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物主题研究：新理论、新方法观照下的重新审视

　　研究者或借助于传统文化或得力于西方文论或寄托于创作心理研究，从不同视角对伯喈、五娘及作品的题旨进行了新的审视，体现了《琵琶记》人物、主题研究中的新变。

　　（一）人物形象研究

　　伯喈研究上体现了两种趋向：

　　其一、将西方悲剧理论应用于伯喈研究。如，邓琼《蔡伯喈形象的塑造与高本〈琵琶记〉的成就》借重西方悲剧理论认为“正因为有了蔡伯喈，《琵琶记》成为我国戏曲史上少有的一部性格悲剧。”又如，　林刚《论〈琵琶记〉的悲剧命运观》则认为《琵琶记》亦是一部命运悲剧，蔡伯喈是悲剧主人公，作品通过对蔡伯喈悲剧性格的刻画，表现出“不可动摇的合理性与合情性”的矛盾统一使封建文人形成了悲剧性格。蔡运长《试论蔡伯喈和赵五娘的形象塑造》侧重于文本的分析，认为蔡伯喈是一个“软弱、矛盾、痛苦的人物，他永远不忘父母和妻子，是一个正面人物”。

　　其二、继续从传统文化上对伯喈进行解读。如，李树志《浅谈〈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从传统文化上探究，认为“导致蔡伯喈走上‘蜕变’的道路，根本原因不在他，也不在他的家庭，而在于当时追名逐利的整个社会风气，普遍受到推崇的‘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念，以及强调服众、抹杀人性的封建专制制度。”对蔡伯喈表达了同情的态度。又如，徐蓓蓓《“全忠”未必忠，“全孝”不能孝——从〈琵琶记〉中蔡伯喈形象的塑造看作者文化心理结构与现实的冲突》则思索了作者的创作思想，认为“蔡伯喈行孝的困境正说明封建社会的所谓‘孝’实际上是皇权绝对支配下‘忠’的附属品，从而揭示了作者文化心理结构与现实的冲突。”

　　在研究中，人们总体上对伯喈寄予了同情与理解。

　　五娘研究上体现了两个角度：

　　其一、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反思其深层内涵。如，韩学君《情感伦理化和伦理情感化——从赵五娘形象的塑造看中国古代戏剧伦理精神的核心意蕴》提出“赵五娘形象的塑造，不仅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正统的伦理精神，同时又确立了以戏剧艺术表现伦理精神的原则，手段和模式。”认为赵五娘的情感状态符合儒家正统思想要求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

　　其二、将性别研究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对五娘进行解读。如，王菊艳《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与儒家文化——从高明的〈琵琶记〉和南戏“四大传奇”谈起》认为在赵五娘动人故事的背后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严重缺失，而这种现象的形成“又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中的宗法政治思想、礼教伦理思想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又如，孙玫、熊贤关《解读<琵琶记>和<白兔记>中“妻”的呈现》认为“父权社会里的人们，包括女性自己，所认同的已不是女性这一性别本身，而是父权社会对这一性别的种种规范。”“传统社会有时也谴责男人的‘负心’，但并不是针对其重婚再娶，而是针对其拒认曾经有恩于己的元配，并且直接造成了她们的悲惨结局”。

　　总之，对于五娘，人们更多地是反思。

　　（二）主题研究

　　对于作品主题的解读主要有如下几种倾向：

　　宣扬了封建道德。柳笛《〈琵琶记〉主题思想辨析》、叶大兵《高则诚与〈琵琶记〉》均认为剧作宣扬了封建道德，但与柳笛的否定不同，叶大兵认为《琵琶记》“仍然不失为我国戏曲史上一部优秀的作品”。

　　讽世之作。金宁芬《“南曲之宗”——〈琵琶记〉》认为“《琵琶记》实际上是一部‘讽世之作’。作者借旧瓶装新酒，浇胸中块垒，抒治世之见。——这，才是作者的真正用意。”

