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方昆曲的关注和研究,在90年代的昆曲研究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注重对江、浙、沪一带流行的所谓的“南昆”进行研究。实际上,昆曲流传到各地,对地方昆曲的产生和地方剧种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昆曲以苏州为中心,在向各地流传的过程中,或者地方化,成为地方昆曲,如湘昆、晋昆、川昆等;或者成为当地声腔剧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方戏中的昆腔戏,如湘剧、川剧、赣剧、桂剧中都有昆腔戏。对地方昆曲的研究在90年代之前的昆曲研究领域中相对是比较忽略的,但在90年代,对地方昆曲的研究在学术方面则取得了很多成果,如李楚池编撰的《湘昆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张林雨著《晋昆考》(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方家骥、朱建明主编的《上海昆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以及沈沉辑《永嘉昆剧资料集》(1998年9月永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等。
《晋昆考》主要研究对象是晋昆,作者是山西戏剧研究所的张林雨,他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晋昆,经过长期的苦心钻研,走访了山西108个县的晋昆流行地区,收集了丰富的材料,才最终写成了这部巨著。全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和艺术观,爬梳论证了晋昆的古今盛衰,描绘了晋昆在演出剧目、音乐、表演和舞美诸方面的概貌,第一次提出了“具有山西地方特色的昆腔——晋昆”之说,对研究昆曲和山西戏曲发展史以及探讨戏曲的发展规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作为我国晋昆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晋昆考》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全书分《史论》和《剧本与曲谱》两大部分,洋洋百万余言。其中《史论》部分共八章:绪论、晋昆入昆考、晋昆演出习俗场所考、晋昆班社演员乐师考、晋昆音乐考(曲牌、演唱、腔格、伴奏、音乐结构等)、晋昆剧目考、晋昆表演艺术脸谱考、晋昆的影响与衰落。此外,《晋昆考》以大量戏曲题壁说明昆曲在山西流播情况,卷首有珍贵的剧照、图片、书影以及刘泽民、武俊达、王易凤为其撰写的三篇序文。《晋昆考》丰富的材料给读者带来了多方面的启迪,其内涵分析如下。
第一,以独特视角关注“草昆”。
昆曲兴起于16世纪中叶明代嘉靖、隆庆间,在发展过程中,它得以传播到华夏各地,除了以昆曲的发源地苏州为中心的苏昆之外,还逐渐流布到江苏、浙江、上海、湖北、湖南、四川、河北、北京、山西、安徽、江西、福建等地,并受当地文化、习俗、方言语调的影响,成为地方昆曲,如北昆、湘昆、川昆、永(嘉)昆、金(华)昆等。正如其它艺术类型一样,昆曲也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称之为正昆和草昆。由于兴起于昆曲的发源地,苏昆好像被奉为昆曲的正宗和主流,即为“正昆”。而其它地方昆曲则被看作变异的非主流昆曲,即为“草昆”。纵观整个昆曲研究史,可以发现,专业的学术研究多集中于苏昆和北昆。苏昆自不必言,北昆则由于盛行于京师之地也自然为研究者所关注,其它地方的“草昆”的研究现状则令人担忧。因此可以说,《晋昆考》是晋昆研究的开山之作,填补了晋昆研究的空白,晋昆的存在合理性也受到肯定。
第二,挖掘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丰富昆曲研究的历史文献资料库,并据此推断晋昆的发生发展情况。
