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侗傩“咚咚推”

　　孙文辉

　　一、侗傩“咚咚推”生存的地理环境：

　　侗族源于中国古代百越的一支，秦汉时称为“骆越”，魏晋以后称为“僚”，侗族就是僚的一部分。古代文献史册上称侗族为“洞人”“峒人”“洞蛮”等，其自称为“甘”，宋时音译为“仡伶”，明以后称“峒僚”“峒蛮”“峒苗”，或误称为“苗”。新中国成立后，称为侗族。

　　侗族共有251.4万多人，主要分布在今湘黔桂三省（区）交界之处。他们在唐宋以前就已定居于此地。先民为百越中的骆越，或于越的后裔。至今仍保留了较多骆越人的习俗和文化。

　　侗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南北两个方言区。侗族原无本民族的文字，使用汉字。1958年以侗语南部方言为基础，以贵州省榕江话为标准音，采用拉丁字母创设了侗文。信仰多神、崇拜自然物的原始宗教。

　　湖南的侗族，主要居住于湘西南地区，包括有怀化地区的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旗侗族自治县、会同县、黔阳县及邵阳市的绥宁、城步苗族自治县等地，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共有人口749026人。

　　湖南侗族分布在武夷山脉、雪峰山脉及武陵山脉和云贵高原的过度地带，属多山地区。由于长期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自然阻隔，与外界交流甚少，封建统治者难以长驱直入，闭塞的环境使侗族地区保存了较多早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侗族傩戏咚咚推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

　　侗族傩戏“咚咚推”，仅存于新晃侗族自治县贡溪乡四路村的天井寨一处，湖南境内别无侗傩。

　　新晃县与贵州天柱县毗邻，属侗语区。天井寨更处在万山丛中，离新晃县城南60公里。明代永乐年间才有人类迁入居住。清道光、咸丰年间，曾发展至200余户、千余人口，天井成为集市墟场；咸丰四年（1854）侗人姜芝灵起义，天井人奋起响应，至同治十三年（1874）起义遭镇压，天井寨人口锐减。至1949年底，仅住14户侗民，其中龙姓6户、姚姓4户、杨姓4户。

　　民国22年《龙氏族谱》记述，龙姓45世祖龙地盛与弟弟龙地文于1334年（元顺帝二年）从贵州榕江（旧称古州）的乐里乡平茶，迁徙至湖南靖州飞山脚下，一年以后兄弟分家，龙地盛又迁往今新晃县平溪龙寨。明洪武年间，其子龙金海、龙金湖从龙寨迁四路村盆溪、永乐年间某日，龙氏兄弟见一白牛入一山谷未出，于是登顶查看，见其地脉“山环水绕，气聚风茂，可以为宅”，遂于永乐十七年（1419），由盆溪往迁5公里之外的新址，取名“天池”（后世将其更名为天井）。

　　之后，姚姓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由县内新寨乡迁至田家寨，其子辈再迁徙四路村。姚姓进入天井，晚于龙姓近进年。

　　据调查，“咚咚推”为龙、姚二姓世代相传。

　　对于侗傩咚咚推，龙、姚二族各有说法：龙氏认为，“咚咚推”“头在靖州，尾在天井”；姚氏认为，“头在新寨，尾在天井”。两种说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证明，在进入天井寨之前，两族人均为侗族，两族人都有“咚咚推”的祭祀演出活动。然而，根据族谱所记，龙氏“咚咚推“之“头”，不止在靖州，而在遥远的“古州”——今贵州榕江。

　　1949年之前，“咚咚推结合天井寨中盘古庙和飞山庙的祭祀活动进行”，解放军进驻新晃县贡溪乡四路村时，“百姓逃散，天井寨空无一人，解放军战士在当地的盘占庙里，发现了傩面具，觉得好玩，便拿走了。后来，这些面具随着部队的转移，散落到各地。从此以后，侗傩无活动。文艺工作者的历次调查，由于没有面具，都不能见到真正意义上的侗傩演出”。

　　1956年，中央民间音乐普查小组曾对新晃县贡溪乡四路村天井寨“咚咚推”的音乐进行过调查。1981年，新晃文化馆吴声先生深入天井寨调查，撰写了《新晃侗族傩戏源流及艺术特点初探》，揭开了“咚咚推”的神秘面纱；1992年，经怀化市群众艺术馆抢救，天井寨村民根据记忆制作了全坛面具，恢复了傩戏”咚咚摊”的演出。

