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出生于1884年，逝世于1939年，他治学的黄金期（自1902年出版《霜崖曲录》起，至1939年客死云南大姚终）恰好处在20世纪前半期的四十年间。从青年时期起，吴梅先生的朋辈中就有俞粟庐、黄人、丁传靖、仇涞等曲界名流。在北京大学的五年，他结识了许之衡、易顺鼎、罗瘿公、齐如山等爱好戏曲的名流和梅兰芳、韩世昌、鲜灵芝等优秀艺人。吴梅的交游圈，包括师长、朋辈、学生（将在下一节论述）、亲人构建了20世纪初期昆曲活动和昆曲研究最主要的文化共存圈。吴梅及这些性格、情趣各异的曲家和学者，折射出20世纪初期昆曲的生存状态和昆曲研究者的普遍人格。他们奠定了昆曲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格局，直接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乃至21世纪的昆曲研究。兹以时间与地点为序，讨论吴梅在各个时期的交游，以考察20世纪前半期昆曲研究文化圈之状况。

　　（一）1902—1911：苏州

　　黄人（1866—1913）初名振元，字慕韩，中年改名人，别字摩西，江苏昭文（今常熟市）人。黄人年长吴梅18岁，是晚清有名的文士。光绪二十六年（1900）东吴大学堂建校，黄人任文学教习，主讲文学史。1904年他掌教东吴时编撰《中国文学史》讲义二十九册，吴梅曾给予协助。1903年吴梅改定《血花飞》传奇，黄人为之作序，可惜被吴梅大父焚毁。“黄摩西是第一位在《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中推崇民族戏曲，论述戏曲学的学者。”黄人十分注意提携戏曲界后辈。1905年黄人推荐吴梅任东吴大学教习。黄人曾主编《小说林》杂志，刊登吴梅论著（1907年，吴梅《奢摩他室曲话》于《小说林》第二、三、四、六、八、九期刊出，《轩亭秋》杂剧楔子于《小说林》第六期刊出），对吴梅竭诚词曲具有启迪之功。吴梅亦对其十分钦赏，称其“凡经史、诗文、方技、音律、遁甲之术，辄能晓其大概，故其为文不屑屑于绳尺而光焰万丈。”吴梅与黄人气味相投，过从甚密。吴梅《短歌赠黄慕韩（振远）》云“书淫马癖兼游侠，破衣不浣发布镊。弃家爱作汗漫游，入门唯有糟糠妾。人服君如徐天池，君独低首钱受之。万花酝酿红崖蜜，知君恨不生同时。”《奢摩他室曲话·自序》中说：“又得黄君摩西相指示，而所学益进。”

　　曾朴（1872—1935）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光绪举人。曾朴以小说《孽海花》、《鲁男子》和翻译作品名世，曾创办《小说林》和《真善美》月刊，开小说林书店和真善美书店，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曾朴比吴梅年长12岁，以创作及主编为主，在学术上并没有很大发展。吴梅因曾朴、黄人等人的提携得以在当时文坛展露头脚。1906年，吴梅的《风洞山》传奇经曾朴介绍由《小说林》刊出，同年，王薇伯在《中国白话报》为吴梅《风洞山》作评点，引起反响。曾朴去世后，吴梅有《哀曾孟璞（朴）二首》“《风山》初削稿，为我介徐君。（少作《风洞山》传奇，记瞿忠宣事，君嘱徐念慈刊行于世。）持较菊亭作，（虞山瞿颉先有《鹤归来》传奇，亦记忠宣公事。）居然叹积薪。”

　　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夏敬观前三家与王鹏运合称“词坛四大家”。1910年，吴梅从河南回到苏州，适逢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三人先后旅居苏州。朱祖谋年长吴梅27岁，是前清的功名之士，他的《疆村丛书》、《沧海遗音集》、《湖州词征》被学者奉为词学圭璋，影响很大。吴梅在《与龙榆生言疆村逸事书》中说道“弟之识古丈也，由邹芸巢内伯父（福保）为介。”吴梅经常去向他请业词曲学。宣统二年（1910），朱祖谋借居听枫园，吴梅居住可园，相距并不甚远，往来由多。后朱祖谋租居鹤园，常与吴梅、汪东、张紫东等拍曲吟唱，饮宴雅集。吴梅《霜崖词录》有《秋霁》一词，前小序云“访朱古微丈（祖谋）于听枫园”等语。吴梅通过朱祖谋结识况周颐、郑文焯和夏敬观等词坛名流。朱疆村去世后，吴梅作《古微丈挽词》，表示悼念之情。

