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界的戏曲改良舆论

　　中国的戏曲自产生以来，到宋代已经在民间盛行，至元明清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戏曲因其通俗的形式和贴近实际生活的内容，受到人们的喜爱。“天下最容易感动人心转移风俗的，没有比唱戏再快的了”。“中国戏剧表演无论雅俗，俱必参含抽象表达。演员之赢妙技艺，唱念动止，传示心性意趣，最能吸引观众赏悦。”“戏剧是民众喜爱的社会文化形式，是民众的精神食粮，比其他的文学艺术形式都更接近民众的欣赏习惯。在中国的戏剧中，一个重要的题材是历史剧，戏剧以其特有的方式成为了一个比较完整、十分丰富的中国历史资料宝库”，戏曲演出亦是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重要资料。但在正统观念里，戏曲不登大雅之堂，传统统治阶层或士大夫阶层对民间戏曲多半抱著鄙视、怀疑的态度。及至清末，进步人士逐渐认识到了戏曲改良与大众启蒙的关系，开民智的呼声随之兴起。

　　著名文学家阿英曾论述说：“当时中国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清廷腐败，列强侵略，各国甚至提倡‘瓜分’，日本也公然叫嚣‘吞并’，动魄惊心，几有朝不保暮之势。于是爱国人士，奔走呼告，鼓吹革命，提倡民主，反对侵略，即在戏曲领域内，亦开成宏大潮流，终于促进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对清末戏曲改良的政治意义进行了肯定。知名学者李孝悌在研究晚清戏曲改良运动方面颇有建树，他认为二十世纪初，戏曲的地位在知识分子心中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主要是因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他们设想其他启蒙之道，戏曲成为了开民智的利器，但是传统的戏曲又存在缺失，不合时代需求，所以戏曲改革呼声出现，作为20世纪初的新论域，成为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戏曲一直以来受到民众喜爱，1840年到1919年，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大戏逐渐形成与发展，一批新兴的地方小戏在全国各地出现，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相适应的戏曲改良活动积极开展，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近代戏曲的主要内容。1902年，戏曲改良舆论兴起之时，谭鑫培等人的戏深受民众欢迎，被评价为“爱国家者不如爱戏子乎”。这一时期，京城内亦流行演马戏，马戏也进行改良添新戏，“故看客尤多且女眷往者亦複不少”。戏曲的流行程度也使其具备成为启蒙民众工具的基本条件。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思潮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现象，就是在社会及民众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首先冲击戏剧并促使其改良的并非戏曲界人士，而是主要来自戏曲界之外的政治力量。“戏曲改良这股声势浩大的戏剧思潮，是晚清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为变革社会而倡导的。”

　　早在1897年，近代杰出的思想家严复和夏天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时，就合作写成了《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这是一篇较早关注小说的文章，主要论说了小说地位的重要性，以小说的广泛流传作为立论的出发点，巧妙地将它与情节性、形象性等有助于增强艺术感染力的因素联系起来，通过中西对比，得出结论：欲开风化，要充分发挥小说的作用。文中的小说是宽泛的概念，包括戏曲。他们认为小说、戏剧能“使人开化”，“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

　　清末“戏曲”的概念，实际上包含在小说中，戏曲属于小说的分支，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前夕。清末知识界名人梁启超是小说界改良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倡导者。1898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阐述小说在下层民众中的重要影响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曰：“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銾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此文中还通过国外政界对小说的重视来说明小说本身的作用，欧洲各国的变革之始，有志之士都是将自己的政治见解寄托于小说，美、英，德、法、奥等国的政治进步，小说都是功劳最大的，进而得出：“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的结论。这里的小说概念即包含戏曲。

