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在1908年草成的《曲录》一书，不仅是他本人学术转向的重要著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推助着“20世纪昆曲文献学”的正式创立。《曲录》之于昆曲文献学之“凿开浑沌”的作用，详下文论之。王氏撰成此专门之书中，有关昆曲文献之部，著重地参考书有二，即黄文旸的《曲海总目》与无名氏的《传奇汇考》。而这两部旧式专著的发现、整理与利用，都集中在20世纪前半叶，且都与昆曲文献学研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绕关联。《曲录自序》云：“继此作曲目者，有焦徇之《曲考》、黄文旸之《曲目》、无名氏之《传奇汇考》等。《焦氏丛书》中未刻《曲考》，《曲目》则仪征李斗载之《扬州画舫录》，《传奇汇考》仅有旧钞残本。”王氏所能依据的焦徇《曲考》和黄文旸《曲海总目》，都是附载于《扬州画舫录》卷五《新城北录下》，此与探索院本、杂剧而从周密《武林旧事》、陶宗仪《辍耕录》求之，同为戏曲文献著录不得不接受的尴尬处境。据黄文旸《曲海序》云，他的这部《曲海》，乃是缘于与凌廷堪等“乾隆辛丑间，奉旨修改古今词曲”，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以文本形式流传的古今传奇杂剧的整理——准确地讲，他们的主要任务应该只是删改，删去不合圣意的违碍之辞，同时也可以视作《四库全书》编撰的一次补充性文献整理工作。黄文旸“追忆其盛，拟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勒成一书。既成，为《总目》一卷，以记人之姓氏”。在那场删改曲文的工作完成之后，黄氏又单独撰写一书，主要针对曲文内容的提要，名曰“曲海”。但这部《曲海》或已不存，王国维也只能从《画舫录》中依据所存的《曲海总目》。

　　撰写《曲录》时，王国维同时参考过一部来历不甚明晰的《传奇汇考》。后来学者知道，王氏所著重参考的并不是《传奇汇考》本身，而是书前的《标目》，后者是完全独立于《汇考》之外的另一种书，即《传奇汇考标目提要》。更为奇特的学术史现象是，王国维混同《标目》与《汇考》为一，尚是囿于闻见，未能细审。《传奇汇考标目提要》指出王国维《曲录》失收了见于《标目》的作品，因此推测王氏所用的“可能是一个有些残缺的本子”，这个推测显然是没有问题的。王国维《曲录序》云：“然《传奇汇考》之作，仅见残钞；广陵进御之书，惟存《总目》”。“广陵进御之书”便是指的黄文旸、凌廷堪等所校订曲文。而董康（1867—1947，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所校辑出版的《曲海总目提要》，则是有意识地来弥补王氏只能从《画舫录》转引《曲海总目》的遗憾。吴梅为《曲海总目提要》所作序云：“武进董廷尉康得《乐府考略》四函，又从盛氏愚斋假《考略》，为一书而失群者。互相比覈，得曲目都六百九十种。复取《扬州画舫录》所载黄文旸《曲海总目》互勘之，则《考略》之六百九十种，较《曲海目》之一千一十三种，所佚止三分之一。”吴梅是误信了董康自己的说法。董康序中引《画舫录》之记载后，云：“翫读文意，当时织造仓猝进呈，并无主名。而文旸盖欲就所进呈删约为是编，惟有序目，未睹成书。今《考略》所存之目，均见于《曲海目》中。是所佚仅三分之一。”董康显然是在强古人以就己。首先当年黄文旸、凌廷堪等所校改之曲文，未及一年便毕工进呈，所进呈之书，当为一曲文总集。而黄文旸所自著者，乃“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的《曲海》，是一步独立的著述。又在此基础之上，撰成《曲海总目》。董康为迁就其所收罗到的《乐府考略》一书，所谓“仓猝进呈”、“删约”云云，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扭曲。董康对《乐府考略》的校订，失之粗略，这在随后的研究中得到了纠正。近年有学者认为，黄文旸所撰成仅仅是“总目”，内容就是“将古今作者各撮其关目大概”。这一说法大可商榷，以文言文理衡之，很难成立。“乐府考略”四字，曰“乐府”者，正是当年传奇栖身于“乐府”这一浑沌概念的历史背景。