　　（二）1912—1917：南京、上海

　　仇继恒（1855—1935）字涞之，晚号赘叟，江苏南京人。光绪八年举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入翰林，曾任陕西城固县知县。光绪三十年调西安总督衙门学务处，创办陕西省第一所高等学堂（现西北师院前身），任监督。仇继恒不但深明曲理，能歌南北曲，擅长《长生殿·弹词》和《桃花扇·渡江》两出，并能奏古琴与琵琶，是当时南京最负盛名的清曲家。《卢前笔记杂抄》说南京民国时期“早年是仇涞之一班人，在‘地方公会’举行同期，每月至少四五次。”仇继恒是南京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仇采的从父，两人在第四师范学校提倡昆曲传习。仇涞之比吴梅年长29岁，吴梅来到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与仇涞之志趣相投，经常在一起唱曲、制曲。“涞之唱《渡江》、《弹词》二折，口齿虽不如吴人，而转调换气，尚馀广陵先正之规，与余话秦淮旧迹，不禁有举目河山之异。”吴梅即席作北曲【折桂令】赠之，并当场定谱，请笛师正之，一时传为曲界佳话。此后吴梅在南京与仇继恒往来，有赠答之诗《复成桥听歌赠仇君涞之丈（继恒）》二首。吴梅又作《哀涞之丈》二首，“玉堂渺天上，高节着江干。空上万言册，依然七品官。舆歌纵盈路，漕癖未清端。挥手归乡国，馀生号赘安。”“记放青溪棹，曾听白雪词。李善吹铁笛，樊素按《杨枝》。高会嗟星散，浓欢系梦思。华笺珍满箧，忍读送行诗。”词中极叙仇涞之仕途之坎坷及吴梅与他交往的欢悦。按照用语及语气来看，应该是1935年仇涞之去世后吴梅做的挽词。

　　仇采（1873——1945），字亮卿，一字述庵，江苏南京人，仇继恒从子，教育家，精于词曲。1905年留学日本宏文师范，专攻教育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任命为第四师范校长。仇采聘任吴梅为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员，并与吴梅、汪东在南京成立“如社”。吴梅《霜崖诗录》中有《重至金陵赠仇亮卿》诗。1923年以后专治词学，编有《南京词钞续集》。1934年，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廖恩焘、林鸱翔有意集合同好结为词社。仇采与当时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的吴梅、汪东等24人参加词社。

　　俞粟庐（1847—1930）讳宗海，字粟庐，松江娄县人。曾从乡人韩华卿学昆曲，得长洲叶堂唱法，人称“俞派唱法”，对江南一带昆曲界影响很大。俞粟庐75岁时在百代公司灌录唱片13面，皆冠生、巾生曲子，并著有《度曲刍言》，未刊。1953年，其子俞振飞根据家学，辑成《粟庐曲谱》两册行世。《粟庐曲谱》前有吴梅所作《俞宗海家传》，云粟庐唱法“气纳于丹穴，声翔于云表，当其举首展喉，如太空晴丝，随微风而下上。及察其出字吐腔，则字必分开合，腔必分阴阳，而又混灏流转，运之以自然。盖自瞿起元、钮匪石后，传叶氏正宗者，惟君一人而已”。吴梅演唱的很多工夫、知识得自俞粟庐的指教。吴梅【正宫刷子三太师】（寄俞粟庐宗海吴门）中有“匆匆，记结夏西泠邀我共，怎消停又过春风。”这里的“结夏西泠”指的是1920年，上海爱国实业家穆藕初先生担忧昆曲“将致湮灭如广陵散”，慷慨捐资，在杭州灵隐北高峰腰际韬光寺侧，建成一座两层七开间，专供票友名家避暑拍曲用的别墅，并以“江南曲圣”俞粟庐的别号“韬庵”命名。韬庵“地临半山，门前修竹万竿，终朝凉爽，红尘远隔，凭栏清歌，笛声与竹响和答，鯈然尘外，不知世上尚有夏日之炎炎矣。年逢暑期，先生（穆藕初）必招要登临，避暑度曲。”1921夏天，韬庵别墅落成，穆藕初邀集刚成立的“昆曲保存社”成员俞粟庐及其子俞振飞、徐凌云、沈月泉等登山作雅，在韬庵拍曲之余，一面探讨昆曲的前途，思考昆曲面临的问题。此时，俞粟庐曾邀请吴梅同去拍曲。1916年俞粟庐七十岁，吴梅作【北越调斗鹌鹑】（寿粟庐七十），以后学师事之。