　　1992年，梁启超又在《新小说》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将戏曲看成是对人心具有“支配”作用的民间艺术形式，提倡通过戏曲进行启蒙教育。戏曲为普通民众接受和喜爱，是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重要工具，因此戏曲应当被视为对下层社会进行启蒙教育的重要工具。这一观点得到清末广大开明人士的支持。由此，梁启超被看作戏曲改良的旗手。之后的几年间，类似的舆论大量出现，戏曲改良运动逐渐兴起，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1903年，无涯生（佚名）发表了《观戏记》一文，在近代戏曲界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改革戏曲的主张，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据王立兴考证，《观戏记》的作者欧榘甲，实为康有为的弟子。他在《观戏记》中，描述了法国和日本戏剧发展的情景。法国自与德国交战失败，欲复兴国家之前，先建戏园，使民众深切感受到国家危难，立志兴国，以雪国耻，“故今仍为欧洲第一大强国，演戏之为功大矣哉”。日本则上演过多的关于维新的戏剧，亦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作者对其轰动的效果作出评价：“胜于千万演说台多矣！胜于千万报章多矣！”进而又分析了国内特别是广东戏曲的弊端，认为“皆不可不大大加改革者也”。康有为的另一位弟子邱炜菱，是一位被尘封了的晚清小说批评家，受其老师的思想影响很深。他发表的《小说与民智关系》一文，指出小说对民众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说明我中华民族想要开启民族智慧，一定要在小说内容的内涵上多下功夫。他曾作《客云序小说话》一文，作为自己的读书笔记，介绍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多种小说，从中不难看出，邱炜菱好学善思，他阅读的小说从古到今，由国内到国外部有涉猎，并且都能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1904年陈独秀以“三爱”为笔名，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论戏曲》一文，极力夸赞戏曲及艺人的社会作用，称“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是普天下之大学教师也”，批判不尊重戏曲艺人的社会现状。他在文章中提倡戏曲改良，采用西法多排演新戏，特别提出了对新式剧本的呼唤，并指出其重要意义——“此所以人才缺乏而国家衰弱，若改旧戏必有益于风俗”

　　同年，蒋观云发表《中国之演剧界》一文。文章伊始，就指出拿破仑爱看戏剧，特别是悲剧，他认为悲剧是一国民众精神的来源，继而又借日本媒体之口，对中国戏曲的旧模式展开批评：“吾见日本报中屡诋销中国之演剧界，以为极幼稚蠢俗，不足齿于大雅之数。又曰：中国之演剧，有喜剧，无悲剧，每有男女相慕悦一齣，其博人之喝彩多在此，是由可谓卑鄙恶俗者也。”把中国戏曲与西方的悲喜差别归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原因之一，并提倡剧本改良，要多悲剧，少喜剧，才能为社会造福。这一年，署名健鹤的作者发表《改良戏剧之计画》一文，阐述其对戏曲改良的看法，指出：中国的戏剧应该趋向于世界，“演剧之大同，在不用歌曲而专用科白”，以“痛论时局，警醒国民”，“唤起民族主义之暗潮”。

　　陈佩忍（陈去病），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宣传革命不遗余力。在推翻满清帝制的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护法运动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亦主张通过戏剧演出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他在《二十世纪大舞台》上发表《论戏剧之有益》一文，希望通过呼吁提高民众对戏曲的重视程度。在文中，作者借孔孟之言说明戏曲的重要作用：“仲尼曰：移风易俗，莫善乎乐；孟轲氏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作者还将戏曲提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专制国中，其民党往往有两大计划，一曰：暴动，一曰：秘密，二者相为表里，而事皆尠成。独兹戏剧性质，颇含两大计划於其中。”，文中最后还介绍到这篇文章撰写完成后在《警钟报》上连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戏曲改良运动逐渐开展起来后，知识界人士仍然致力于营造积极的舆论氛围。1908年天慘生在《月月小说》上发表《剧场之教育》一文，概述了自古以来我国重视戏曲表演的行动及至清末戏曲走向衰弱的现状，得出“吾国风俗之弊，其关系于戏剧者，为故非浅鲜矣”的结论，认为戏曲演出关系社会风俗。文中，作者通过将中国与法国、美国等国家的演剧情况对比，指出国家的振兴需要在民众中建立国家思想。戏曲作为下层民众中流传最广的娱乐方式，在西方被视为宣传国家的思想有力载体。文章最后呼吁戏曲界人士“取旧日剧本而更订之，凡有害风化，窒思想者，举黜弗庸，以为我民造无量幸福”，明确提出对新剧本的呼吁。

　　这一系列宣传的文章促进了戏曲改良运动及戏曲剧本改良活动的蓬勃开展。

　　就笔者目前所见的材料，清末社会动荡，小说界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诲盗诲淫，不出二者，其立意则在消闲，故含政治之思想者稀如麟角，甚至遍卷淫词罗列，视之刺目。”。中国知识界人士开始倡导戏曲改良是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如1902年，新小说报社就发表文章称：“小说之道感人深矣。泰西论文学者必以小说首屈一指，岂不以此种文体曲折透达，淋漓尽致”。但这一思想直接的刺激和借鉴是来自维新之后向西方国家学习继而成功的日本。前文介绍的文中作者如梁启超、蒋观云、陈独秀、天僇生等人都在清朝末年留学或游历日本，而并没有去过欧美国家。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在文中说“于日本明治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旅日本数月，肄日本质问，读日本之书，畴昔日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口，枯腹得酒”，其思想及行文风格都受到日本很大影响。陈独秀等知识分子提出的戏曲改良主张与日本戏剧改良的观点也有相似之处。

