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恩寿的生平将在附录的年表中详细罗列，这一章主要阐述他在游幕过程中的戏曲接触情况，同时归纳当时的演剧观剧环境。

　　杨恩寿热爱戏剧，乐于与伶人交流。其个人日记中记录了极多的观戏内容，不仅留下了剧场、戏班名、演员名、剧目、情节，还有作者自己对所观戏剧的理解和评价。另外，日记中还有作者和一些演员的交往情况，也记叙了发生在名演员身上的事情，保留了近代戏曲的重要资料，值得研究。由这些资料也可以看出作者所处年代戏曲以及观戏演戏风俗的一些基本特征，使我们对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更多的了解。

　　《坦园日记》是杨恩寿自同治元年到同治九年间记录自身活动的手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日记颇为详细，内容包括作者的日常交游、宴饮、观戏、旅途见闻等细节，是作者生活基本面貌的重要概括，也是当时文人生活的一个反映。日记第一部分记录了作者受湖南郴州知州魏镜馀之邀，到郴州教授魏的两个儿子读书两年多时间内的情况。第二部分记录他随六兄到广西北流县的情况，六兄任知县，作者则帮忙办理刑名、钱谷、税关等事宜。第三部分记录他回长沙后的家居生活，其间他也在府署办事。第四部分记录了他从长沙到北京赴举人复试的情况。作者对各地风俗见闻的描绘非常值得关注，特别是作者的观戏情况，直接反映了当时百姓观戏演戏的风俗特征。

　　以下我将对杨恩寿所记的观戏资料作必要的整理归纳，以求能够对其生平戏曲体验有更好的展示，对当时戏曲情况的特征有更系统直观的了解。

　　通过作者观戏地点的归纳，可以得知主要的场所为以下几类：

　　（一）各类宗教祭祀场所，如庙、寺、观、祠堂

　　这一类场所包含了作者观戏地点的绝大部分。作者几乎一有空就会呼朋唤友或者独自去各种寺、庙、观寻戏看。无论是长沙、郴州、北流，作者长期住过的地方都有这样的情况。

　　在早期历史中，“庙”指的是祖庙，后演变为祭祀神灵的场所；“寺”是指官舍，如《左传·隐公七年》“发币于公卿”，孔颖达疏“自汉以来，三公所居谓之府，九卿所居谓之寺”。而后渐渐演变为佛教僧人所居的地方。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隋曰道场，唐曰寺。本朝大曰寺，次曰院”；祭祀仙人的场所便多被称作“宫”或者“观”。一般说来，庙、寺、观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庙”里供奉的是神，“寺”里供奉的是佛，观则供奉着仙。祠堂则是安放祖先牌位，祭祀祖先的地方。在六朝时期即有寺院百戏，《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的景明寺：“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景乐尼寺，“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竹咳亮，、皆妙入神……召诸音乐，呈伎寺内，奇禽怪兽，舞忭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宗圣寺里，“妙伎杂乐，亚于刘腾，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宋代寺院的伎艺演出也是相当兴盛的，著名的东京大相国寺内兽戏、杂伎和戏剧女乐的表演，直可以与勾栏、瓦肆的繁盛热闹相呼应。

　　宗祠是同姓家族祭奠祖先、议事聚会的地方，也和会馆一样在其中建立戏台，供祭礼和娱乐演出用。例如《祁忠敏公日记》载：“于宗祠给赡族银，老母演戏谢神，督工之暇，观《白梅记》”。就是明人在宗祠看戏的记载。又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浙江水澄《刘氏家谱》“宗约杂戒”记载：崇祯甲戌“旧规：遇大庆，宴会于家庙。聚客七八十人。非梨园，不镇嚣压俗”。说的是宗祠（家庙）祭祀盛典时，因为人多，一定要借演戏来维持安静、满足人心。

　　作者经常观戏的宗教场所有：

　　长沙：

　　观音寺（“同治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父亲在观音寺演戏酬神，命余行礼；乃泰益部也”）。

　　多佛寺（“同治八年正月廿六日。观剧于多佛寺”）。

　　三圣殿（“同治三年正月初六同。午后观剧于三圣殿，乃仁和班《访袍》、《打围》两出。”）。

　　太清宫（“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四同。小斋、文安来谈，偕看大戏于太清宫，乃《战将封神》结尾也”）。