　　丁传靖（1870—1930）字秀甫，号闇公，又号岱思、湘舲、沧桑词客、松隐行脚僧等等，江苏丹徒人。清末有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能诗，善度曲。其《沧桑艳》传奇刊行后，很快传诵四方。1910年丁传靖携此作入都门，“一时传诵，惊为绝作。”丁传靖作《寄江南友人》称“剩有《沧桑》新院本，一时价贵海王村。”《瞿安笔记》清楚记录了1912年吴梅与丁传靖的交往。“丹徒丁琇甫（传靖），善诗词，余寓居金陵日，琇甫尊人适为江宁教官，因携柳贡禾君访之，诙谐竟日。君博览典籍，须眉如戟，一见即为有道之士。临行又赠我《沧桑艳》、《霜天碧》二种曲，皆君所手编。余携归读之，则词采葩发，雅近《倚晴》，而于声音之道，则茫乎未所有闻也。《沧桑艳》谱陈圆圆事，搜集极精。《霜天碧》则为角伎碧娘而发，无甚关系。余谓贡禾曰‘琇甫才大如此，而不知妄作，吾当有以正之。’贡禾曰‘何不移书晓之。’余欣然命笔，即嘱贡禾改之。”之后吴梅覆书丁传靖，便是有名的曲学音律著作《与丁琇甫》书，丁传靖为之心折。吴梅与丁传靖的交往以及辩论，探讨了20世纪传奇创作中忽视音律的问题，也促使吴梅有了编撰曲理及曲谱以金针度世的想法，后来的《顾曲麈谈》、《百嘉室曲选》、《南北词简谱》就是在对这种想法的实践。

　　陈栩（1878—1940）原名寿嵩，字昆叔，一字栩园，号蝶仙，又号樱川三郎，别署天虚我生、超然、惜红生、太长仙蝶，浙江杭州人。晚清实业家和文学家，历任《著作林》、《女子世界》、《大观报》、《申报自由谈》笔政，善词曲。著述极丰，诗、词、曲、诗话、弹词、小说具有成就。有传奇《桐花笺》、《花木兰》、《自由花》、《媚红楼》、《落花梦》等。散曲作品辑为《天虚我生曲稿》三卷，并与华諟、何春旭合刊《三家曲》。民国时期，陈栩在上海、浙江、江苏一代很有影响。郑逸梅《南社丛谈》列为南社成员，称其与柳亚子友善，他与吴梅很可能经柳亚子介绍相识。1920年上海著易堂铅印第十二版《遏云阁曲谱》附印天虚我生曲学著作《学曲例言》。《曲海总目提要》编者曾邀吴梅与陈栩各作序一则录于书前。1914年陈栩在上海创办《女子世界》杂志。1915年吴梅的杂剧《白团扇》在该刊第三期至第六期连续刊出。吴梅和陈栩研究昆曲也有相似之观点，如笛色定调上，据周贻白考证，笛色与宫调之配合“此项分配，未知所据。旧日载籍，惟清王锡纯《遏云阁曲谱》，曾于所收各曲，均注明笛色。天虚我生（陈蝶仙）并著有《学曲例言》一书附曲谱发行，其笛色与宫调之配合。与吴说（即《顾曲麈谈》所论）相同。初疑其说或系总结《遏云阁曲谱》各曲笛色而来，一经检对，则又不尽相符。”

　　（三）1917—1922：北京

　　黄节、罗瘿公、刘毓盘、张孟劬四位都是吴梅在北京大学的同事。黄节是吴梅在上海神交社的老朋友，也是南社成员。黄节主攻诗学，在北大国文系讲授诗学，与吴梅气味相投；罗瘿公与黄节同是广东顺德人，但罗瘿公出生北京。他早年毕业于广雅书院，后入万木草堂，为康有为弟子。罗瘿公主攻史学、版本学，爱好戏曲，并作有剧本。吴梅在北京时与黄节、罗瘿公关系至好，其诗有“南士低徊北昆曲，一时倾倒两诗人”之诗句。

