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面具与原始崇拜意识

　　根据《周礼》中“国傩”活动记载，“方相氏”是我国最早的傩神，但从真正意义上说，他只不过是宫廷编制中一个领导行傩祭祀的官职，或是负责驱鬼逐疫的巫师，他只有在行傩过程中戴上黄金四目的面具，才能成为真正的傩神。目前学术界很多学者认为，方相氏其实就是传说人物蚩尤的化身。根据记载，蚩尤是是九黎族的首领，他“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以沙石为食，后与黄帝大战，兵败身亡，但因其骁勇善战，被后人喻为古代八神之一的“战争之神”。古人认为想要驱逐恐怖的疫鬼，就必须用比疫鬼更凶猛的形象。于是，先民们根据自己的想像，把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中的偶像，通过赋予面具以神性而使其成为一个个具体的傩神。所以说，面具是神灵崇拜在古代先民思维意识中的一种反映。对自然神的崇拜产生了自然神面具，图腾崇拜产生了动物面具，对鬼神和祖先的崇拜产生了鬼神面具和英雄人物面具，而生殖崇拜则产生了傩面具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生殖神面具。

　　自然神崇拜在世界各民族历史上普遍存在过，是人类历史上流传时间最长的宗教形式之一。自然崇拜的对象是神灵化的自然现象、自然力和自然物，即神灵化的天、地、日、月、星、雷、雨、风、云、虹、山、石、水、火等。各种自然崇拜形式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先后产生的。人们较早崇拜的是那些对本地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影响最大的自然现象或自然力，而其他则是较晚时候产生的。而且崇拜对象也因地而异，居住在山区的人们普遍崇拜山神，而居住在海边、湖边的人们则是海神和湖神崇拜。自然神是在自然精灵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自然精灵形成的基础则是万物有灵观念。随着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生，各种图腾逐渐被神化，逐渐演化为氏族、部落或地域的保护神。当农业和畜牧业出现后，自然现象的变化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极为明显。于是，原来被人们奉为图腾的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逐步被神化和人格化，被赋予神性和神职，并逐渐形成专门祭祀自然神的仪式，受到人们的膜拜。

　　在我国各地的傩面具中，众多的天神、地神形象充分体现了自然崇拜的原始意识，天神有元始天尊、元始天王、玉皇大帝、三清（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西王母、三官（天官、地官、水官）、北极紫微大帝、北斗真君、文吕帝君、太白金星、南斗真君等，地神有土地、东厨九天司命、太乙灶王府君、灶公灶母、灶子灶孙、搬柴童子等，此外还有山神、水神、路神、井神、桥神、开山猛将、东方木城兵、南方火城兵、西方金城兵、北方水城兵、中央土城兵、三肖（水、火、石）神灵、茅山神、洞仙、梅山神等自然神。

　　图腾崇拜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形式，远古的宗教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思维能力提高后，他们会在自然崇拜中发现一种或几种与自己氏族有特殊关系的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将其看作是与自己生命紧紧相连的神灵，并作为图腾来崇拜，以祈求庇佑。在我国原始氏族社会曾广泛地存在过图腾文化现象，《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轩辕和炎帝于陂泉之野决战时，轩辕帝就率领着熊、罴、虎、貔、貅等去迎战。但并非是带着这些动物去

　　打仗，而是率领着以熊、罴等动物为图腾的氏族去征战。图腾在原始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说，图腾“不是旁的，就是族的本身”。一个部族共有一个图腾，也就意味着这个部族的成员都属于一个“群”，这个群中的成员都深信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并且具有共同的血缘，这就把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而在图腾被视为氏族的非人格化的始祖后，图腾崇拜也就成为了最初的祖先崇拜，它是宗族血缘祖先崇拜的心理基础。由动植物的图腾祖先崇拜发展为重在生殖繁衍的女性祖先神祗崇拜，进而再演进到对男性祖先神的崇拜，其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同一祖先之后裔的血缘集团成员间的凝聚力。徐良高认为：祖先崇拜是我国三代社会（夏商周）中的主要原始宗教崇拜。这种祖先崇拜并非广义的祖先崇拜，而是指对宗族血缘组织的特定人格祖先的崇拜，这是基于当时血缘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和权利基础而产生的确定社会等级和政治权威的社会需求。所以归根结底，图腾制度和祖先崇拜表现的是一种生命生产的社会关系。

