、《教坊记》和《乐府杂录》载，此戏始于北齐，叙兰陵王长恭著假面壮容对敌事。前二书对兰陵王的装扮描写甚略，仅说著“假面”而已。《乐府杂录》则记载较详：“戏者衣紫、腰金、执鞭”。紫衣、金带乃为王者、贵人之服，是符合兰陵王身分的（附图2）。

　　《钵头》（即《拨头》），《旧唐书·音乐志》载：“《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实为人兽角斗舞戏，与汉代《东海黄公》相似，都是原始拟兽舞的发展，其中有胡人和猛兽的装扮，可惜记载不详。王国维考证此事出于西域拨豆国，产生时间大概是在北齐。《乐府杂录》也记载此戏，对扮演者的装扮有所描写：“戏者披发、素衣、面作啼”。“素衣”为纯色质朴之服，古代常作丧服，“披发”、“面作啼”是人遭丧痛苦状，这样装扮，是符合父亲遭丧的剧情的。但从中很难看出戏者的胡人身分（附图2）。

　　《苏中郎》，据《乐府杂录》载，“苏中郎，后周人士苏葩，嗜酒落魄，自号中郎；每有歌场，辄入独舞。今为戏者，着绯、戴帽、面正赤，盖状其醉也”。王国维把此戏与《踏摇娘》并列，然《踏摇娘》为双人舞（或三人舞），此为独舞。两戏主角皆是醉酒状，或许二者有相互影响。剧中人自号“中郎”官，戏者穿红袍、戴帽，可能是模拟官员的装扮。“红脸”，有“状其醉也”的功能。

　　另外：　

　　《苏莫遮》：“绣装，帕额，宝花冠”（附图2）。

　　《西凉伎》：“珠帽，桐布衫，小袖，葡萄带，锦靴”。

　　《弄婆罗门》：扮僧人者，“绯紫色衣，锡杖”。

　　《凤归云》：“野草绣窠，紫罗襦”。

　　《樊哙排君难》：可能用东汉以来的“樊哙冠”。

　　《麦秀两歧》：“褴褛衣裳”。

　　《灌口神队》：“戎装，金甲，珠冠，锦绣”。

　　这些歌舞戏中出现的服饰名目，主要有紫衣、金带、素衣、绯衣、帽、绣装、帕额、宝花冠、珠帽、桐布衫、葡萄带、锦靴、绯紫色衣、紫罗襦、褴褛衣裳、戎装、金甲等，从服饰名目和剧中人物的关系看，基本上因人而设。有些已注意到了类型化的问题，如戎装、紫衣、绯衣、素衣、金甲、褴褛衣裳等服饰，都和人物的特定类型相关联。有些服饰注意到了装饰性的问题，如绣装、葡萄带、宝花冠等。有些服饰的装饰本身也有符号的象征性意义，如西域出产葡萄，故胡腾舞服装的花纹，亦作葡萄图案，这种设计既来自现实，又具有符号性。歌舞戏对服饰的这些设计，和后世戏剧服饰的设计十分相似，表明戏剧服饰的程式化、装饰化和符号化，从唐代的歌舞戏服饰就已经开始了。

　　最后，唐代戏服尚有冠冕巾裹可言。

　　五代优语有“大殷平天冠”条，载李家明嘲讽王延政说：“大殷平天冠今已无用，家明敢取为优服。”知当时之优服中，扮帝王者可用平天冠。陶谷《清异录》载：　

　　同光即位，犹袭故态，身预俳优。尚方进‘御巾裹’，名品日新。今伶人所顶，尚有合其遗制者，曰：“圣逍遥、安乐巾、珠龙便巾、清凉宝山、交龙太守、六合舍人、二仪幞头、乌程样、玲珑高常侍、小朝天、玄虚令、漆相公、自在冠、凤三十、日华轻利巾、九叶云、黑三郎、庆云仙、圣天、宜卿，凡二十品。

　　此二十品都是当时的戏巾，不同的巾名揭示了优戏中所扮演角色身分的不同。宋庞元英《文昌杂录》载：

　　至唐始有巾子，两带以系巾，两带垂以为饰。至僖宗时，因伶人以银丝撚二带，帝曰：“亦与朕作一顶来。”自此方应折上。后又以木刻头围，裁乌纱为之，所谓“与我斫一军容头”之类是也。

　　可见折上巾与银线撚丝带原为戏装，因僖宗提倡，便由戏台流入社会。皇帝爱慕戏装并且效法，盖因戏装可以恣意华瞻动人也。这条此材料既反映了唐代戏装名目繁多、追求新奇的特点，又反映了优人创造的唐代戏装对社会着装风气的影响。

　　总之，唐代戏剧无论是科白戏还是歌舞戏，戏装的穿戴多因剧情而设，但也表现出了崇尚新奇的特点和程式化、符号化的发展趋势。

　　尽管宋代以前的戏剧文献保留下来的很少，但仍有许多戏剧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戏剧现象进行过探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这一时期戏剧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地位。从戏剧服饰角度看，唐以前确实是中国古代戏剧起源和形成自己特色的关键时期。汉前表演服饰是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的孕育期，汉唐戏剧服饰是中国戏剧服饰的萌芽期，尽管当时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的完整体系尚未建立，但后世戏剧服饰的某些特征如程式性、装饰性和符号性等都已出现。后世戏剧服饰正是在唐以前戏剧服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最终促使了中国戏剧服饰完备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