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从宋、元以来一直是中国民众文化娱乐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戏曲”一词最早见于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主要指元杂剧之前的宋杂剧。王国维在《戏曲考源》中对“戏曲”作了精辟的概括：“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具有中国特色的唱、念、做、打，种种程式化的表演，几百种和地方文化艺术血肉相连的剧种及其唱腔唱法，都使中国戏曲成为中华传统艺术中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

　　中国戏曲从诞生以来就充满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产生于民间，又广泛地流传于民间，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并且和时代紧密联系。戏曲反映了民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毫不夸张地说，戏曲是当时人展现自己生活和后来人了解过去社会生活的一面明镜。

　　爱好文艺、关注戏曲的君主和领袖数不胜数，然而真正能够全面认识到戏曲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功能、思想意义和教育作用，并且把戏曲艺术作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重要和有力武器来看待的领袖人物，应该首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他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他是走在新社会前沿的领导者。更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是非常精通和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领袖人物。从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乃至小说杂记、成语民谣有着很深的造诣，常常都可信手拈来，涉笔成趣。他深爱传统的戏曲艺术，并且已达到了戏曲鉴赏家的水平。然而，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他对戏曲的要求不会停留在爱好和鉴赏的高度，而是要探索戏曲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作用，这已被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谢柏梁教授在《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中特别列出一章阐述《共和国领袖们的戏剧观》，在《共和国主席们的戏剧观》一节里，谢教授首先介绍了毛泽东的戏曲观，同时又申明：“毛泽东的戏剧观，主要是关于戏曲艺术的一些精彩命题的阐述”。毛泽东曾写过文章专门论述文艺理论问题，但是关于戏曲艺术方面则多数在文中一笔带过或没有特别提出，因此总结他的戏剧“观”，只能从他的诸多讲话和题词中抽丝剥茧，寻找出本质。由于篇幅的缘故，谢教授在文章中只是对重要史实和关键理论进行了梳理，但他却为笔者撰写本篇论文提供了重要思路：立体地看待“毛泽东”，关照“毛泽东”身份的特殊性，如“毛泽东个人对戏曲的爱好和兴趣是一回事，而他作为一位共和国执政党的主席，则首先要求戏曲艺术承载起时代和历史赋予的重荷，承担起政治和革命所规定的使命……”。

　　中国戏曲艺术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形成了中国戏曲独特的戏剧美学体系和优良传统。孤立地看，中国戏曲在剧种、剧目、音乐唱腔、表演程式、行当体制等方面都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备了。但是到了近代中国，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巨变，传统戏曲的一系列艺术实体被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所诟病，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只有到了毛泽东时代，戏曲改革才取得了真正成效，也是到了毛泽东时代，传统戏曲的命运经历了更多曲折和变动，到了样板戏盛行的十年，传统戏曲甚至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似乎是一种悖论，深爱传统戏曲的毛泽东却让戏曲在他的时代命运多舛。

　　笔者的这篇论文将对“毛泽东的戏曲文艺观”这一命题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艺术等多角度进行多维分析，列出重点事件重要观点做纵向研究，同时把其放在历史与文化的大背景中予以整体观照，力求在还原历史的真实进程中寻觅毛泽东戏曲文艺观的发展轨迹。同时研究毛泽东个人的戏曲文艺观对某一段时期中国戏曲成长、发展乃至巨变所产生的影响，探讨领袖人物在特定时期对于国家文化政策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探寻其中的得与失，以求对现在的戏曲艺术建设有所借鉴。

　　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讲话》中曾经提到：“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忠实的信徒，他对于本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深谙中国历史和诗词歌赋并且非常喜爱传统艺术中的戏曲，虽然在历史的舞台上，毛泽东扮演的是不折不扣的革新者的角色。　这就是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的迷人之处，他似乎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坚定的追随者和实施者，但他一直怀揣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利器，他促成了二者之间不可思议的融合，但是作为个人来说，他又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他多次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喜欢话剧、给两百块大洋也不看新诗，他固执地喜爱传统戏曲，戏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折射出了毛泽东这一特殊个体的文化品格。　　