　　在我国一些民族中，还保留有图腾崇拜的遗俗。如广东和福建的畲族信奉狗图腾；鄂伦春族以熊为图腾；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彝族支系撒尼人至今仍在每年正月十五祭虎，在祭祀仪式中，人们要头戴虎面具，身穿类似于虎皮的衣物，模仿虎的动作，翩翩起舞。我国傩面具中的动物面具大都是图腾文化的遗留，如白马藏人的“十二相舞”，各种动物面具基本上与十二生肖相同，有时加上大雁、孔雀、狮、象，代替鼠、兔等。贵州“撮泰吉”的面具都具有猿猴的特征。据当地彝民传说，远古时背着粮食来解救世人的几位“撮泰”老人，脸是猴子脸，牙齿是鼠牙，他们吃的是野果，饮的是露水，穿的是树叶。因此，“撮泰吉”的演员用包头布把头顶缠成锥形，用白布缠紧身子以象征赤身露体，走路迈着罗圈步，说话模仿猿猴啼叫。“变人戏”的“人”并非泛指人类，而是特指彝族先民。根据彝族神话的记述，猿猴是彝族始祖的化身。所以，作为讲述先人故事的“撮泰吉”，其演员必然要扮作猿猴的样子。这充分体现了彝族人对祖先的崇拜之情。另外，傩面具中表现祖先崇拜意识的还有开山莽将，彭祖、高曾达祖、三代宗祖、侯伯老爷、夫子老君、释迦牟尼、先锋小姐等。

　　生殖崇拜是对生命生产中的生产力的崇拜，恩格斯说人类除了“生活资料的生产”外，还有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在原始社会的凶险环境中，人口的死亡率很高，先民们都希望加速本氏族的人口繁衍，以巩固氏族地位，在这种原始心理的驱使下，生殖崇拜文化也就产生了。生殖崇拜的主要内蕴是对生命繁衍的渴求，其核心是生命意识。主要分为无生物崇拜、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和性崇拜四种。世界上很多民族现在都还保留着生殖崇拜的文化现象。例如，我国云南峨山县的彝族人会在每年农历二月举行祭石仪式，由两个已婚但未生育的男青年来抢石头，其目的在于促进生育；在芜户，缺少子嗣的人家会在农历三月初三买一个南瓜，煮熟后夫妇同食，便可怀孕生子。

　　在傩文化系统中有两个重要的角色：傩公和傩母，也被称为东山圣公和南山圣母，他们是傩俗信仰中最具威望的傩神。其形象是二尺的木偶，面涂红、白色，身着红袍，是供奉于傩坛神案上的祖神。关于傩神的传说很多，大都与洪水泛滥，兄妹成婚有关。传说古时，齐天大水泛滥，人类毁灭，只有一对兄妹幸免于难。为了繁殖人类，妹妹向兄长求婚配偶，兄羞不纳，后来实无法可施，遂允妹与之成婚，人类才得以延续后代。所以，傩公傩母被奉为人类始祖，是再造人类的伏羲圣王和女娲圣母的化身。女娲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始祖女神，她不但抟土造人，还充任媒神，伏羲和女娲都是人首蛇身，本身具有人蛇交尾性质，具有强烈的生殖崇拜意义。

　　另外，在傩文化中象征着生殖崇拜的还有鸟杆、祖龙杖、子孙棍、牡丹仙姑、菊花仙子、荷花仙姑、树精、藤精、竹精、蛤蟆精、鲤鱼精、蛇精等。在我国生殖崇拜的文化系统中，树、藤、竹子、花等属于植物生殖崇拜，鸟、青蛙、鱼、蛇属于动物生殖崇拜，而子孙棍、祖龙杖则属于性崇拜。

　　傩面具与民俗

　　傩文化作为我国最为古老的宗教性思想形态之一，从产生开始就不仅仅是宫廷里驱鬼逐疫的祭祀活动，更是广大民众借以祈福消灾的重要手段，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国傩文化发展到明清时，已经基本脱离了宫廷环境，它不再属于上层社会的贵族和文人，而是扎根到偏远的西南地区，在热爱它、哺育它的普通大众那里显示出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及至今日，傩戏、傩舞、傩仪等傩文化形态已经成为我国众多民族不可缺少的传统祭祀仪式、艺术表演活动和集体民俗活动，已经成为人们世代沿袭与传承的习惯性行为模式。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傩文化不仅是宗教性的思想形态，更是普遍的民间习俗风尚。傩面具作为傩文化的主要载体，这些凝聚着神性的重要的表演道具更是与民俗意识、民俗活动紧密相连，我们对于作为艺术品而被摆放于客厅的傩面就很难品位出真正的美感来，只有在民间的傩戏、傩舞、傩仪表演中，在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宗教文化氛围中，傩面具悠久的原始韵味和神秘的文化色彩才能慢慢挥发出来。

　　我国传统的傩戏、傩舞表演，一向是城乡“社火”的组成部分。“社”在古代指土地神以及土地崇拜的场所。自古以来，民间都是以村落为单位各自立社。随着时代的变迁，“社”逐渐成为对各种民间团体的通称，“社火”就是民间社团组织的各种庆典杂戏。傩戏、傩舞等这种既具有宗教色彩又具有娱乐性质的庆典活动在乡民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一是从傩戏表演的组织来看，它维系和强化着家庭、宗族、村寨之间的和睦关系。傩戏表演一般是由三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来举办的：第一种是血缘集团，包括居住在一起、财产共享的家庭或家族，也包括不同居共财，但追溯共同祖先、并受宗法制度约束的宗族。例如贵州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的傩堂戏，都是由还愿的人家主持操办的。贵池傩戏是以宗族为单位进行活动的，其组织形式是由各宗族按房头选派男丁担任演员及文武场，各房头轮流负责每年的演出。有的宗族（如墩上乡渚湖姜姓）把傩戏分为三十六出，五个房头各负责七或八出，年年联合演出。相比较而言，宗族的势力和财力就要大许多，所以有的地方大宗族往往会组织隶属于本族的班社。第二种是地缘集团。第三种是跨血缘和地缘的行业和宗教集团。行业集团主要是指民间的专业流动戏班，由各方汇聚的专职艺人组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端公和师公组织的“坛”。西藏的藏戏主要是由行业团体来表演的，寺院的“羌姆”则是均由僧侣来排练和演出，组织权完全属于藏传佛教的僧侣集团。