　　《曲海总目提要》于1928年在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校订者一栏中不仅有吴梅的名字，也出现了王国维、孟森和陈乃乾，且各卷都有分担校订者署名。目前可以证明王国维参予《曲海总目提要》“校订”工作的证据，只有《提要》初版本“校订者”中“王国维”的名字，并无其它旁证。笔者检寻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册，页403—382）以及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并无王氏参予此事的记载。王氏治学，秉承乾嘉诸老，以文献考订、校勘入手，倘曾与《曲海总目提要》校订一事，赵万里先生不会不加以记录，而后来学者也不会找不出相关的证据来。反倒是就在董康校订《提要》之际（约1926年），青木正儿前往清华园拜会了王国维，并话及明清传奇，王氏的反应令青木大为失望（见《中国近世戏曲史序》）。其实，倒不是王氏有意贬低传奇之价值，而是学术志趣转移之结果所致。但后来学者大都认为是董康召集诸位学者来从事斯役，实则《提要》成书之过程，尚待澄清者多有。

　　校订者中，陈乃乾不仅熟悉戏曲文献的出版，而且时任大东书局编辑部主任，参予此事，理所当然。陈乃乾在《黄文旸——〈曲海总目〉的作者》一文回忆道：“十年前我校印《曲海总目提要》的时候，想给作者黄文旸做一篇小传。”董康所得到《乐府考略》的时间，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迟于1911年。王国维是否见到这部书，仍尚存疑问。考王、董二人初次相见，当在1907年，王国维随罗振玉初入京，同观伯希和所示敦煌残卷之时。1912年至1915年之间，董康与王国维先后赴日本，且继续学术方面的往来。王国维去日本前后致缪筌孙的书信中，多次提及与董康的交往。如1911年春夏间云：“授经至沪，当已面过矣。”1912年一月十九日云“诵芬室亦有来此之说，大约暂以售书为活。”同年二月十一日又云：“授公尚未到，闻其书有售于岩崎之说，其迟迟不来，疑亦为此。”是此时董康尚迁延居留上海。而1912年六月十九日信云：“致授经语已转达，渠云《玉山草堂雅集》尚未校毕，俟毕寄奉。”云云；又，1913四月三日信云：“授公拟辑《元大诏令》，甚为勇猛，年内当可观其成。”董康至日本后，仍在进行校钞旧籍之事。若以辈分与资历论，董康是王国维的前辈，他将王视为校订人之一，在他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但于学术史真相来看，却未必如此。王国维正在与董康交往之际，撰成《宋元戏曲史》一书，从此基本终结了自己在戏曲方面研究。凡以上王、董交往之时段，未有一言提及《乐府考略》，更无“校订”之事。

　　董康为《曲海总目提要》所作自序，已经迟至“丙寅”即1926年，谈及成书一事说：“方今文学振兴，戏曲列入国学专科。莘莘学子，不可无典丽之巨制以资考镜。爰为条列作者时代先后，釐为四十六卷。”又，董康《东游日记》载，1927年一月九日，“寄沈骏声函，并附《传奇汇考》，令将应补之二十一种用石印法留底。嘱陈乃乾、孟心史校正原本讹夺，以免复写复校之劳。”沈骏声即大东书局的经理，这里提及的应是《曲海总目提要》的校订工作，未及王国维、吴梅。而《日记》同月的记载中，有关于董康自己校订《传奇汇考》的有多则。如二十六日记云：“录《传奇汇考》三则，合之昨日凡五则。杂剧用北曲，传奇用南曲，元及明初不容稍紊。中叶以后，及南北曲互用。余于《曲海提要序》中已约略言之。”董康成《序》在前，而校订在后。《曲海总目提要》校订者一栏中有“孟森”的名字，后来学者十分惊讶地认为明清史研究专家如何也会参予其间。据吴相湘《孟森》一文记载，民国十二年即1923后，孟森便转向学术研究；直至1927年，受聘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其间六年左右的时间几近空白。得董康《东游日记》佐证，可知当时孟森与董康以及大东书局颇有来往。董、孟二人为同乡，且以“专业”而言，又同精于政治法制史，此亦促进二人往来之原因。