　　天后宫（“同治八年正月十六日。走访寄云得晤，偕观剧于天后宫”）。

　　天妃宫（“同治八年十月廿七日。偕玉舲、寄云再访文安，至天妃宫、祝融宫观剧，对饮于疏灯人语”）。

　　善城隍庙（“同治八年十一月初九日。观剧于祝融宫、善城隍庙”）。

　　长城隍庙（“同治九年八月初二日。戴煦卿在长城隍庙演戏酬神”）。

　　西关圣殿（“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观剧于西闗圣殿，乃凤伶演《楚宫听琴》。不见凤伶者将半年矣”）

　　祝融宫（“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祝融宫观新到之玉联部，开台乃小戏也”）。

　　朗公庙（“同治七年十二月廿七日。偕罗寄云观剧于朗公庙”）。

　　桓侯庙（“同治九年八月廿四日　　王莲生招同石铭、葛民午饮，并至桓侯庙看戏”）。

　　玉泉山（“同治七年十二月廿二日。偕胡仲琪、罗寄云观府县迎春，并至玉泉山观剧”）。

　　鲁班庙（“同治九年五月初七同。招王弼臣、王莲生午饮，偕观剧于鲁班庙”）。

　　万寿宫（“同治七年正月初五日。下午往天后宫、万寿宫观剧，均未久立”）。

　　白马庙（“同治七年闰四月十一日。偕寄云往白马庙观演龙等故事，大不及前十年之盛”）。

　　轩辕殿（“同治六年三月廿三日。与胡仲琪观剧于轩辕殿”）。

　　洞庭宫（“同治七年十二月廿五日。往朗公庙酬神毕，往洞庭宫观剧”）。

　　三元宫（“同治八年正月十五日。偕胡仲琪观剧于三元宫”）。

　　马王庙（“同治八年十二月廿二日。偕寄云观剧于马王庙”）。

　　茨山桐（“同治九年九月初二日。酒后偕芝仙观剧于茨山祠、雷祖殿”）。

　　雷祖殿（“同治六年九月廿四日。胡仲琪招同王逸梧饮于玉壶春，并观戏于雷祖殿”）。

　　南乐行宫（“同治九年九月初六日。酒后偕王弼臣观剧于南岳行宫”）。

　　韩公祠（“同治九年十月廿七日。观剧于韩公祠”）。

　　吕祖殿（“同治六年九月廿九日。偕逸梧观剧于吕祖殿”）。

　　真人殿（“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观五云班于长城隍，适真人殿有庆和班，皆新出小半也，不甚佳妙”）。

　　药王殿（“同治三年五月初二日。早间观泰益于药王殿，乃《庙会》也”）。

　　判官庙（“同治六年九月初五日。归遇寄云，邀往判官庙观太和部。因《吊金龟》戏不佳，同归家小坐……”）。

　　郴州：

　　三公祠（“同治三年三月十八日。黎竹舲招观剧于三公祠，为《薛刚反唐》全本”）。

　　娘娘庙（“同治一年三月廿一日。亭之西，即为娘娘庙……亭面戏台……今日始演戏，为吉祥班……余至，正演《闹金阶》……次演《三战吕布》，歇午后乃《合银牌》也……”）。

　　财神殿（“同治一年五月十五日。午后偕芑江访廉丞。其局设在财神殿，适演吉祥部。余去时正演《桂枝写状》及《放告团圆》”）。

　　城隍庙（“同治一年五月廿二日。闻城隍庙演《精忠传》大戏……余惮热未往”）。

　　五通庙（“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归，过黄金桥，适五通庙前演阳泰部，遇小云于剧场，并观《祭风台》半本”）。

