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沌初开，天荒地老，原野广袤，林木葱郁。在岩壑的坪坝间，在荒原的厚土上，我们忽然听到亢奋的鼓声，听到了用足踏出的有力节拍，伴随着一阵充满生命力的粗犷吼叫——我们知道，最初的人类戏剧曙光，就在这种原始生命状态中升起了。

　　戏剧的起源

　　戏剧源起于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即来自原始人类的艺术性创造，尽管这种创造最初可能并不具备艺术的自觉，而是出于宗教信仰的目的。

　　戏剧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物以及自身行为的行动性或象征性模仿，用专业概念来定义就是：戏剧起源于拟态和象征性表演。在这种模仿行为里，模仿者成为或部分成为角色而不再完全是其自身，其行动受到被模仿者行为方式的限制。站在这个认识基点上来观察戏剧的发生，我们必然会追溯到人类最初尚未最终脱离动物性时期的游戏和模仿天性，今天对于幼畜模仿成畜捕食行为以及对于灵长类动物具有更多模仿能力的观察，可以证实人类最初所具备的这种天性。

　　交感巫仪模仿

　　原始人类的蒙昧思维对于自然界神秘精神的感应，以及长期的共同采集和狩猎活动，使他们逐渐产生了共有的灵的崇拜——万物有灵观。原始思维对于灵的理解，导致了交感巫术信仰的诞生，其大体时间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五六万年以前。交感巫术作为一种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物，为宇宙万物赋予了“灵”的精神和内在生命，认为它们控制着自然与生命体的繁衍和变化，而人通过实施特定的巫术仪式可以实现与万物之灵之间的沟通。交感巫术思维普遍存在于人类发展的初期，是人类思维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

　　交感巫术的实践带来了人类自觉的和大量的模仿行为——原始人试图通过巫术仪式对现实的模仿过程，实现对于“灵”的控制和操纵，他们以为这种施加了巫仪的模仿可以直接作用于现实，从而决定实际生活的结果。近代人类学家在未接触现代文明地区（澳洲、美洲、一些太平洋岛屿以及中部非洲等）许多保有原始文化状况的氏族部落里所进行的考察表明，原始人常常通过模仿狩猎与战争的行为，来求取狩措和战争的成功，其模仿过程贯穿着行为摹拟和带有强烈节奏的仪式歌舞表演。由于其中出现了拟态形式，这类经常性和有目的性的扮饰活动，可以被视为原始戏剧的雏形。今天我们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史前岩画里，可以看到很多这类初级拟态和象征。

　　很明显，由交感巫术意识出发而实施的模仿行为，并非出于审美的动机，甚至也不是直接出于实用的动机，而是一种纯粹的宗教与信仰行为，是原始人试图抗争命运并寻求解脱方向的精神实践行动，因而它与审美意义上的戏剧观念还远远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的出现仍需经历一个由宗教目的向审美目的转化的漫长过程。

　　利用交感巫术控制自然的尝试自然是走向了失败，其结果使原始人类由企图操纵“灵”转向对“灵”的敬畏和乞怜，于是作为“灵”的象征体现物的神和鬼便出来统治大地，从而导致了原始人类的自然神崇拜、图腾崇拜等一系列的信仰和祭祀行为。伴随这些行为出现的，是对神明的谀颂和取悦，对神的事迹的礼赞和模拟。这一阶段的原始戏剧，混杂在祈神和娱神的宗教仪式中，呈现出宗教仪式依附物的面貌。

　　图腾拟态

　　在中华文化所留存的一些神话传说和古籍记载里，透示出原始祈神扮饰的影子，尽管它们见于记载的时代都过晚，例如反映自然神崇拜的沅湘流域的拟神表演（体现为《九歌》），反映图腾崇拜的中原拟兽表演（见于《尚书》《吕氏春秋》）等。中华先民进入父系社会的后期，氏族部落间连续爆发大的战争，逐渐由黄帝所统帅的氏族统一了中原，产生了后世文字可以追溯到的比较可信的历史，搀杂于宗教祭祀仪式中的原始扮饰表演记载也就不绝于史书了，其典型形象特征就是摹拟鸟兽征貌。史书里有着众多染有神话色彩的有关记载，例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说到“帝喾”让“凤鸟、天翟舞之”，其中的“凤鸟”当然是由人装扮的。又说到“帝尧”让人“舞百兽”，就是当时拥有不同野兽图腾的部落装扮成动物进行的舞蹈。