例如,《晋昆考》认为最早见于记载的昆腔演出是在太原地区,时间约略是在17世纪初即明万历年前后。这段推论来自明末清初山西阳曲西村(今太原市北郊区)人傅山(1607—1684年)的记叙:“后听先子由兄诵黾大夫言兵事,如欲解之,乃一略寻《鼂错传》谈兵事疏外,仍不知好也。寻而又演东方生《金门记》,归而读《东方朔传》,颇好之矣。”同时,《晋昆考》还收录了傅山的一首五言古诗:“我十五岁时,家塾严书程。眼界局小院,焉得出门庭。”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傅山十五岁读私塾之后就很少出门,他看戏的时间应该在十五岁之前,也就是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之前,很可能是明万历年间。此外,傅山的家就在今天的太原市,十五岁之前的孩子应该不存在离家远游的情况,因此看戏的地方应该就在太原市。那么《金门记》到底是不是一部昆腔戏呢?就此问题,张林雨查了山西地方戏曲的演出记录,发现并未有过演出此剧的记载,进而得出《金门记》确为昆腔无疑。从演出的地点、时间到演出的剧种,《晋昆考》都做了详细而严格的文献考证,可见研究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再如,《晋昆考》还提供了一个带有传奇性质的晋昆演出的华丽场面:有“南季北亢”之称的巨富山西平阳亢氏,“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初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两”。且不考虑这个事件的真实性有多大,但是起码证实了当时的晋昆在晋中的社会上层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一段晋昆在乾隆时期盛极一时的情况的记载。王易凤在《晋昆考·序三》中曾提到《柳崖外编》中有这样的记载:“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众学子在太原乡试毕,邀太原诸名士,作曲子之会,集平、蒲、汾、代诸名士近五百人。顾昌如执板唱《长生殿·闻铃》一套,李仰山执板唱《红梨记·窥醉》一套,众皆赞服。次日晚与伶人合演,尽兴而终。众称顾昌如为曲状元,翟姑为女曲状元;李仰山为曲会元,金娘子为女曲会元。”由这段记载,可以发现,当时的晋昆主要以众学士也就是读书人为主创作演唱,伶人也参与到其中,其阵营可谓强大,盛况可谓空前。有关这样的记载在《晋昆考》中还有很多的考述,篇幅的关系就不再一一赘言了。
第三,力图全面观照晋昆艺术全貌。
有关全面性的问题,通过这本书的体例和目录就能看出。由于之前戏曲研究者对晋昆的忽视,有关晋昆的研究较少。《晋昆考》填补了这个空白,其论述的范围涉及到了晋昆发展的各个方面,“从‘史论’、‘剧本与曲谱’到‘器乐曲牌·锣鼓总谱’,再配以‘晋昆流布区域图’、‘方言语音调值对照表’和不少精彩的脸谱、剧照、戏台等珍贵插图”,极力展现出晋昆艺术的全貌。作者不仅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包括文献资料、实际采访与录音材料、大量的晋昆曲谱、剧本以及戏曲考古文物如戏台、原始剧本等,而且还加以提炼和总结,就是《史论》部分所呈现出来的内容。
第四,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不同方面、角度对古老艺术样式进行全新的把握和诠释。
《晋昆考》中文献辑录法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除过文献辑录法,张林雨还运用了田野考察的方法。1957年晋昆领衔主演乔国瑞病逝,太原梆子剧团再无兼演昆曲者,晋昆逐渐失迹舞台数十年。很多东西比如晋昆之身宫谱与特有之脸谱等艺术遗产,因时过境迁,很难再找到原件。同时,考虑到晋昆作为戏曲艺术的表演性特征,张林雨决定采用田野调查——采风这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难题。具体而言,第一是访人,即查访有晋昆表演经验的老艺人、老乐师,采集收录晋昆之词曲或身宫谱;第二是访文物,作者对全省一百多个县进行踏勘查访,查阅了浩瀚的地方志等史料。还到晋昆老艺人家里收集相关文字材料,走访晋昆曾经演出过的茶馆、戏楼,考量并推测当时晋昆演出的状况。
除过《晋昆考》,地方昆曲的研究还表现为志书的编撰和研究资料汇编,如《湘昆志》、《上海昆剧志》以及《永嘉昆剧资料集》。
《湘昆志》辑入《湖南地方剧种志》第四卷。湘昆为湖南地方戏曲剧种,与苏昆、北昆同源,因艺人及班主多出自桂阳,故又有“桂阳昆班”之称。1957年正式定名为“湘昆”。《湘昆志》由《综述》、《图表》、《志略》、《传记》四大部类及《附录》组成。《综述》以纵向表叙为主,概述湘昆剧种之源流、变革、流布地区、艺术概况及近数十年来之发展情况。《图表》包括自光绪31年(1905年)以来的湘昆《大事记》及1937年前的《湘昆流布地域图》。《志略》为全书核心部分,分别介绍了湘昆传统、改编及新编的主要剧目,声腔、器乐伴奏、角色行当体制、脸谱、服装等特色,代表性的剧团、班社、科班、培训单位及昆曲演出习俗、轶闻传说、文物专著等。《传记》为历史上己故湘昆演员李金富、张宏开、刘翠红等人立传。《附录》包括湘昆有关文件和资料。全书所述内容均以1986年12月底为时间下限。