　　寿佛殿（“同治三年三月十三日。晤张小云，偕观《文武升》、《三打蔡伯喈》、《写状》三出于寿佛殿”）。

　　湘潭：

　　紫云宫（“同治二年十月十七日。观永和部于紫云宫，为《赐旗袍》、《金水桥》两出”）。

　　桂林：

　　武圣宫（“同治四年三月十六日。午刻游遍省垣，观剧于武圣宫，土音啁雑，不足听也”）。

　　北流：

　　白马庙（“同治四年九月初六日。南门外有白马庙，演夜戏，乃乡间新集部也。随三兄往观，乃《汾阳上寿》、《黑风帕》也，村笛呕哑，甚不耐听……”）。

　　澧州：

　　护国寺（“同治六年十一月廿三日。护国寺有戏，因村俗不堪，故未寓目”）

　　衡州：

　　财神殿（“同治一年三月初四日。早起探得财神殿演老天源部，午间遂独步河街，入宾日门，由集贤巷而至剧场，人海人山，万头攒动。始演《赵宏观榜》，次演《沙桥饯别》，殊冷落也……”）。

　　其中观音寺、多佛寺、三圣殿、寿佛殿、玉泉山应为佛寺；太清宫应为供奉老子的道宫。其余多为供奉本土神仙的地方，譬如供奉洞庭君柳毅的洞庭宫，非常具有湖南特色；桓侯庙、鲁班庙、西关圣殿分别是供奉张飞、鲁班、关公的。郎公庙供的朗公则是黄帝的史官，文字的发明者。马王庙供奉的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雷祖殿供雷神。轩辕殿供奉黄帝。祝融宫供奉火神祝融。吕祖殿供奉吕洞宾。白马庙供奉白马将军蒋王神侯。韩公祠供奉韩愈。万寿宫供奉皇帝生位牌，祝愿皇帝万寿无疆等等。各场所的功能不同。

　　如此数量众多的宗教场所，常常因为不同原因而上演戏剧节目，这也成为当时百姓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杨恩寿作为一个爱好戏曲、了解戏曲的知识分子，更是痴迷于观看戏曲表演，一有机会就去找寻各大寺观中有否演出，而大部分时候是能够寻到的，这可见当时演戏的盛况。

　　（二）官署、会馆等

　　这一类场所在日记中出现也比较多，官署等处是演戏观戏活动频繁发生的地方。官署为当时行政机关办公的地点，职能明确。查找各种《长沙县志》和《湖南省志》，未见对长沙地方官署进行详细记录处。有一份说明湖北武昌官署设置的资料，可以供参考。文章名为《清末武昌城的官署》。因湖北与湖南南北毗邻，武昌与长沙又同为省会，应有很大的可比性和参考价值。文中提及清末武昌城内官署主要有：1、督署。即总督衙门。是省级最高长官办公的地方。2、抚署。即巡抚衙门。巡抚管理全省的军事、吏治、民政、刑狱等。3、藩署。即藩台衙门。藩台是总督和巡抚的僚属，管理一省的财政和民政。4、臬署。即臬台衙门。臬台为一省的司法长官。5、府署。即府衙。是知府办公地。6、县署。7、税课司。8、牙厘署。也是收税机关。9、钱局。即管理货币的机关。10、盐署。即管理食盐产销的机构。诸如此类。杨恩寿日记中所提及的观戏演戏场所，多与之重合。

　　会馆是都市中由同乡或者同业者建立，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考士子提供落脚之处，以及同乡同业者保护团体利益。会馆在清代后期是非常重要的戏曲表演地，对于戏曲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譬如在北京，“清末时，有戏楼戏台的会馆共有17个，湖广会馆、安徽会馆、阳平会馆和正乙祠的戏楼并称为京城的四大戏楼”。四大戏楼中有三大就是会馆。据研究，当时民间习俗就是，一般百姓的婚丧嫁娶祝寿等事，都要到会馆包场，进行各项仪式、演戏、吃饭。因此在功能性上，会馆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祁彪佳曾在日记中提及“午后出于真定会馆，邀吴俭育、李玉完、王铭韫、水向若、凌茗柯、李淆盘斋饮，观《花筵赚记》”。“即赴稽山会馆，邀骆太和、马擎臣则先至矣，再邀潘朗叔、张三峨、吴于王、孙湛然、朱集庵、周无执饮，观《西楼记》”。祁彪佳反复在各地会馆里看戏的经历表明，当时的会馆演戏已经是十分经常的活动，会馆成为当时演剧场所中很重要的一种。

