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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解读与经典价值(一)

姜丽华

  一、经典地位的确立 

  《琵琶记》的母题来自宋金时期民间已然流传的伯喈故事。明代徐渭著述的《南词叙录》中写道“宋元旧篇 :《赵贞女蔡二郎》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关于早期伯喈故事的较为详尽的内容,戏文作品《刘文龙菱花镜》里有介绍:伯喈上京赶考,妻子在家侍奉公婆。家乡遭灾,公婆双双离世,妻子将二老埋葬后去寻找丈夫。已得功名的伯喈不仅不肯相认,还放马踩踏妻子,最后伯喈遭到天谴。伯喈故事不仅在民间市井流传,也吸引了文人学士的注意,早在南宋陆放翁即有诗《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四首之一:“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描述了公元1195年伯喈故事流传的情形。伯喈故事还传到了金国,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之分目“冲撞引首”就有《蔡伯喈》一剧。

  到了元代末年,伯喈故事不仅继续承传着而且激起了名公高则诚的创作兴趣。高则诚为伯喈故事注入了新的活力,决定了“词曲之祖”的诞生。

  早期的戏文作品应是以赵贞女为第一主角的,这从梨园戏的演出习俗可以得到启示。在梨园戏(上路)剧目《蔡伯喈》中,大旦(赵真女)是“棚头主”,“有权决定上演全本还是选场,甚至可以删节某一场戏中的片段”,可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高则诚《琵琶记》中,赵五娘的第一主角地位有了动摇。高则诚重点对伯喈故事中的男主人公蔡伯喈进行了重塑,使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样,原来的故事中蔡伯喈是一个概念化、简单化、平面化的反面形象,而改造后的蔡伯喈形象变得个性化、复杂化、立体化了;同样的“弃亲背妇”情节,高则诚则在“弃亲背妇”之前增加了“三被强”或曰“三不从”情节,使伯喈成为一个犹豫懦弱让人又爱又恨的读书人的形象。由于种种的变化,《琵琶记》中的赵五娘依旧动人,其主角地位却不能不有些微的动摇。可以说,《琵琶记》是伯喈故事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发展。

  《琵琶家》成为经典应从徐渭《南词叙录》中记载的朱元璋的奖掖开始: 

  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措,贵富家不可无。” 

  朱元璋把《琵琶记》看作与儒家经典同样重要。可以说,在最高统治阶层那里确立了《琵琶记》的经典地位。当然,皇帝推重的是《琵琶记》的思想内容,而这种推重显然是出于明初教化的需要。我们知道,明朝时为了使社会安定,理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推扬、成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琵琶记》因其教化作用而受到上层的认可就是很自然的了。

  除了皇帝的提倡,《琵琶记》经典地位的确立还在于知识阶层出于某种目的的推扬。这种推扬包括:徐渭对于朱元璋赞誉的记载和士人们的征引;士人们关于《琵琶记》、《拜月亭》、《西厢记》等剧优劣的论争;为了“水磨调”的创制、流行,魏良辅等人对《琵琶记》的“点板”等等。凡此总总,不仅体现了知识阶层对诗文以外的俗文学——戏曲体裁的接纳,而且反映了知识阶层对《琵琶记》经典价值包括其教化作用的认可。

  当然,《琵琶记》经典地位的巩固与强化最终决定于大众的普遍认可。明代以后,一方面,印刷业逐渐兴起,文学作品的大众传播有了很好的媒介;另一方面,理学在明代就得到了高层的重视、,在清代又继续被强调,戏曲领域涌现出大量的以伦理为题材的作品。在这种社会大潮中,像《琵琶记》这样既有教化意义又充满了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受到主流意识的欣赏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商人们看准了商机、纷纷刊刻《琵琶记》,以致版本达到了数十种,颇有点洛阳纸贵了。从现存的可见的版本来看,《琵琶记》遗存的全本有38种,其中明代23种、清代13种、近代2种;从辑录《琵琶记》折子戏的选本来看现存23种,其中明代17种、清代6种。在乾隆年间,宝仁堂刊本《缀白裘》还辑选了辞朝、盘夫、逼试、规奴、赏荷、坠马、廊会、书馆、扫松、训女、剪发、卖发、称庆、谏父、描容、别坟、分别、长亭、别丈、思乡、饥荒、拐儿、请郎、花烛、吃饭、吃糠等多出,从中可以想象《琵琶记》在清代的演出盛况。

  《琵琶记》人物形象的生动、体制的完善不仅使它吸引了各地方剧种的目光还使它易于被各地方剧种移植,而这种大范围的移植所呈现的遍地开花的繁盛景象最大程度地巩固、延续了其经典的地位。直到现在,《琵琶记》还是许多剧种的传统剧目。比如昆剧(流传于江苏、浙江等地)、湘剧(流传于湖南等地)、川剧(流传于四川等地)、京剧(全国大部分地区)、文场戏(流传于广西)、柳子戏(流传于山东河南等地)、花灯(流传于云南)、琼剧(流传于海南)、潮剧(流传于广东福建台湾香港等地)、梨园戏上路老戏(流传于福建)、莆仙戏(流传于福建)、闽北四平戏(流传于福建)、闽南四平戏(流传于福建)、道情(流传于陕西等地)、西府秦腔(流传于陕西等地)、岳西高腔(流传于安徽)、汉戏(湖北等地)、清戏(流传于湖北)等剧种。

  要之,从古老的梨园戏、莆仙戏到晚出的京剧,从雅正的昆曲到通俗的乱弹,从全国性的大戏到区域性的地方戏,《琵琶记》的经典魅力获得了延续,而在案头与场上、故实与传闻的承传中,其经典地位亦得到了不断地强化。

来源:黑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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