　　二、侗傩“咚咚推”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侗傩“咚咚推”，又名“跳戏”。其演出期一般为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至十五；七月半（即所谓“鬼门开”之日）；如遇天灾或节庆，天井人也以咚咚推祈祷、庆祝。其演出场地，就叫“跳戏场”。

　　“咚咚推”不为私家演唱，是天井人的集体活动。演唱之前，全寨人聚集一起，各执香火纸钱，祭祀开天劈地的盘古和五代时期湘西南“十峒首领”杨再思；主祭人铺摆猪肉、糯米粑、果品和米酒，向神禀告这次演出的目的，请求神的保佑。“然后炮声一响，开柜取出演出用具，在凳上摆齐，于是大家一起商定本次演出的剧目。”

　　之后，主祭人将面具、戏装搬至演出场地，再次供奉；然后进行演出。

　　“咚咚推”演出的主要剧目有：

　　（1）、三国戏：《桃园结义》、《古城会》、《关公捉貂蝉》、《关公教子》、《云长养伤》、《华佗救民》、《造反》（即《关公战蔡阳》）；

　　（2）、祭祀剧：《庆丰收》（即《跳土地》）、《跳小鬼》、《天府掳瘟》、《打瓜精》；

　　（3）、生活剧：《癞子偷牛》。

　　以上剧目，均在演出和教学中口传心授，现没有发现有剧本传承。

　　《庆丰收》是每次演出的开台戏，也叫《跳土地》。

　　《跳土地》有两人表演，一人为种田人，他上场说道：“我是砍柴的、挖土的、割草的、犁田的种田人”，他上场代表所有的种田人向土地神表示崇敬之心，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土地神上场也自报家门：“我是天上地下的土地，村头寨尾的土地，路头路尾的土地，坳头坳尾的土地，田坎土坎的土地，……十二个土地都是我。”他应诺了种田人的请求，让“稻穗像洗衣棒一样长”、“牛吃草像镰刀一样快，一天能犁一个坝子的田。”种田人祈求驱除瘟疫，土地种立即行动，为天井寨“收了天瘟，收了地瘟，东收五里，南收五里，西收五里，北收五里，中收五里，五五二十五里，麻瘟、痘瘟……一齐收了，送归扬州野舍。”

　　《天府掳瘟》叙述寨中由于鬼蜮作祟而瘟疫流行，人们先后请来看香婆、巫师驱除疫鬼，但无济于事。适逢华佗走乡过寨来到这里。华佗施药治病，瘟疫消除。

　　“咚咚推”的剧目中令人诧异的是，关于“三国”中蜀国故事的剧目占了很大的比重。天井寨所传承的12部侗傩剧目中“三国戏”竟有7部；而《天府掳瘟》一剧中也出现了华佗。

　　《造反》（即《关公战祭阳》）是每次演出的压轴剧目。此剧无具体情节，由关公、蔡阳各领一队人马，戴上除狗、牛之外的其他面具，在跳戏场穿花、舞蹈，象征两支浩浩荡荡的造反大军。

　　“咚咚推”的表演以侗语道白，以舞蹈为主。

　　“咚咚推”之所以又名“跳戏”，是因为整个表演均在跳跃中进行。演员根据剧情需要，在道白和演唱之余，均要进行名为“跳三角”的跳步。基本调度有“跳梅花”、“跳半梅花”、“跳八字”、“跳大圈”、“踩洲形”等。

　　在整个演出过程中用锣鼓打节拍子伴舞，打法为两声鼓音（咚咚），随之一声锣音（推），左脚一步，右脚一步，然后双脚一跳，随着鼓点便完成一个单元动作。这样两鼓一锣、两步一跳，无限反复。“咚咚推”因此而得名。

　　天井寨咚咚推现存面具36副：

　　（1）、三国人物12副：关公、刘备、张飞、关平、周仓、王允、吕布、貂蝉、华佗、蔡阳、甘夫人、糜夫人。其中关公面具使用率最高，所有三国戏，关公均有出场。

　　（2）、傩神2副：姜良、姜妹。传说中的侗族人祖先。此面具不为演员所戴；仅供冲傩时供奉。

　　（3）、神鬼面具6具：土地、雷公、雷婆、小鬼公、小鬼婆、瓜精。

　　（4）、动物面具3具：公牛、母牛、狗。

　　（5）、其他人物13具：刘高（打瓜精中人物）、官员、秀才、巫师、王婆、强盗、癞子各1具；差役2具、兵丁4具。

　　“咚咚推”的头饰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剧中各种角色戴上面具之后，头上均缠约8尺长的黑色丝帕，帕两端从脑后长拖于地，表演时，头帕自双肩搭过，双手各执一端进行各种象征性的表演，如摸胡子、牵牛、骑马，乃至开肠破肚。