　　作者日记中提到的办公场所有：

　　长沙：

　　粮署（“同治六年九月廿八日　与王逸梧、罗寄云观剧于粮署，因祝灵官诞而演也。”）。

　　县署（“同治七年三月初五日　晡后走探岳母病，并往长沙县署观剧。”）。

　　中军署（“同治九年正月廿二日　黄觐臣倡办合尊演剧，补祝柳荫堂生日。

　　饯恩小农行，席设中军署，初见玉联灯戏。”）

　　学署（“同治五年十一月廿五日　偕文安、小斋观剧于醉仙阁，又观剧于学署。”）。

　　藩署（“同治六年二月十四日　偕文安观剧于藩署。”）。

　　抚署（“同治八年二月初五日　偕张墨林、罗寄云观剧于抚藩及中军署，遇雨而归”）。

　　府署（“同治七年二月十七日　归经府署，值演五云班，并未往观”）。

　　协署（“同治六年二月初十日　观剧于协署，薄暮微雨，纷纷而散”）。

　　臬署（“同治六年二月初二日　小斋、文安来谈，偕观剧于藩臬署”）。

　　楚北馆（“同治二年十月初一日　观泰益于楚北馆，为《回营见母》之剧”）。

　　湖北馆（“同治三年正月廿二日　　观剧于湖北馆，乃《芦花荡》、《拾镯》、《拷寇》各剧，其班乃仁和也”）。

　　苏州馆（“同治三年正月初五日　又观大庆于苏州馆，为《战河》、《庙会》之剧”）。

　　右局（“同治三年五月十二日　观仁和于右局，因《牛头山》之戏不佳，及门而返”）。

　　江南会馆（“同治八年正月廿五日　观剧于江南会馆，因閧而散”）。

　　两浙馆（“同治九年正月廿日　通省幕僚团拜，演剧于两浙馆”）。

　　中州会馆（“同治七年三月初十日　偕寄云观剧于中州会馆”）。

　　广东会馆（“同治六年三月廿七日　观剧于广东会馆及三圣殿”）。

　　河南馆（“同治六年三月初十日　晡后陈小斋挈制，同观剧于河南馆、祝融宫两处”）。

　　郴州：

　　某局（“同治三年四月初六日　　偕筱峰访竹舲，值其局演戏，乃《赠剑》、《斩信》、《拷吉平》各出”）

　　北流：

　　广东馆（“同治四年十一月廿六日　夜将三鼓，公事确毕，往广东馆看夜戏，乃林英送道袍与湘子故事，增人伉俪之情”）。

　　粤东馆（“同治四年十二月初一日　晚间随三兄赴粤东馆观演《困曹》一出”）。

　　关厂（“同治五年五月初五日　随三、六两兄往关厂看龙船，凡五只。有梧州新来八音班，皆垂髫童子……”）。

　　北京：

　　安徽会馆（“同治十三年二月廿日　是午，龙芝生、徐寿鸿、蒋寿三、唐斐泉、皮小舲，合尊招同张鹤帆、熊敬生、龙里千、蔡与循，在安徽会馆歌讌”）

　　（三）酒馆、酒店

　　在杨恩寿的日记中，酒馆里演戏的记录时有出现。作者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出入酒馆、酒肆的次数极多，有几次也提到宴饮时观剧，这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国古代文人宴饮观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候。而在酒馆、酒肆中宴饮观戏的记录，应起源于明末。明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中，崇祯五年五月二十日记曰：“羊羽源及杨君锡缑皆候予晤，晤后小憩，同羊至酒馆，邀冯弓闾、徐悌之、潘葵初、姜端公、陆生甫观半班杂剧”。祁公邀请各位好友到酒馆一起看戏，这与杨恩寿日记中的描述有相似之处。《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记载了雍正的一段话：“见盛京城内酒肆几及千家，平素但以演戏饮酒为事”。反映了当时酒楼盛行唱戏风俗。作者的记录无疑对清末观剧习俗是极好的资料补充，它说明酒馆里的宴饮观剧活动一直延续不衰，到清末仍旧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观剧模式。

　　作者提到的酒馆、酒肆有：

　　长沙：

　　宛园（“同治七年正月初九日　　是午，少昆、力臣两方伯招同裕时卿方伯、胡恕堂中丞、何子贞太史丈，黄南坡方伯丈、黄子寿方伯宴于宛园，观剧乃普庆部，演灯戏乃《金山寺·水门》故事也”）。