　　二、报刊媒体的新剧本倡导

　　在清末戏曲改良运动的过程中，《大公报》、《申报》、《二十世纪大舞台》、《东方杂志》等媒体的舆论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一时期关于禁演新戏、倡导新戏改良主张的文章是十分常见的。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创刊之后，《大公报》曾多次刊载与戏曲改良相关的文章或消息，它的舆论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清末戏曲改革的方向，见证了清末戏曲改良的历程。1902年《大公报》创刊不久，即刊登了一篇题为《编戏曲以代演说说》的文章，这是国内最早提倡戏曲改良的文章之一。文中称：“盖听戏一事，上而内廷，下而国人，无不以听戏为消遥之助，……如欲开化，舍编戏曲而外几无他术。”主张戏曲“宜编时事不宜编古事，宜编真事不宣编假事”。表明《太公报》创刊伊始就对戏曲改良活动予以重视。

　　此后几年间，《大公报》多次发表了关于戏曲改良活动的言论。如1904年，《太公报》连续两天刊发了商部某候补主事奏请添设小说专科的文稿。文中称；“中国之大。四百兆人民之中，为学生为文士者，十不及一二，……而一国之中。所谓多数人民之普通教育者，乃一听命于小说，……小说之中有历史政治哲学科学及一切国家盛衰社会利病，无乎不存……大夫君子有志能文者鄙为不足为，其为之者率皆轻薄鄙俚不文之人，藉以逞词溃愤，诲盗诲淫，十居八九”，要求对戏曲进行改良，当年一篇名为《说戏》的白话文称：“天下做容易感动人心转移风俗的，没有比唱戏再快的了。从坏变好了容易，从好变坏了也容易。新编些个可以激发人自立的志气，养成人爱国的热心的好戏，演给大家看，实在是最要紧的一件事”。

　　又如1905年，一位名叫王善述的山东人发表《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一文称：“上而王公，下而妇孺，无不以观剧为乐事，是剧也者于普通社会之良否，人心风俗之纯漓，其影响为甚大也。”论述戏曲对开民智的重要作用。天津人张蔚臣则在《开民智莫善于演戏说》一文称：“盖剧馆者，俨然一下流社会之活动学校也，戏本者，俨然一下流社会之教科新书也。”文中还介绍了法国的戏曲对思想启蒙的作用：德法战争后，法国“创巨痛深”，“乃于巴黎创一大戏台，专演德法战争之事，摩写法人被杀流血，哭声訇格，宫阃之处，里闾之间，枪林弹雨之下，断头者、折背者，穿胸者裂肤者之悲哀惨酷之状，与夫帝后蒙尘，缙绅戮辱，孤儿寡妇，娇妻幼子，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顷刻枕叠，同死于马嘶旗飘之下之烈剧，复又追原国家破灭，皆由于官习俗如何骄横，民智如何淫侈之原故，凡观斯戏者，莫不发为之竖，眥为之裂，顿足槌胸，握拳透爪，咸思誓雪国耻，誓报公仇，众志成城，咸与维新，不三年而国基大定，不十年而国势富强，乌虖，未始非演戏之力量，有以致此也”，说明法国通过戏曲演出开启民智，让广大民众切实感受到战争使国家破灭继而带来的耻辱，于是民族团结，不到十年便国势富强。刊登这些文章和言论，表明了《大公报》积极提倡戏曲改良的态度。

　　1904年3月11日，《东方杂志》创刊于上海，该刊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商务印书馆之创办人夏瑞方主办，徐柯、孟森、杜亚泉等编撰，月刊，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悠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其所刊载的中外大事记、中外时事汇录和各类汇志，皆按月详尽辑录当月中外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和要闻，后人翻检，极为便利。其所刊言论，大多倾向于改良、立宪，呼吁爱国救亡，赞成君主立宪，提倡发展实业，主张普及教育，反对民主革命。对当时的时政、时事以及各个方面的重大事件，都逐一报道，详加评论，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对戏曲改良运动也给予一定的关注。《东方杂志》曾在第1卷第7、8号上连续刊载了《改良风俗说》（上、下），作者署名为可权：“……始必有人倡之，后复有人和之，相沿愈久，乃成风俗，在野蛮之世为无意识之运动……吾为改良风俗之方针，在于斟酌世界之公理，吸收各国之文明……”，“夫一国风俗之起，固有无限原因，则欲改良旧习，固非一朝夕所能见效，一二人所能成功……”，阐述改良风俗的重要性，强调改良风俗要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二人的倡导。第二年，又发表了题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上、下）》的文章，阐述了小说与社会关系的三解：小说有趣味性，通过小说能了解社会情形，小说能影响到广泛的民众。以此说明通过小说开通社会风气是十分有益的，“若提倡小说者而能启发国家之思想，振作国家之精神，是亦我社会之指导者也，我社会之受其益，亦必不浅”。