　　传统文化的皈依者

　　毛泽东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在中国文化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在身边很多同龄人选择出国留学、吸收西方文化的时候，毛泽东却坚信研究西学必须先通中学，他的职责就是守在国内。西方学者施拉姆认为：“毛泽东信奉并转向西化立场要比他所属的‘五四’那一代人的大多数更为缓慢和勉强。他在1916－1917年23岁发表的处女作中暴露了从儒家、道家的经典著作到显赫的保守政治家曾国藩（及其湖南同乡）广泛的传统和传统主义影响的烙印。”其实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中也是乐于并自豪于展现自己在历史和传统文化等方面造诣的，有趣的是，他在历史文化上的擅长和喜好与他偏爱传统戏曲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了他文化品格的完整性。

　　毛泽东具有叛逆的革命的品质，这在他少年时期就显出了端倪。本文并不会赘言分析其反叛性格的形成和他早期挑战父亲权威有关，但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在少年时所能接触的社会范围里，他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的不平等而且他并不愿意屈服于这些不平等。

　　毛泽东的学习生涯从私塾的“之乎者也”开始，但是他非常讨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厌恶枯燥无味的经书，反而非常爱读中国古典小说，他背着专制的父亲和私塾先生读了很多小说，如《精忠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传》、《说唐》等。据毛泽东在湘乡东山新式小学堂的同学萧三回忆：“那些小说里的故事，人物，毛泽东同志都记得非常的熟，他时常对别人讲述，和大家讨论。放牛或农作完了的时候，他和小朋友们扮演书中的故事——武松打大虫（虎），演得很像。……那些读物后来对他影响也很大。”

　　毛泽东喜欢《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小说，因为其中并不是描写通常的暴乱，而是描写了历史中英雄们的业绩。比如《三国演义》中对于三国谋略家们和政治家们的重点刻画，主要表现在突出他们出色娴熟的战略战术，而这些对毛泽东后来领导农民革命还起过很大的启发和引导作用。又如《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是“草寇”，是不被当时的社会正统所认可的人物，　但是他们替天行道、报仇雪恨，他们不是盲目的追随者而是领袖。毛泽东喜爱这些书，表明他已经被传统的身强力壮的英雄形象所吸引，而不是被孔子那样的圣人政治家的形象所吸引。

　　毛泽东在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中突然发现，它们都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这些小说故事全部都颂扬武人，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被颂扬的人不必种地，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毛泽东从旧小说里读出了社会的不平，他对于深刻地同情农民的遭遇，他早已明白虽然老百姓很无知，但是他们是善良的人们。封建时代的中国民间经常表达出平等的思想，要求满足人民大众的基本经济要求。爆发的起义往往是由统治者的腐败、贪污和不法行为所致，毛泽东从历史小说中接受了这些观念，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喜欢“造反”的故事了。《水浒传》里汇聚梁山的各路人物，自然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

　　毛泽东非常赞赏中国农民的革命传统，对传统农民起义者们的英雄行为心驰神往、极感兴趣，而且他从起义、造反的书中认识到农民群众是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因此在早期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就效法《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们，把愿意跟他走的人带进井冈山。当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里一些领导人认为这只是替群众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而毛泽东也从不讳言自己成了“山大王”。正因为做了多年的“山大王”，亲身领导了农民革命的洪潮，毛泽东才会在看到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时兴奋异常、欣喜无比，该剧完全实现了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萌生的关于历史和英雄的理想。