　　又，《东游日记》曾提及王、董在戏曲方面之交往，云：“校《盛明杂剧》二集《有情痴》、《曲江春》二种毕，寄沪。”“曩曾假王静安藏本影刻于宣南，嗣在厂肆文友堂获二集廿馀种，赓续付梓。比来沪渎，从盛氏愚斋图书馆藏本补刻七种。客岁，复以九十金从来青阁购得首册，序、图俱在，刊以行世，无遗憾矣。”王国维《庚辛之间读书记·盛明杂剧初集》云：“乙酉冬日，得此书于厂肆，是为初集，而二集在日本内阁文库，始知世间尚有完书也。”“乙酉”即1909年，当时董康欲刊行此书，故假王国维藏本影印。由此可以推知《曲海总目提要》另一来源即《传奇汇考》，王国维不仅有藏本，而且亲自精钞校订一过。王氏《录曲馀谈》云：“《传奇汇考》，不知何人所作。去岁中秋，余于厂肆得六册，同时黄陂陈士可参事亦得四册。互相钞补，共成十册，已著之《曲录》矣。今秋，武进董授经推丞康又得六钜册，殆当前十册之三倍，均系一手所钞。叙述及考证甚详，然颇病诬陋耳。”《录曲馀谈》初刊于宣统二、三年（1910、1911年）的《国粹学报》第六十七至六十九期，撰写当在1908至1909年间。按：《录曲馀谈》提及“今秋，观法人伯希和君所携敦煌石室唐人写本。伯君为言新得明汪廷讷《环翠堂十五种曲》，惜已装束，未能展视。此书已为巴黎国民图书馆所有，不知即《澹生堂书目》著录之《环翠堂乐府》否也。”《王国维年谱长编》“1908年”下记载伯希和过北京出示唐人卷子事，与此相合。又，赵万里《录曲馀谈跋》：“此稿作于宣统乙酉”，即1909年，赵氏所云是就最后成稿时间，非《馀谈》诸条皆一年所撰也。其云“去岁”得书，即1907年或1908年，又云董康“今秋”得书，则在1908年或1909矣。董康《提要序》中亦云：“曩从清宗室宝瑞臣侍郎处，得阅《传奇汇考》一书，有十钜册，喜其翔实。闻黄陂陈士可都护亦有之，与宝本互有出入。两书悉未流行，坊间有石印本，任意删节，已非完书。”奇怪的是，董康并未提及王国维。实际上，董康后来刊印之时，所取用的《传奇汇考》，并非只有陈士可的四册，而是加上了王国维的六册。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静庵藏书目》中著录有“传奇汇考　精钞本　十册”，是王氏曾手录一过，其间也必然会有王氏的校订。以董康假王氏《盛明杂剧》初集刊印一事来看，也很自然地会借去王氏藏《传奇汇考》。在现存的这份王国维的藏书目录中，已经不见《盛明杂剧》初集和《传奇汇考》六册的踪影，赵万里所编《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中亦不见此书。《书目》乃赵万里与王氏后人整理遗书所得，其中词曲一项失散最为严重。赵万里云：“先生于词曲各书，亦多有校勘。如《元曲选》则校以《雍熙乐府》，《乐章集》则校以宋椠。因原书早归上虞罗氏，今多不知流归何氏，未见原书，故未收入，至为憾也。”按：王国维为罗振玉所编之《藏书目录》，今尚存有誊录本。检中卷“集部·词曲类”著录“盛明杂剧初集三十卷明沈泰明刊本六本”，即王氏所藏，后归上虞罗氏者。而《传奇汇考》六册，或为董康一借未还否？