　　伦理悲剧。黄仕忠《“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高则诚〈琵琶记〉主题新解》认为蔡的不能尽孝、赵的未能使其免于被责不孝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集团和这个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的丑恶”、《琵琶记》是“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悲剧”、“《琵琶记》充分肯定了主人公的孝，但它肯定的也仅仅是孝道伦理中终养父母的最基本的孝的内涵”，可见，黄仕忠除了认为《琵琶记》是伦理悲剧外，还对其复杂性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佘德余《〈琵琶记〉悲剧的伦理理想人格与中和审美意识》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探寻悲剧原因，认为这一悲剧是“三纲五常本身难以克服的重重矛盾所造成的”，“《琵琶记》对于悲剧冲突处理，是坚持儒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中和审美原则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章以西方文论为理论基石来探讨《琵琶记》的题旨。比如，陈文新《论〈琵琶记〉的悲剧品格》认为“功名逼人”是《琵琶记》的主旨，文章频频引用西方悲剧理论，认为“功名毁了蔡伯喈、赵五娘的‘一家安乐’，悲剧的潜台词则是倡导隐士理想，认为隐居生活才适合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又如，崔彩红《凸现个体感性生命　质询现存价值体系——〈琵琶记〉悲剧蕴涵新论》引入别林斯基关于悲剧的实质是在于冲突的理念，从个体性的角度挖掘剧作深刻的悲剧蕴涵，认为“《琵琶记》情和理不可解决的冲突不仅揭示道德对人的幸福既协调又抑制的复杂性，同时超越个人痛苦质询现存价值的真实性。”再如，李跃红《〈琵琶记〉意义新探——兼谈悲剧的形而上特质》根据西方文论中关于悲剧的形而上特性，探讨《琵琶记》的深层意义，作者认为“作为真正的悲剧，《琵琶记》深刻体现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某种普遍本质”，“在《琵琶记》中，表现的是在作品设定的语境中被置于核心地位的‘事亲’价值的破碎”。

　　关于人物、主题的解读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变化的出现在于：时代变了，人们的阐释标准必然会发生变化；新的批评视角的影响，比如西风东渐、比如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文学问题等等都给《琵琶记》研究带来了新气象。

　　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在《琵琶记》的研究文章中受到的关注最多，除此之外，下列问题亦被涉及。比如，语言。人们通常在分析思想内容时联系了作品的艺术性，但也有专门以艺术特色为探讨重点的，比如，洪欣、吕富江、王立和、郭敏、蔡运长就专门撰文论述《琵琶记》的语言特色。并且除了蔡运长的文章，其余几位都把笔墨集中于《糟糠自咽》的曲词。又如，用韵。专门讨论《琵琶记》用韵问题的文章比较少。周致一《试论〈琵琶记〉的用韵》之后，武晔卿《〈琵琶记〉的用韵研究》提出了新解，他指出《琵琶记》中的用韵有其独特之处，比如歌麻合韵现象是“以方言入韵的结果”，车遮、家麻通压则是“高氏有意寸古所致”，“是秉承词韵余风”。再如，关于改编本的评论。［美］凯瑟琳·西尔斯著、沈亮译《〈琵琶记〉故事：一出中国戏的美国版》写了《琵琶记》被改编为音乐剧后，在1946年的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情形，反映了西方人对《琵琶记》的接受。罗静文《梁实秋、冰心联袂主演〈琵琶记〉》回顾了1925年“为了宣传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琵琶记》被改编为话剧在美国上演的情况。朱日复《满村听说蔡中郎——谈湘剧高腔〈琵琶记〉》谈了湘剧本《琵琶记》。刘淑兰《从昆曲〈琵琶记〉看其人民性的升华——浅谈郭汉城、谭志湘改编本的独创性》则评价了20世纪90年代《琵琶记》的昆曲改编本。

　　总之，80年代以来的《琵琶记》研究体现了学术性而不是政治性，即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色，并且人们对其主旨、人物尤其是伯喈形象的依然执着、依然多元的解读体现了经典作品在当今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