　　今天在一些上古岩画、陶器、铜器上看到的鸟兽扮饰，伴随着有节律的人体动作形象，应该是这类表演的反映。沧源岩画中有一幅兽形扮饰仪式图，绘有很多头戴羽毛头饰、肩饰、肘饰、膝饰的人物，有的还用双臂张开身上的大羽毛披风，所扮饰的应该是鸟形图腾。又有两个身体呈长方形的人物，头部绘有直立毛发，所扮饰的应该是兽形或神怪一类形象。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盆，上面绘有5个饰以鸟羽的人物在连臂舞蹈，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锣锣面绘有佩剑酋长1人，以鸟羽作头饰和衣饰、手执羽幡人物22人，结队舞蹈，其表演都属于相同性质。而青铜器上常常见到的兽面饕餮形象，以及一些兽形面具，则有可能被用于这类图腾祭祀装扮过程中。例如河南省禹县出土一具西周时期青铜兽形面具，高15厘米，宽18厘米，面积约等同于常人面部，眼睛中部留孔供佩者观视，另有小孔4对供穿绳固定面具，说明它是供人佩带使用的。

　　驱傩仿生

　　拟兽扮饰的仪式表演在周代的遗留体现在驱傩活动中。傩产生于原始人类驱除灾疫之灵的心理要求，由原始氏族部落战争的现实映像所启发而形成的以神驱鬼或以恶逐恶的观念，是原始人类萌发赶鬼或驱傩意识的基础。我们在周代驱傩仪式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扮饰表演，《周礼·夏官司马》说：“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殴疫。”头部扮为熊形的方相氏，挥舞兵器，搜索室屋，不断地作出驱赶殴打的模拟动作，用以象征对于魑魅魍魉各类鬼怪的镇辟和驱逐。这种表演有着固定的装扮形象、一定的程式化拟态动作，以及与人们的想象结合的戏剧情境和最终结局，具备了初步的戏剧框架，较之上述体现图腾观念的纯粹拟兽装扮表演，更加接近戏剧形态。

　　1953年于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发掘的东汉墓中有一幅完整的石刻大傩图，作为古人驱傩活动的形象图景而足资参考。该墓分前、中、后三个墓室，大傩图刻于前墓室北壁上面的横额上，共绘刻状貌怪异的神人鬼物36个，神人分别作追赶、驱捉和啮食状，鬼物作逃避挣扎状。尽管图绘笔法夸张，神怪形象状摹的是人们的奇异想象，与现实驱傩表演有很大距离，但我们却可以据以揣测到表演的大致情形，其场面一定也是同样生动而具有戏剧性。

　　傩祭的主角是方相氏，它的装扮为首蒙熊皮，上开四孔为四目，身穿黑衣红裤，一手持戈，一手持盾，是一位凶神恶煞的形象。这在汉代文物里有着生动刻绘。山东省沂南县北寨村东汉墓前室北壁正中室门支柱上，有一个熊首神物，面目狰狞，四肢各执箭戟，头支立弓搭箭，腹下立一个盾牌。后室靠北壁的承过梁的隔墙东西两侧，也各有一个熊首神物，或张巨口露利齿，手足并舞，或手扬板斧作砍斫的状态。

　　原始拟兽表演发展到傩祭仪式，可以说最初级的原始戏剧已经产生。它成为后来巫觋拟神（人）扮饰和再后来优人表演的先声，为之提供了借鉴和思维基础。同时，作为人类的一种戏剧经验，它长期存在于后世的各类表演之中。汉魏六朝百戏里的鸟兽假形扮饰内容之多、形式之成熟当然是对于前代继承的结果。边缘文化区域更是将这种表演形态牢固地保存下去，今天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仍旧能够看到许多带有远古图腾气息的节令仪式性拟兽扮演，例如彝族、白族、哈尼族、布朗族的祭龙仪式，彝族的跳虎节，壮族的蚂拐（蛙）节，壮族、侗族、土家族、瑶族、仡佬族、苗族、纳西族、哈尼族的敬牛节或牛舞等，云南纳西族的摩梭人的“打跳十二像”则在表演中扮出熊、虎、狮、象、狗、兔、鼠、雁、鸡、蛇、蛙、蛤蟆等12种动物。另外，藏族在每年一度的雪顿节开幕仪式里装扮牦牛的表演也与此相类，当然藏族文化历来有其独自的发展轨迹。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拟兽表演理解为原始戏剧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