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的戏曲改革与1956年颁布的“双百”方针最终导致了《琵琶记》大讨论的召开。

　　一、如火如荼的戏曲改革

　　基于对戏曲高台教化作用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对戏曲改革工作一直都很关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看了杨绍萱、齐燕铭改编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就给二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并希望他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就有借戏曲改革推行政治理念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在建国以后伴随着毛泽东治国理念的成熟逐步政策化了。

　　（一）戏曲改革是时代的要求

　　建国伊始，戏改既是戏曲发展的主流又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这是戏曲改革工作的最高顾问性质的机关，它的组成进一步说明了戏曲改革是一个政府行为，并且高层对于戏改工作是非常重视的。

　　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召集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总结了各地戏曲改革工作的情况。

　　1951年4月3日，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表明在戏曲改革过程中鼓励京剧与地方戏都要发展及批判地继承戏曲遗产的态度。

　　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听取文化部关于1950年11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的报告之后，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五五指示”），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第一个戏改政策。“五五指示”强调戏改工作主要是围绕着“改人”、“改戏”、“改制”进行，“改戏”是核心。对于“改戏”规定：　

　　“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目前戏曲工作应以主要力量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今后各地戏曲改进工作应以对当地群众影响最大的剧种为主要改革与发展对象。”　

　　这个指示在明确规定改戏侧重点的同时，鲜明地表达了戏曲改革过程中对政治标准的强调。

　　于是，在红色政权的领导之下，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指示及毛泽东八字方针的指引，戏曲改革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1952年，依据“五五指示”：“每年应举行全国戏曲竞赛公演一次，展览各剧种改进成绩”的精神，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被周总理称为“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标志着我们的戏曲工作前进了一大步”的戏曲会演计有23种剧种、37个剧团、近百个剧目、1600多位同志参加，充分展示了建国以来戏曲改革工作的丰硕成果。会演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选择了淮剧《千里送京娘》、《蓝桥会》，闽剧《钗头凤》，晋剧《打金枝》，川剧《五台会兄》、《秋江》、《评雪辩踪》，湘剧《琵琶上路》、《思凡》、《醉打山门》等演出剧本编辑了《戏曲剧本选集》，希冀对剧目的整理、改编起示范作用；会演中获奖的剧目又在全国一些大城市开始巡演，掀起了人们欣赏戏曲的高潮。

　　（二）湘剧《琵琶记》的改革。

　　“五五指示”规定各地戏曲改进工作应以对当地群众影响最大的剧种为主要改革与发展对象，并且要以主要力量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因此，作为“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之一，《琵琶记》显然属于应该首先被审定的对象，许多剧种也是这样做的。比如，在湖南等地颇具影响力的湘剧，就把《琵琶记》作为了戏改对象。

　　不过，由于对戏改政策的理解不同，人们对于如何评价、认证旧时代的戏曲遗产也有着不同的认识。这样，在《琵琶记》的审定问题上就存在着分歧。

　　在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大会之前，洞庭湖湘剧团就准备选派湘剧高腔经典折子戏《琵琶上路》（按，《琵琶记》中的一出）参赛，但是由于一些人用庸俗社会学和反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戏曲作品，认为“张广才是地主阶级分子”，赵五娘的行为是一种“封建孝道”，此剧在湖南省省内遴选过程中被换掉了。后来，在田汉（时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陈荒煤（时任中南区文化部副部长）的争取下，《琵琶上路》才得以启程赴京。正如田汉所说：“对于（《琵琶记》）这样一个辉煌的作品不要仅从封建的一面去估计，而应透过或揭去其封建的表层，找出其人民性、民主性，加以发扬光大，才算是祖国艺术遗产聪明的继承者。”

　　湘剧《琵琶上路》参演的曲折经历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政治标准绝对化的倾向已初现端倪。不过，因为那时还有身居要路津的田汉们的披荆斩棘，所以《琵琶上路》这朵小花得以在首都的舞台上开放，并且荣获了多个奖项。

　　整理、改编《琵琶记》的工作是艰难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粗暴的行政干预使改革遇到了挫折。比如湘剧，1955年，为了迎接第二界湖南省戏曲会演，为了实现“推陈出新”，湖南省湘剧团在分歧很大的情况下，采取行政干预的方式改编了整本的《琵琶记》，演出之后，由于观众“不同意马踹五娘”的结局，看的人不多，“所以这个改编本会演之后就不再上演了。”其次，单纯地强调政治标准及对政治标准的片面解读给改革带来了困难。比如川剧，四川省川剧院想整理《琵琶记》，但是由于部分人持否定《琵琶记》的态度：“从川剧‘刻碑三打’的演出中，认为它更巧妙的维护了封建道德”，改革遇到了阻力。再次，《琵琶记》是流传已久的经典作品，许多学者、艺人认为应该特别慎重。昆曲演员白云生认为“古典名著最好不要随便改”，害怕改不好破坏了内容及音乐的完整性，削弱了经典的魅力。