　　三、对“咚咚推”的进一步研究

　　1、咚咚推应为从贵州传入。

　　在此之前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由于天井寨村民们有“咚咚推”“头在靖州尾在天井”，“头在新寨尾在天井”之争，“咚咚推究竟有多少年的历史，已无法考证。”但是，通过对《龙氏族谱》和《姚氏族谱》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咚咚推”，均于元代至顺二年（1331）由贵州的古城（今榕江县）迁入——它的“头”在贵州榕江。

　　2、龙、姚二族为何从贵州迁入了湖南？

　　是战争

　　蒙古统治者为了消灭南宋王朝，采取迂回包抄战术，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秋，50万蒙古军大举进攻四川，成都失陷后，分兵四出，全蜀54州俱陷，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理宗嘉熙四年（1240），宋朝调孟珙抗蒙，孟联合思、播、施、黔州土官，组成一道抗蒙防线。宝佑元年（1253）十二月，蒙军分兵三路，直逼大理，攻占大理首府太和城（云南大理府）；第二年，云南大部为蒙军所占，形势危及贵州。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此时大理已经平定，成为元军略取西南的大本营。1274，元朝置行省于云南，省治于中庆（今昆明）。贵州各土官纷纷归附于元。

　　1279年南宋亡。

　　元朝灭南宋后，一部分在蒙古军事统治时期尚未降服或者降而复叛的地区和部族，如：罗罗斯、乌撒乌蒙、白衣（即百夷）、和泥（哈尼族先民）、金齿、落落诸分地城寨，八番和罗氏鬼国，元江流域诸部，大车里（今云南景洪）诸部，麓川（今云南瑞丽）和车里边外的金齿、八百媳妇等，也相继被招附，置于云南行省统治之下（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

　　云南作为诸行省之一，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交通条件也得以显著改善。云南与四川、湖广等省的驿道先后接通，这对于元代统治者控制少数民族“五溪蛮”的反叛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元史·卷一百三十一列传第十八·速哥》载：

　　（至元）十九年，亦奚不薛蛮叛，置顺元等路军民宣慰司，以速哥为宣慰使，经理诸蛮。二十四年，迁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达鲁花赤，播州宣抚赛因不花等赴阙请留之。降八番金竹百余寨，得户三万四千，悉以其地为郡县，置顺元路、金竹府、贵州以统之。东连九溪十八峒，南至交趾，西至云南，咸受节制。

　　至元十九年为1282年，元代统治者在前两年（1280年）于贵州置顺元路宣抚司；将侗人居住的“九溪十八峒”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

　　《元史·卷一百三十一列传第十八·昔班》载：

　　子斡罗思密，至元二十三年，授浙东宣慰使。浙东盗起，伪铸印玺，僭称天降大王，斡罗思密讨平之。移镇广西，峒蛮罗天佑作乱，招谕降之。

　　至元二十三年为1287年。峒酋罗天佑不服元朝统治，被斡罗思密镇压。

　　《元史·本纪第十七·世祖十四》载：

　　庚午，斡罗思招附桑州生猫、罗甸国、古州等峒酋长三十一，所部民十二万九千三百二十六户，诣阙贡献。

　　庚午（1330）年，元湖广行省“八番罗甸宣慰使”斡罗思率兵不断向东推进，先后招附桑州、罗甸国、古州等峒酋长；由于西、南方均被元军占领，龙族人便离开古州平茶（即今乐里）向东逃亡。

　　1334年，龙氏家族迁徙至靖州飞山，最后落户深山老林无人居住区——新晃四路村天井。

　　综合《元史》和《龙氏族谱》所述，史料告诉我们：龙氏一族极有可能足古州三十一峒酋之一，当元代统治者的真正势力达到古州之后，龙地盛便率领自己的族人逃离了故乡。

　　3、“咚咚推”与贵州“地戏”同源：

　　天井侗催“咚咚推”应与贵州傩戏有着某种历史渊源。

　　据考察，新晃“咚咚推”与贵州地戏有许多相似之处：

　　（1）咚咚推与地戏，同生存于贵州；

　　（2）同名为“跳戏”：民国《安顺续修府志》载：“黔中人民多来自外省，当草莱开辟之后，人民习于安逸之境，积习既久，武事渐废，然四顾环境，尚多苗蛮杂居，其中，识者忧之，于是乃有跳戏之举”；