《上海昆剧志》系《上海文化艺术志》中的一个专业分志,始编于1991年4月,全书分概述、大事记及团体机构、剧目、表演、导演、音乐、舞台美术、演出场所、出版物、演出习俗及其它重大演出活动、人物传记十一章。《概述》以历史时期为序:《大事记》自上海地区有昆曲始(明成化至嘉靖年间,1465——1566年),止于1996年12月。《传记》以人物出生年月为序,在著录人物传奇时,以人带史、以史写人,通过历史记述人物。《剧目》采集上海地区演出的昆剧剧目二百余个,分传统剧目(又分杂剧、南戏和传奇、新排本戏、灯彩戏及时剧、武戏),创作、整理改编、移植剧目(又分创作剧目、整理改编剧目、移植剧目、现代戏),并附传统剧目演出表。对具体剧目阐述也是以详、实为原则,如《还魂记》,从艺术实践记述该剧清末至当代的演出概况,改变以写剧情为主的说明书作法。《上海昆剧志》的作者荟集了上海地区的专家、学者,具有相当高的质量和权威性。该书可谓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既重视发扬历史传统,又具有时代特色。
《永嘉昆剧资料集》,收集永嘉昆曲资料近五十篇,其中有关永嘉昆曲史的有沈沉《永嘉昆剧综述》、楚啸《温州戏史(节录昆剧部份)》、唐湜与海岚《从末元南戏到永嘉昆剧》、叶长海《南戏、永嘉昆剧与海盐腔》等。有关剧目的有沈沉、叶德远《永嘉昆剧剧目表》、沈沉《永嘉昆剧剧目考》等。有关戏曲音乐的有唐湜《永嘉昆剧的音乐》、潘好男《永嘉昆剧器乐曲牌》等。有关组织机构的有《永昆组织机构》、《永嘉昆剧演出场所》等。有关表演艺术的有陈适《谈永嘉昆剧的生旦表演艺术》等。有关演员的有沈沉《人物传》等。此外还有呼吁抢救永嘉昆曲的资料,如《抢救永嘉昆剧呼吁书》等。附录部份,一为抢救永嘉昆曲有关文件汇编,一为永嘉昆曲折子载选。永嘉昆曲是昆曲中一个重要流派,它是昆曲传播到温州地区后和温州南戏等交融衍变而成,具有南戏遗音特征。当时眼见永嘉昆曲行将消亡,永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趁部分老艺人和部分曾与永嘉昆曲有过关系的老先生健在,收集有关资料,印刷成书,做为永嘉昆曲的文字资料,本书正文前还有永嘉昆曲演员照片和演出剧照等十几幅。
还有一些论文也对地方昆曲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考证。戴德源《昆曲入川及其闻人轶事考》(四川戏剧,1994年第4期),通过史料考证,描述了昆曲在四川的普及与传播的社会因素、文人因素、戏班因素等,考察了昆曲自清代中叶得以逐渐四川化,于清末正式成为川剧的一个重要声腔,形成川剧昆腔的独特风格。于一《昆曲之花,盛开巴蜀大地》(《艺术百家》,1994年第3期),认为“苏昆”衍变为“川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这是昆腔艺术的发展,也是古老、优秀昆曲艺术的繁荣与扩展”。文章考察了“苏昆”衍变为“川昆”的原因,有政治的因素、经济的问题,更有适应客观形式,求得自身发展的过程。其中昆曲走向民间,也是昆曲四川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邓翔云《浅探昆曲在安徽的衍变》(艺术百家,1999年第1期),通过探讨昆曲和徽昆间的形式衍变、徽昆和吹腔系统声腔间的形式衍变、吹腔系统声腔和簧声腔间的形式衍变的关系,论述了昆曲在安徽的衍变是形式衍变,形式衍变直接导致徽调的形成。再引入昆曲的演唱形式,便又形成京剧。得出结论:“徽、京两大剧种的形成,是昆曲衍变的结果”。林鑫《扬州昆曲考证》(扬州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以史料为证,分析并论述了昆曲传入扬州后流传的具体情况。
对地方昆曲的关注和研究,反映了研究者学术思想的变化,目前看来在昆曲研究史上有三点意义。第一,对昆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以所谓的“南昆”为考察对象,而是关注到了地方昆曲即“草昆”。“草昆”在之前的昆曲研究史上是不被重视的,如今重新考察和论证,反映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知和理解。第二,地方昆曲是昆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昆曲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地方昆曲的研究包含昆曲的流播、衍变及与其它地方剧种的关系,是对以往昆曲本体性研究的突破和拓展,可以用文化学、民俗学、传播学、人文地理学等角度去研究昆曲的地方化和地方昆曲。第三,关注地方昆曲,反映了学者对民间戏剧的观照和重视,以“大戏剧观”统领昆曲研究,是对昆曲研究的深度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