　　但是，经典需要延续，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经典的评价、整理是经典延续的有力保证。1956年《琵琶记》“大讨论”之前，湘剧团进京，其间又演出了《琵琶记》的改编本，并且想要广泛地征求意见。可以说，湖南湘剧团的进京演出成为了《琵琶记》“大讨论”召开的一个契机。康德说：“举行这个会是想把湖南的‘琵琶记’改好”，田汉在发言中也说：“这次他们（按，指湘剧团）又照老样分两晚演出征求意见，因此我们的讨论将会对当前戏曲改革上有实际指导意义。”他们的发言都指出了湘剧改革与《琵琶记》大讨论召开的关系。

　　——因此，蓬勃的戏改形势、经典自身发展的需要、观众想要欣赏经典的愿望、湘剧团的进京演出使当时关于《琵琶记》的讨论变得水到渠成。

　　这时，“双百”方针又送来了缕缕春意……

　　二、为了“双百”方针的贯彻

　　“双百”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政策是由陆定一代表毛主席及党中央在1956年5月26日正式提出，又经毛主席修改之后，发布在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上的。陆定一在文章中指出：“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双百方针”的说法并非1956年6月才有，而它最终形成、正式又郑重地在1956年6月公布于全国人民，绝非兴之所致的偶然行为。

　　（一）“以苏为鉴”的思考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针对斯大林作了一场秘密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在1956年3月1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3月19日和3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都讨论了苏共二十大上的这一突发事件，毛主席认为赫鲁晓夫的这一报告“无论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同时“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强调“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

　　第一个成功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哥，中国共产党一度将苏联的一切奉为圭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就曾照搬苏联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又成了我们模仿的范本，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从李森科、巴甫洛夫学说到人民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苏联的一切都令我们崇拜：苏联肯定的我们肯定；苏联反对的我们批判。没有思考的追随不啻为盲从，没有批判的继承无异于投降。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并非没有思考，只是多数情况下都是碰壁之后才改弦易辙的，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照搬苏联以中心城市为突破口，通过城市包围农村来夺取胜利的革命经验，结果受到了重创，后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谱写了夺取革命胜利的新篇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毛主席也曾有过思考，他说：　

　　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　

　　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的许多问题，使中国共产党决心走自己的路。以苏为鉴的举措之一就是提出在文学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百家争鸣”，从而在文艺科学领域反对教条主义，弘扬民主精神。

　　（二）“知识分子”的改造

　　1956年，我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时期，出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重要。1956年1月14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改善知识分子政治待遇”，“要教育工作人员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不要再有意无意间伤害他们正当的自尊心。”这一报告初步调动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一直被认为大部分属于落后的需要改造的阶层：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展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次运动“由教育届开始，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另外，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中央发起的批判运动也属于知识分子改造的一部分内容，包括：1951年毛主席发起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问题的不好的先例；1954年，毛主席借两个小人物（按，指蓝翎和李希凡）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发起了对俞平伯、胡适、“唯心论”的批判；1955年，中央又发动了对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批判，给被批评者很大的政治压力。上述对学术问题的政治干预，牵连了很多人，并且因其发展为“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无限上纲上线，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感情。

　　应该说，1956年6月颁布的“双百”方针是我党在“以苏为鉴”和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上的自省，它给了知识分子在学术上说话的自由，使知识分子有了春天般的感觉，正如费孝通写的那样：“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新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双百”方针颁布之后，学术界活跃了起来。《人民日报》要解除“种种条条框框”，不再像过去那样唯苏联《真理报》为是，而要成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原地；对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在中央同意之后于1956年7月1日正式改版。1956年6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戏曲工作者谈戏曲改革工作》，记录了对赵景深等参加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专家的采访的情况；7月3日又刊登《文学研究和创作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描述了高等学校教授们对双百方针的欢迎；7月8日开辟“笔谈‘百家争鸣’”专栏，相继发表了余冠英、俞平伯、罗根泽、王瑶、舒芜、施蛰存、隋树森、傅庚生等人的文章。1956年7月3日，《新华日报》也发表《讨论关于“百家争鸣”》一文，概述了600多位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双百”方针的关注。据新华社统计，“1956年一年中举行的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距初步统计50多项，多于过去任何一年”。贯彻“双百”方针的号召像一股热浪推动着各行各业纷纷行动了起来，中国戏剧家协会也不例外，“双百”方针颁布刚刚半个月，即在京展开了《琵琶记》“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