　　刘毓盘，字子庚，浙江江山人，词学名家，在国文系讲授“词史”、“中国文学史”，与吴梅为苏州旧友、北大同事。吴梅《与唐圭璋言刘子庚遗事及往还事实书》说“（刘子庚）与先外舅为至交。吾始婚时相见，彼此即要好，其后常至其家。”吴梅13岁时创作《风洞山》曲二十四折，时年30的刘毓盘为之点板并填【金缕曲】一阕，云“【金缕曲】必如此方合律，时人所作，万不可学，当遵守矩度”。吴梅曾为刘毓盘填【虞美人·断梦离恨图】。吴梅离开北大后，刘毓盘修书吴梅，请他收北大学生钱南扬为弟子。

　　张孟劬，浙江钱塘人，著名的词学家、诗学家、史学家。年长吴梅10岁的张孟劬在存古学堂做庶务长时，吴梅任检察官。张、吴学问志向、学术旨趣、人格品藻、气节操守基本一致，形成了两人频繁的翰墨交往以及观察学术动向、评骘时贤的一致观点。张氏《史微》出版时，吴梅写诗为贺。张孟劬进入清史馆后，在北大任教的吴梅撰写《偕孟劬崇效寺观丁香花即次其韵》、《答孟劬史馆见怀之作》、《盂劬叠韵所和因次韵再答》等诗。吴梅曾作【清平乐·和张孟劬（尔田）】，词句有“年来销得狂名，南楼试听调笙。只是寻常风月，不关莺燕寒盟”。表达张、吴两人性情相投，交谊深厚。

　　刘世珩（1975—1926）字聚卿，一字葱石，安徽贵池人。辛亥革命后隐退南京、上海，以清朝遗老从事古本图书的收藏和出版，与缪荃荪、范当世、吴梅等相交游。在戏曲方面，著有《临春阁曲谱》、《重编会真杂录》、《大小忽雷曲谱》等，编辑有《暖红室汇刻传奇》，在当时影响很大。彭长卿辑注《吴梅致刘世珩书札三封》辑录吴梅1918年帮助刘世珩校勘《还魂记》、《牡丹亭》，1915年校勘《桃花扇》之往来事宜。刘世珩得到孔尚任《小忽雷传奇》、《大忽雷》杂剧，作双雷阁贮之，自号隐雷道士。吴梅曾作【北南吕一枝花】曲贺之。吴梅与刘世珩的交往，基于两人对戏曲版本、目录学的兴趣。刘世珩家藏戏曲善本很多，又精于校勘，与吴梅所藏善本可以对刊。刘世珩编刻的《暖红室汇刻传奇》大多经过吴梅校刊，吴梅校勘后为这些剧本写作跋文，论述版本由来以及存佚情况。吴氏在《南柯记跋》中说，“楚园知我，聊以乐数晨夕而已”，说明吴梅与刘世珩的交情并不是一般的顾主关系，而彼此可以问学的同道。

　　许之衡（1877—1935）字守白，号饮流、曲隐道人，别署守白氏、冷道人，自号饮流斋主人，广东番禺人。许之衡是曲学音律学家，著有《中国音乐小史》、《曲律易知》、《曲律通论》、《曲学及曲选》、《声律学讲义》、《戏曲史讲义》、《曲史》、《中国戏剧研究讲义》、《饮流斋说瓷》等，另有传奇《霓裳艳》。他平生喜好收集昆班艺人的串演本，自加校订精抄，称为“饮流斋本”，或称“许校本”，曲界视为珍品。许之衡比吴梅大6岁，两人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唐圭璋《回忆吴瞿安先生》称吴梅“在北京大学时，许之衡先生也从先生研究曲学。许先生每将平日读曲疑问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到先生寓所，请先生一一解答。如此日久，许先生就写成曲学讲稿，后来就继吴先生后教曲于北京大学。”当时吴梅居住板桥寓斋，许之衡居住宣武上斜街五十五号番禹会馆，距离很近。吴梅《曲律易知·序》中称“守白寓宣武城南，距余居不半里，而近年来晨夕过从，共研此技，又与刘凤叔订交，三人相对，烛必见跋，所语无非曲律也，用力之勤若此。”许之衡执教北大，乃是吴梅推荐之功。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吴瞿安教了几年书，因为南人吃不惯北方的东西，后来转任南京大学，推荐许守白做他的后任”吴梅对许之衡词曲研究具有很深影响。许之衡研究作曲法、声律学、戏曲史、曲选等领域，基本和吴梅所涉相同。20世纪昆曲研究的范畴，在吴、徐等人的著作中，已经粗具大概。