　　古典戏曲当然不仅仅描绘起义造反的故事，而是几乎囊括了古代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观赏者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才能完全看懂。毛泽东观看谭富英与裘盛戎合演的《捉放宿店》时听到一段唱词为：“休流泪来免悲伤，忠孝二字挂心旁，同心协力把业创，凌烟阁上美名扬。”看完戏后毛泽东说：“凌烟阁建于唐太宗时期，是纪念开国功臣的地方。问题是汉朝的陈宫怎么唱出几百年后才有的凌烟阁呢？”此后，谭、裘两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最后一句改为“匡扶汉室美名扬”。中国文化遗产反映在典籍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集中在文史方面。毛泽东最爱也读得最多的书就是历史书，他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提出要求说：“京剧是好戏，艺术性高。你们听不懂，主要是不懂得中国历史，你们今后不仅要要学文化，学政治，也要学历史才行。”毛泽东读历史主要关注其中透露出的信息，从历史中看到规律性的东西，以期对当前和以后的革命、工作与生活有指导、借鉴的作用。

　　毛泽东不仅熟读中国历史，在古典文学上的造诣也非常高，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对于他了解和鉴赏古典戏曲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毛泽东在感情上既炽烈奔放又细腻丰富，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豪放派和婉约派词人，他曾经表达过自己的喜好——“崇尚豪放，不废婉约”，他在戏曲流派上也同样是“崇尚豪放”的，非常喜爱昂扬高亢的言（菊朋）派、高（庆奎）派。同时，他也喜爱婉转绵延的昆腔，萧三回忆1939年在延安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的留声机里在放着昆曲，这是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唯一的娱乐工具。昆曲的唱词极其高雅优美，享有“阳春白雪”的美誉，如果没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很难听懂，毛泽东对这一剧种甘之如饴，从侧面也反映出他在传统文化方面的功力。

　　西方学者王衮如曾经这样评价过毛泽东：“（他）从不为中国的荣誉或者说是中国文明的衰落而杞人忧天，他极易因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骄傲，这几乎同邱吉尔因自己是英国人而骄傲的做法一模一样。”

　　鸦片战争以后，已经衰落的中国封建文化遭到了极大的冲击，西方文明更是汹汹。西学东渐，传统文化似乎已无力支撑即将倾倒的大厦，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文明来拯救本土文化的沦丧。这个转变和学习过程无论是自发性的还是自觉性的都非常痛苦，辉煌的五千年古老文明给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可是当它抵抗不了“蛮夷”军事上和文化上的冲击时，萌生而出的自卑感和由此而来的全盘西化的倾向很难避免。中国所蒙受的苦难以及民族自卑感，曾经使毛泽东这一代的许多中国人丧失了信心，但毛泽东对此却从来不以为然。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难能可贵的信仰者，他深深热爱中国的古老文明，他因自己的祖国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而感到无比自豪，这从他偏爱传统戏剧，对外来的话剧却“不屑一顾”上也可以看出来。他在文化上从来没有丝毫的自卑，因此他才能满心喜悦地体会和欣赏传统戏曲的美好，把其作为自己重要的娱乐方式，也因此才能留下一段段关于毛泽东与戏曲的佳话。

　　传统戏曲的爱好者、鉴赏家

　　毛泽东不仅是传统戏曲的爱好者，而且他也已达到了一名戏曲鉴赏家的水平。

　　在多个剧种中，毛泽东最喜欢京剧，他对老生唱法中的言（菊朋）派、高（庆奎）派，都达到了耳熟能详、百听不厌的审美鉴赏境界。1949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观看高派传人李和曾演出后所作的高度评价，可以体现他对高派艺术的偏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观看李和曾表演时情绪异常激动、喜形于色：　“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强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来就是科班出身。……我是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毛泽东一直偏爱豪迈奔放的艺术表演，这与毛泽东稳健自信的性格有关。在战争的岁月里需要这样昂扬的乐曲鼓舞自己的斗志，到了开天辟地建设新中国时，更需要这样雄壮热情的乐曲展现豪情壮志、意气风发。常言道：“诗言志”，其实对高派等派别的情有独钟同样可以反映出毛泽东的心声。