　　综上可知，所谓王国维校订《曲海总目提要》一事，其实只是董康借去王氏亲手校订的《传奇汇考》六册而已，而不是今人所理解的董康邀请或者召集学者从事斯役。吴梅与胡适也都为《提要》作序，则写在“戊辰”即1928年，出书在即之时。可以料想，若是王国维尚在，也会被邀请在作序之列。1913年秋，董康曾出明刊《杂剧十段锦》以示王国维；王氏为之跋云：“廷尉（引者按：即董康）以是书传世甚希，不自閟希，乃用玻璃板精印百部，以广流传，而属国维书其后。”王国维若为董康校订《乐府考略》，也当如《杂剧十段锦》之例。而1928年若王氏尚在，董康也一定会嘱其撰序。有趣的是，吴、胡的序中，无例外地提及了王国维。吴《序》云：“近人中惟海宁王君静安《曲录》六卷，亦推美富，所惜者各曲文字未及遍览，时见纰误，未若此书之详赡也。”胡《序》云：“这五六百年的戏剧总目，列举最多的莫如王国维先生的《曲录》。……王先生的目录不免有许多小错误，我曾在别处指出了。我当时希望王先生能将此书修改一遍，参考近十余年发现的戏剧材料，于每一目下注明‘存’、‘佚’。”又云：“王先生的《曲录》则仅仅列举剧名而已。”之所以对王国维及其《曲录》刻意强调，是自董康、吴梅以至胡适都难以摆脱《曲录》之影响。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昆曲文献学著作的发现，是姚燮的《今乐考证》。它的发现者马廉（1893—1935，字隅卿）评价说：“复庄工度曲，是编仿马贵与《经籍考》例，杂剧院本分类著录。首列作者姓名，次则曲目，末采诸家评曲之说，及作者籍贯遗事，广征博引，为考戏曲史者不可缺少之书，诚绝作也。”马廉1932年收得此书，以上的评价当是初得此书时通观后的意见。他首先说“复庄工度曲”，是有所本。早在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四月八日，马廉就曾从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和蒋瑞藻《小说考证》中，勾稽了两条有关姚燮戏曲方面的资料。又说“是编仿马贵与《经籍考》例”云云，便有了问题。“马贵与《经籍考》”，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上文已然论及《四库全书总目》为“词曲”安排的位置，正是仿《通考·经籍考》，而深诋王圻《续通考·经籍考》的“无序”、“滥收”。就马廉而言，虽然不能否认他对《通考》的熟稔，但更为确凿的证据是，他对王圻《续通考》有过直接的利用，但在对《续通考》总体评价上，或许受到《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由于马廉视《今乐考证》为一部专门家撰写的戏曲文献学著作，那么他很自然地从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为这部书找到了一个学术体例上的源头。1936年即马廉过世后第二年，北京大学为纪念他影印了《今乐考证》的手稿本。而在他生前，曾“根据此稿本再稽以其它资料，对王氏《曲录》进行了批校和考订”。其实，马廉利用以至纠正王国维的《曲录》，早在收得《今乐考证》之前。《隅卿杂钞》提及《曲录》处甚多，如民国十四年（1925）十二月记录《锦绣旗》钞本，云：“王国维《曲录》五‘传奇部’下引黄文旸《曲海目》著录，不知是否即此。”又如民国十五年一月十七日记录《旗亭记》一本，云：“《曲录》引李调元《曲话》，误以地名‘全椒’作撰者金椒。”凡此，皆马氏参考并随时增订王氏《曲录》之证。但后来学者是很容易便将《今乐考证》与《曲录》拿来做比较，如赵万里《曲录跋》云：“其体例与姚梅伯（燮）之辑《今乐考证》全同。姚书之成，前于此书八十年，然传世则在此书印行之后。此书草创时，固未知前有姚氏书也。”这与马廉对《今乐考证》一书的学术价值定位当有着莫大关联。

　　《乐府考略》与《今乐考证》在20世纪的发现，无疑地会推进本时期昆曲文献学研究向更深层次开展。无论是董康对《乐府考略》归属的误会，还是马廉对《今乐考证》价值的拔高，他们的用意则是殊途同归，即在学术史的链条上为昆曲文献学找出更为吻合的接榫处。这里，他们一方面向古人寻找知音，如董康强行拉入黄文旸的《曲海总目》，而马廉又追溯到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另一方面，他们也无例外地将自己手编这部旧籍来和王国维的《曲录》进行一番比较，甚至是较量。从文献著录的具体问题着眼，这种比较是十分必要的；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王国维《曲录》的发表，对昆曲文献学的正式创立，应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