　　刘富梁（1874—1936）字凤叔，浙江桐乡县濮院镇人，清末诸生。刘富梁是业余昆曲大家，以制谱和校勘曲学版本名世，曾与王季烈合作《集成曲谱》。又应刘世珩之聘，为暖红室订《通天台》、《临春阁》、《小忽雷》三种曲谱，在曲学上展露头脚，曲论有《歌曲指程》。《卢前笔记杂抄》提到刘凤叔、王季烈、吴粹伦等在当时善于打谱。“谈到昆曲的复兴，我们不能不知道它最大的困难在能打谱的人太少。从前此事要推刘凤叔（字富梁，嘉兴人），他搞了一生的曲谱；霜崖先生在日，极佩服他。”在北京的时候，吴梅经刘世珩介绍与凤叔认识，对其制谱之学深为服膺。他的《无价宝》由刘凤叔制谱，《惆怅爨》由刘凤叔、吴粹伦、徐镜清制谱。1919年昆曲曲谱《汇刻传剧附曲谱》由吴梅正律、刘凤叔定谱，刘世珩暖红室刊出，可见吴梅、刘凤叔在制谱上不分伯仲。1922年“王季烈与嘉兴刘凤叔慨于世俗曲谱有乖正音，贻误后学，遂编《集成曲谱》，选别四百余折，分为四集。”吴梅为其玉集作序，称“往余主讲北雍，与凤叔同舍居，君九处析律，岁必三四至，谈宴过从，辄扬榷斯艺，深惜古谱零落，卒无有理董之者，二君毅然引为己任。未别三年，而成就乃若此，其用力之勤为何如。”又有【南吕懒画眉】曲序云“海上赠凤叔，即题《审音订律图》后”，称凤叔“把从来法曲都检遍，甫能够新声活现”，甚为推崇此书。1934年1月刘凤叔生日，吴梅特地从南京赶到上海为他祝寿，并作【桂枝香】曲。俞平伯《忆清华园谷音社旧事》称“又获缔交于刘凤叔、汪棣卿诸耆宿”，以结识刘富梁为幸事。刘富梁在北方的谷音社与南方啸社活动有年，在当时的南北昆曲界很有声望。

　　（四）1922—1937：南京、苏州、上海

　　汪东（1890—1966）原名东宝，字叔初，改字旭初，号寄庵，别署寄生、梦秋，江苏吴县人。汪东出生于书香门第，曾师从章太炎，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他精通文字音韵之学，工书画，善词曲。1927年汪东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吴梅同事。此外，两人同入如社，经常一同出游，诗词唱和。《霜崖曲录》有吴梅【红林檎】词，是吴梅步汪东词调而作。另，汪东作《北湖看花图》，吴梅为之题【南南吕懒画眉】曲。郑逸梅《纸帐铜瓶》称汪东“性耽风雅，秉铎之余，常和同事吴癯安听曲论艺，觞咏秦淮画舫中。”汪东与张楚叔编辑《吴骚合编》，吴梅为之作序。1924年，汪东在上海创办《华国月刊》，以“甄明学术，发扬国光”相号召。吴梅的《湖州守》杂剧、《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校勘记》先后在《华国月刊》上发表。汪东喜爱昆曲，并极具戏曲鉴赏力，常与吴梅一同看戏。“时昆曲旦角韩世昌，声誉几和梅兰芳相伯仲，赴白下演剧，吴癯安邀往听之，旭初评为：‘容态有余，唱白终带北声，不能尽合法度。’既而，世昌拟往吴中献艺，旭初私语癯安劝阻谓：‘吴人擅昆曲者多，往不利’世昌不昕，果铩羽而归。”可见汪东深明曲理，对舞台表演也有独到的见解。