　　1904年创刊的《二十世纪大舞台》是我国第一本戏剧专刊，仅出版两期即因思想过于激进被停刊，却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是研究戏曲改良运动的重要史料。在发刊词中它便宣称：“本报以改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足见其主创人员思想中的积极意识。第二期刊登了署名为稽弦的读者撰写的文章《读大舞台报》，表达自己对这一刊物产生深远影响的认识。作者目睹了国家形势的变换——“剖豆而分瓜，甲午迄今纷如麻”，了解到世界形势亦如此，土耳其、埃及、越南等国都处在一定的危机中，世人皆叹外交及内治，亟望改革家出现。在清末的社会背景下，优伶们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戏曲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这本期刊为宣传戏曲文化和新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其刊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1906年，《月月小说》创刊于上海，共出24期。其宗旨是借小说宣传教育之力改良社会，开通民智，佐群治之进化。同年，天僇生在该刊上发表《论小说与社会改良之关系》一文，指出早在十五、十六世纪，英国皇室就十分重视戏曲再造人心的重大作用，由改良小说编演的戏曲有利于英国国力的增强。“凡当时之能文章者，咸不远千里致之，令诸人撰为小说戏曲，择其有益心理者，为之刊行，读者糜弗感动，而英国势逐崛起，为全球冠”，此时的中国亦有民间流行的小说，不能产生深刻影响的原因在于民众不善于读小说。面对民族危机，有人提出欲救中国，要先进行社会改良，而作者明确提出，“欲改良社会，当以新著小说为前驱。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这一时期的《月月小说》也是民众阅读新小说的平台。

　　这一时期的媒体舆论特别关注戏剧与社会风气问题。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禁戏的活动。古代的禁戏是为了维持社会风气，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杜绝政治集合的发生，加强统治阶级对民众的思想控制，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王利器先生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对这一部分内容有详细的介绍。近代以来，由于戏曲改良运动的兴起，戏曲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功能，尽管关于禁演淫戏的言论，自戏曲活动出现之时就不绝于耳，但戏曲改良时期关于禁止淫戏的言论更显常见。如1902年《大公报》即刊登文章指出，“近日有等奸民，在台澹门外塔台演唱采茶戏曲，宰牛聚赌，最为地方之害……令禁止矣”。实际上，禁演淫戏是戏曲改良运动的重要内容。当时的报刊媒体有过不少此类报道，1902年1月16日《申报》发表题为《诲淫重罚》的文章，要对演出淫戏的会仙髦儿戏馆进行处罚。1月21日要求曾演出淫戏的会仙、天仙两个戏园禁戏两天。1903年2月22日，《太公报》发表题为《禁演淫戏说》的文章，痛陈淫戏演出的危害；1904年5月，公布对演出淫戏坤角儿冯月娥的处罚结果，将其驱逐回籍。

　　天津是戏曲活动丰富的地区，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已经“商贾云集、铺面毗连，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爱听戏的人很多”。天津也是戏曲名家辈出的地方，《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专门在纪事一栏中刊登了《记天津名伶四则》，记述天津艺人称，小兰英前往哈尔滨途中被马贼帮赎回渴望尽快回津，下天仙表演的金刀阵是别人所不能及，张七饰演的浣花溪伶人绝倒，小杨猴饰演的八大鎚体现了极佳的英雄气概，其艺技之高超，非常人所能比。《大公报》对天津本地的淫戏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如1903年有文章说：“淫戏一朝而断焉，与其维持风化之功德岂有涯矣乎？”，该报还记述天津官方禁止女伶演唱淫戏的事例：“天津县唐大令颁示严禁，于昨日饬行地方，向各戏院门前挨家粘贴告示……如果有连犯，重辨绝不容情”。1905年该报发文称，天津戏园男女合演淫戏之风颇盛，“顶好是想法子把戏剧全行改良，那些淫荡污秽合邪魔外道的戏，一体禁止，不准演唱，但挑那忠孝节义可以感发人心的戏，准其演唱”。直到1909年，《大公报》上能见到许多关于禁止出演淫戏的报道。1910年2月26日和3月5日还分别有题为《严禁演唱淫戏》、《请禁淫戏》的文章见报。