　　演出仪式相同：同有开箱、祭神、演出、封箱等仪程；

　　均以武戏为主，表现出一种尚武精神；

　　表演形式有许多相似之处：无管弦伴奏，唱白不多、以表演为主，头、饰用黑巾（疑咚咚推更多保持了该剧种的原始风貌。）

　　均有功物面具，这在其他傩戏类型中则无；

　　《天府掳瘟》等剧目说明，“咚咚推”与“地戏”一样，比其他以驱除疫鬼、冲傩还愿为演出目的的傩戏更为成熟；等等。

　　由此推断，“咚咚推”与“地戏”是同源异流。

　　4、“咚咚推”为什么多演三国戏？

　　（1）、这与天井寨人原居住在贵州的先民有关。

　　三国蜀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征南中以后，分设了七郡，其中古州（榕江）乐里就在牂牁郡的东部边境之内。

　　三国时，在丞相诸葛亮的倡导下，蜀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十分友好。这在史籍中有所记载，罗甸国的建立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罗甸国，又称罗殿国，它的立国最早见于三国时蜀汉封罗甸国，其中心在今贵州大方县。《大定县志》卷三《前事志·纪年一》引《三国志》载：“建兴三年（225年）丞相亮南征，火济积粮通道，佐丞相擒孟获，命世为罗甸君长。”《明史》载：“蜀汉时，火济从诸葛亮南征有功，封罗甸国王。”明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载：“蜀汉时，有火济者从丞相亮破孟获有功，封罗甸国王，即今宣慰使安氏远祖也。”《读史·方舆纪要》载：“蜀汉建兴三年，诸葛武侯南征时，帅火济积粮通道，以迎武侯，表封罗甸国王，居普里。”

　　西南少数民族，因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所决定，有着“尚武、重义”的民族品格。《大定府忠》载：“火深月长身，面黛色而白齿，习战斗，尚信义，善抚其家众，诸蛮戴之。武侯至，献粮通道以迎，遂佐擒孟获，因令世长其土。”因此，他们的祭祀活动和闲暇生活中，多对三国故事中蜀国刘关张的故事进行演绎，是必然的事情。

　　（2）、屯军对少数民族戏剧的影响：

　　唐时在边境地区“黔州”就出现过屯军：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四》载：

　　甲戌，……宗矩，易州人也。蜀之议者，以瞿唐，蜀之险安，乃弃归、峡，屯军夔州。建以宗本为武泰留后。武泰军旧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疠，清徙治涪州，建许之。

　　边境地区也出现过屯军戏剧：

　　唐“僖宗乾符间（874—877），崔安潜镇蜀。宅前弄傀儡戏，军民同观。”（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三》）“僖宗光启年中（886）左神策四军军使王卞出镇振武，置宴，乐戏既毕，乃命角抵”（宋·王仁裕《玉堂闲话》）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七中载：

　　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佳人善制戏面，佳者一值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

　　宋代广西的诸军傩和百姓傩，既然“名闻京师”，对近存相邻地区的“溪峒人”必有影响。而军傩中，宣扬“尚武、重义”的三国戏，也是重头戏。

　　（3）、“溪峒人”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利于群众艺术活动的生成和发展。

　　宋代对南方民族仍然采用“蛮夷之俗，羁縻而已”的绥抚政策：“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并推其雄长（豪帅）为州、县、峒的统治者，称为土官。居民以农业为主，耕种水田，大都“依阻山谷，并林木而居”，“无固定治所，寄治于山谷间”（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溪峒”是自治性、自卫性很强的集体。平时耕田，遇战时则为兵。耕作粗放，不用耕牛，无文字。因此，这种生活、生产方式有利于戏剧的发生和发展；在屯军戏剧“诸军傩”的影响下，三国戏必是“百姓傩”首选的剧目。

　　（4）、龙氏是贵州少数民族中的大姓。北宋时期，黔西、滇东地区以南宁州龙氏最为活跃。自宋太祖乾德以了率先归附，龙氏屡率牂牁等部落入朝。据《宋史·蛮夷四》记载，乾德五年（公元967年）至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龙氏共十余次率西南牂牁各部入贡。规模较大的有两次：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夷王龙琼琚遣其子并诸州744人入京贡方物。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龙汉尧再遣1600人贡献马460匹及药物、布帛，宋真宗在崇德殿亲赐冠带，厚赏其使。宋代，少数民族与王朝及官方关系密切，文化交融和交流更加频繁。宋代是中国的“祭祀戏剧”向“审美戏剧”的转型时期，与皇家关系密切的黔地龙氏，更受以族文化的影响。南宋灭亡之际，龙氏不服元朝，率族人逃亡，将其文化传统带至深山，是一件既有偶然性而又有必然性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