　　孙德谦（1873—1935）字受之，一字益庵，晚号隘堪居士，江苏元和（今属吴县）人。早年致力于声韵、训访、经史之学。辛亥革命以后移居上海。历任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交通大学、政治大学教授。著作有《汉书艺文志举例》、《太史公书义法》、《古书读法略例》、《吕氏春秋通谊》等。孙德谦对两汉经学、先秦学术史很有研究，与吴梅的学问大不相同。他与吴梅是存古学堂的同事，两人经常针对当时学术界风气发表看法。孙德谦撰写《诸子通谊》，吴梅赋诗为贺。吴梅到东南大学后与陈中凡、顾实等人创办了《国学丛刊》，孙德谦给吴梅写信，对《国学丛刊》中陈、顾论文主张“秦汉经说有方士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孙德谦在信中说“公以词曲为颛门，所有经史学业，不甚肄业及之”，表示与东南大学的陈、顾等人可以商榷学术。孙德谦还与吴梅讨论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对罗振玉、王国维的学问志趣不满意。孙德谦在给吴梅的信中说，“叔蕴、静安皆为朋好，静安则过从最密，彼睹一古器，获一旧拓，详加考订，弟总嫌其穿凿而无关宏谊。有时独标新解，如释‘史籀’二字，不作字体说，人且据之以推翻许叔重矣。为学而不守亭林‘信古阙疑’之旨一任我之颠倒失实，于人心风俗，亦大有关系”。

　　除了上述人物外，与吴梅交往的还有陈三立、王季烈、红豆馆主、张紫东、穆藕初、董康、刘钟和、吴湖帆等人，其中与昆曲直接或者间接有关系的占绝大部分。将上述材料和20世纪前期昆曲生存状况相联系，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20世纪前期南方昆曲活动以南京、上海、苏州等地为主，北方以河北、北京、天津等地为主。1922年，苏州最后的坐城班全福班报散之后，南方昆曲职业演员逐渐转入传习所及各大曲社担任曲友拍先，使得南方昆曲舞台表演与清曲活动互相融合。近代南方昆曲影响最大的传字辈演员，早期在上海、苏州较为活跃。北方昆曲活动则以韩世昌、白云生的北方昆弋班为主，还能间歇性地维持昆曲在北京、天京乃至上海等地的演出活动。吴梅先生早年活动于苏州、南京、上海、北京，39岁之后从北京回到南京、苏州、上海。这些地域正是当时昆曲活动最活跃、曲家和学者最为云集的地区。

　　2、20世纪前半期完成了昆曲分为南北两脉的过程。南方昆曲主要传自俞粟庐的清曲和全福班的剧曲体统。北方昆曲的源流比较复杂，主要传自清末的宫廷戏班和王府昆弋班。清亡后这些戏班依附于皮黄或者高腔戏班。同源异流的两支昆曲系统在剧目、舞台表演等领域存在很大差异。吴梅入京对北方昆曲影响很大。以吴梅代表的南方昆曲学者，带着苏州、松江（上海）特有的南派昆曲的特点，与到北方的南方曲友（如赵子敬、王季烈、许雨香、俞平伯等）、拍先（如张云卿、何金海、徐惠如、高步云、陈延甫、朱以庄等）及南方昆曲演员一起为北方昆曲注入了南昆的因素，承担了沟通南北昆曲和清曲、剧曲两大源流的责任。

　　3、吴梅及其交游圈代表了20世纪前半期昆曲研究的最高成就。吴梅的曲学研究涉及度曲、制曲、戏曲史等众多领域。他与朋辈互相切磋，互相砥砺，在文学史的领域之外，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戏曲研究的文化圈，为戏曲独立于文学奠定了基础。他的朋辈既有以创作名世的丁传靖、陈栩；在度曲上自成一派的俞粟庐、仇涞之，又有擅于制谱的许之衡、王季烈；精于戏曲版本及校勘的刘世珩、董康，还有在文学史中首倡戏曲的黄人；以及以实业支持昆曲传习的穆藕初等等。吴梅和20世纪初期的这些研究者们，在政治风云激变以及西方观念接踵而至的过程中，为保护传统昆曲艺术，维护其独特品格做了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