　　北流：

　　宾兴馆（“同治五年正月初八日　宾兴馆众绅士张乐置酒，招六兄及吾辈同饮，演《困曹》、《庙会》诸戏”）。

　　醉仙阁（“同治五年十一月甘五日　偕文安、小斋观剧于醉仙阁，又观剧于学署”）。

　　（四）请演戏者家中

　　上个小节已经说到，一些考古证据说明中国古代文人很早就有在内室或者厅堂宴饮观剧的生活。到明清时期，堂会更是臻于盛况。明崇祯本《金瓶梅词话》的插图中就有堂会演剧的场景。有些官僚、富商或者名士家中甚至搭建了小型的戏台，以满足同常演剧观剧的需求。作者的日记中曾经提及去某某人家里看戏，或者受人之邀去某家看戏的情况。这虽不及在宗教场所与办公场所演戏的频率高，但也反映了清末文人观剧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

　　以下举一些例子。

　　长沙：

　　黄子寿宅（“同治八年四月初八日　黄子寿召饮观剧，座客极多，乃仁和部。郭子美在湘潭招永和部入省演戏侑客，泛舟而来，傍晚抵省，约于明日假黄佩皆宅开场酹客”）。

　　黄佩皆宅（“同治八年四月初九日　郭子美招饮于佩皆处，演永和部，中有名伶突过省中者。夜午乃散”）。

　　黄恕丈宅（“同治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赴黄恕丈处桃觞，凡三席，演庆和部”）。

　　魏居停宅（“同治九年正月十九日　是日开篆，居停张乐设宴，徧饮幕友，乃泰益部也”）。

　　张荫乔宅（“同治九年正月廿八日　　与王亦陶、唐荫云、柳荫堂、文子云、凌松复、沈晴岚、金松如、卢丽生、俞竹君诸君合尊演戏，为泰益部，席设张荫乔宅”）。

　　戴煦卿宅（“同治九年四月十八日　　煦卿家演庆和，招同杏生、石铭午饮”）。

　　杨恩寿家宅（“同治九年九月十八日　　母亲诞辰，宾客悉屏不见。演泰益部”）。

　　郴州：

　　刘桐轩宅（“同治一年四月廿日　　刘桐轩召饮，设彩觞，乃祥泰部也……”）。

　　（五）戏园

　　日记中提到戏园的仅在北京一处，湖南、广西等各地均未提及，可见去戏园看戏在杨恩寿的生活中不太多见。但是在中国古代，戏园和酒馆、茶馆等处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甚至很难去判别其中的差异，或者判断它们的功能上更偏重于哪一方面。譬如清代乾嘉时期，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对苏州某戏园的情况作出过描述：“暴殄之最甚者莫过于吴门之戏馆。当开席时，哗然杂踏，上下千百人，一时齐集，真所谓酒池肉林，饮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内天气蒸热之时，虽山珍海错，顷刻变味，随即弃之，至于狗彘不能食”。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名曰戏馆，实际上也是喝酒吃饭的场所，而且从作者的描述上看，来者侧重点更在饮食上，对于戏曲并没有抱以欣赏的态度，场内秩序十分混乱。清代时不少茶园都建有戏台。近现代时，梅兰芳先生回忆从前的剧场状况也说：“最早的戏馆统称茶园，是朋友聚会喝茶谈话的地方。看戏不过是附带性质……当年的戏馆不收门票，只收茶钱”。说明在梅兰芳记事时，戏园和茶园不分家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而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末，戏园结构开始接受了西方的影响，新型的营业式戏园才得以产生，那才是真正靠售票来盈利的，与茶馆、酒楼等有本质区别。而在杨恩寿的日记中提到的北京戏园，仍然属于茶园戏园一体的范畴。作者将其记为戏园，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的百姓已经认同于侧重戏园的概念，乐于把它们当作一种艺术娱乐场所，但这和艺术欣赏还是有一定不同的。

　　作者在日记中提到的戏园有：

　　北京：

　　庆和园（“同治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随王绥园、刘柳堂观剧于庆和园”）。

　　某戏园（“同治十三年二月廿二日　酒罢，偕往戏园，观四喜部，乃《扫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