　　在主张戏剧改良的知识分子看来，戏曲内容对民众有直接的影响。《大公报》1906年3月刊登了张蔚臣的文章，阐述淫戏的危害并引起读者的共鸣：“天津风俗之害，影响于社会者，莫过于入庙降香，剧馆观戏二事，而以妇女观戏为尤甚”。一些读者看了他的文章之后，发表感言，在《大公报》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有人称：“此等之问题，岂可概责之编户齐民之女流哉？岂可概责之编户齐民无意识无教育之女流哉？……呜呼，此政府之责，而非乡民之问题也，不尝读邸钞乎，某年月日内务府奏派致祭黄木神某年月日行送动礼遣某亲王行礼。……某年月日钦天监奏救护日蚀月蚀……似此种类，史不绝书，民间迷信滥觞于此。闭智阻化，非细事也。虽然此岂可责之无意识无教育之女流哉。仆故曰：此政府之责，而非乡民之问题也。”该文指出戏曲风气不良，主要责任在于政府而不是下层民众，实际上是要求政府对戏曲改良问题予以重视。

　　龚书铎先生在其《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将清末戏曲改良活动的内容概括为理论宣传、创作实践、班社组织三方面。其中理论宣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强调戏曲艺术的社会教育意义及其在群众中的影响；第二、批判旧有戏曲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要求要作适合于他们政治需要的改良；第三、要求尊重和提高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并建立新的演出团体。其中的第二点为最主要的方面。与戏曲改良舆论相呼应，戏曲界人士及有志之士都注意从戏曲本身的内容入手，批判演出淫戏、宣传迷信思想的行为，倡导编演新戏。鉴于剧本对于戏曲改良的作用，有志之士一直在对剧本改良的意义进行理论探讨并努力付诸实践。

　　对新剧本的呼吁大多与戏曲改良舆论一起提出。《二十世纪大舞台》上曾发表“佚名”《观戏记》一文称，日本、法国的革命取得成功，戏剧有很大的功劳。他说到“欲善国政，莫如先善风俗；欲善风俗，莫如先善曲本。”要开启民智，必须重视戏曲，特别是要重视对戏曲剧本的改良。1905年箸夫发表的《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一文，是较早重视剧本改良的舆论。作者开篇名义，提出“方今寰球，一绝大之话剧哉”，戏曲演出较容易获得观众的共鸣，因而影响很大，“是以上而王公，下而妇孺，无不以观剧为乐事也”。古代中国戏曲多取材于演绎小说，为了迎合观众需要，逐渐失真，都是逢场作戏，不具备社会教育功能。又加之当时的国人，能识字的千不获一，故欲开社会风气，充分发挥戏曲的社会功能，必须先进行戏本改良。作者对广州程子仪等人的戏曲改良活动给予称赞和宣传。文中还总结说，目前剧本的改良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改中国民众旧日喜闻之事，二是取西方国家今近有代表的事例。该文以日本成功的经验鼓励有志之士坚持剧本的改良，“日本维新之初，程效之捷，亦编译小说之力居多”。

　　1908年，署名棣的作者在《中外小说林》上发表了《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论述了改良剧本在戏曲改良中的重要作用，支持欲改良剧本要先改良小说，也提到了剧本对开民智的重要作用。“剧本者，小说界之一部分也。诚然，剧本之感人至矣。顾其能感人心，究是否有益于人心，则吾不敢言。其剧本与人心之关系如何，须视其剧本制造文野之何如”。文章还特别对不合时宜的剧本提出了批评。作者认为，当时的剧本每况愈下，内容陈旧，没有新意，“大都从野史摭拾一二，而参以因果祸福之说，串插而成。一套之中，不有困各，必有过岭；不有抢子，必有搜宫；不有谏君，必有试妻；不有劈网中，必有写分书；千首雷同，如出一辙”。作者将剧本看作戏剧改良的关键，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在戏剧改良的普遍认识。

　　编写新剧本的要求，与清末社会变革的背景也直接相关。在清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形下，新知识分子致力于宣传爱国主张，号召社会政治变革，传统的戏剧由于内容陈旧，已难以满足时代的需要，以戏曲传播新思想，开启民智，首先就要对剧本创造进行改良和革新，使戏曲能够反映时代的要求，真正成为社会启蒙的工具。由此可见，清末的剧本改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随着先进思想的传入，中国的有志之士不仅倡导国内戏曲变革，也注意到东西方戏剧文化的不同，并结合我国落后于西方的现状进行思考，促使中国戏曲开始其自身的改良进程。在知识界人士和报刊媒体的大力倡导下，戏曲改良运动广泛开展，赋予时代思想的新剧本出现。剧本成为再造人心的有力工具，也成为戏剧改良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