　　毛泽东对于戏曲的唱、念、做、打都非常重视，这也是他发现李和曾在这几方面都非常出色时绝口称赞的重要原因。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毛泽东在看戏时从来都是看得非常仔细，发现他人乃至内行人都发现不了的细节问题。

　　有一次，毛泽东观看《春香传》的时候发现中间换幕时间太长，认为这样对观剧不利，很容易使调动起来的激情被打断、被削弱。评剧院接受了他的建议，改掉了繁琐的立体布景，使舞台比较简洁，表演区增大，换景也随之可以加快，使戏的进行不间断。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最好的选择，能够经历一次酣畅淋漓一气呵成的戏剧观赏直到今天依然是表演者和观赏者都追求的目标。

　　毛泽东对于唱腔也颇有研究，他曾经几次询问现代戏为什么不用大段“慢板”，“西皮慢板”、“二簧慢板”、“反二簧慢板”都很能抒发感情，应该加入到现代戏的唱腔中去。不仅如此，他还非常关注唱词的合理性和历史性。他曾经为了《李陵碑》里的唱词翻阅史书，发现查不到“方良成与潘洪又生机巧”一句中提到的方良成，建议改为“魍魉臣贼潘洪又生机巧”，从而更符合历史事实。

　　毛泽东不但对剧情、唱词很注意，对服装道具也看得很仔细。有一次他在看完谭富英演出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后，询问他在扮演诸葛亮时胸前佩戴朝珠的来历。谭富英介绍他的祖父谭鑫培当年进宫演戏时，慈禧把一串檀香木佛珠赏赐给了他，炎热季节闻到檀香木香气能消暑辟邪，从此谭鑫培每饰演诸葛亮必戴朝珠。别的艺人也纷纷仿效，朝珠便成了扮演诸葛亮的必备饰物。毛泽东听完这个典故后以商讨的口吻说：“诸葛亮是三国时的大丞相，当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他怎么能戴佛珠呢？当年令祖演戏佩戴，是表示对慈禧感念，并不是剧中人物诸葛亮应该佩戴。前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后人也如法炮制，是不是于理不通？”谭富英从此扮演诸葛亮时不再佩戴佛珠，而毛泽东也在谈笑间纠正了一个流传已久的谬误。

　　虽然“崇尚豪放，不废婉约”的毛泽东特别推崇京剧，但他并不排斥和轻视地方剧种。毛泽东对吴地柔美的越剧也格外钟情，十分珍惜越剧宝库中的精品，先后看过《宝莲灯》、《白蛇传》等戏，对《宝莲灯》中小外甥沉香有理敢打不讲理娘舅的主题颇为赞赏，还把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主演的《白蛇传》选定为他招待国宾的剧目，为把越剧推向世界张目。

　　毛泽东的遗物中有种类繁多的地方戏唱腔资料，包括湘剧、晋剧、越剧、昆曲、豫剧、秦腔等等，甚至还有广东潮剧、江西采茶戏、闽南高甲戏等很小的剧种。这反映了毛泽东偏于京剧、不废百家的戏曲审美观。毛泽东对地方戏的喜爱与重视促进了许多剧种的发展，甚至挽救了一些濒危剧种。最经典的事例莫过于上世纪50年代初昆曲命运的转折，昆曲是很古老的剧种，解放前已濒于灭绝，1956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了进京演出的《十五贯》以后，对此剧大加赞扬，在他们的倡导下该剧在文艺界引起轰动，形成“满城皆说《十五贯》”的盛况。《十五贯》的成功从此使昆曲走向新生。

　　作为文化个体的毛泽东把传统戏曲作为自己终身的艺术爱好，虽然他到了晚年时极力提倡现代戏，多次尖锐地批评展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戏，然而他依然指示拍摄了37部戏曲传统戏彩色影片以供审美欣赏。

　　传统戏曲是中华文化中当之无愧的灿烂瑰宝，它像一盏明灯，毛泽东喜爱它、欣赏它、推崇它，在戏曲艺术营造的氛围中实现了他的文化精神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