　　傩面具作为傩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化装手段，在各种社会组织承办的傩戏、傩舞表演中，通过不同的表演活动，直接或间接地维系和调整着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加强着血缘群和地缘群的内部团结，保障了社会的和谐和发展。节祭仪式以凝练的方式再现出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在一个群体共同追忆祖先、供奉傩神、占卜念卦、歌舞唱戏时，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强调本族、本村、本社区的共同利益，这时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暂时地失去了自我，显示着社会群体的实际存在。

　　傩吸附了中国民俗文化，乡傩与民俗结合形成傩俗。古代民间的傩祭活动是一种群众性的活动，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们犹如古人遗训，在傩戏师承的渠道上代代相传，直到今天仍和许多民俗事务有联系。例如在德江土家族地区，壮年夫妇失子，要请土老师“冲傩”；生了病要请土老师扎“茅人”，“冲灾消难”；家里逢凶事，要请土老师“开红山”；老人过生日，要请土老师“冲寿傩”……习而成风。

　　二是傩文化的教化功能。在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村，文字并非是最重要的文化信息传播工具，传统的祭祀活动和表演活动，把“言”和“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对群众来说，更能起到认知社会的功能。在傩戏表演中，有的民族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过程直接搬上了舞台，如贵州《撮泰吉》中的一个主要情节，就是表现几位祖先在荒山野岭种荞麦的情景，从买牛、养牛、犁地、耙土、烧草、撒种到收获、脱粒、翻晒、收藏，全过程一一展现。这番逼真的表演，除了特定的宗教意义外，还起到了传授生产技能的作用。

　　另外，在各地的傩戏表演中，都能体现出对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念的宣扬。同时，傩面具还承担着传播文化知识的任务，无论是哪个民族的傩戏、傩舞，都包含着丰富的、历代累计的文化信息，最典型的是贵州的地戏，它的剧目囊括了商周至明代的历史盛衰故事，地戏有上千种不同容貌的面具，组成了一个古今人物荟萃的大画廊，成为乡间百姓认识中国历史的重要途径。

　　三是从傩面具的材质、制作和技艺传承来看。傩面的材质选择和制作过程都积淀了数千年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内涵。最初的假面材料应当是兽皮，反映了远古时代人们以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现在的白马藏人“曹盖”舞中，佩戴的仍然是兽皮面具。其次是陶、石面具，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出的彩陶系列中，我们还能看到数千年前的陶质假面。随着生活方式的逐步改变，各地的百姓在选择面具材料时，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了材料本身的轻巧性和耐用性，逐渐过渡到了以植物作为材料的阶段，有草编的、竹编的，还有白杨木、柳木雕刻的。彝族的镇宅葫芦吞口，本是用来舀水的水瓢，经民间艺人数笔勾画，便成为生气勃勃的老虎头。各地的傩面造型更是结合了当地民俗、民风，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技术传统的影响。民间艺人们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敢于大胆地突破程式规范，在不同的时期都给傩面灌输了鲜活的生命力。关于傩面的造型特征和色彩使用特征，在上一章均有详细的描述，在此就不作赘述。

　　傩面具的制作作为一种成熟的技艺，都是在特定的工匠集团和世家内代代相传的，有着严密的传承制度和保密制度。这在贵州安顺地区非常典型，当地从事面具雕刻的艺人大约有百人以上，分为好几个派别，有黄炳荣派，周官屯派，西屯齐二派，双堡罗姓派等。每派都有好几代的传承历史，以一位技艺高超的老艺人为中心，形成聚集一族、一村雕匠的艺人集团。在技艺传授过程中，言传身教、艺诀流传是最重要的。而这种师徒式的传授形式正是典型的民间艺术的传承方式。

　　傩面具根植于民间，在一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诞生，伴随着中国人民走过了几千年的风雨历史，凝聚了世代民众的审美情趣，代表着人们对生存意识的渴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映了人的一种本质力量。只要人们还面临着生活的种种磨难，只要人们还需要精神的依托，这些面具就会沿着历史的轨道继续发展，并将逐渐摒弃其主要的宗教意识因子，衍化成普遍的民俗文化形态，以更通俗更多样的表现形式成为民众生活的心理慰籍和精神生活方式。

　　历史悠久的中国傩面具及其诸多变异形态，构成了它分布广泛、风格多样、色彩明快、内涵丰富的特点。它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展现着特殊的东方审美的情趣和理想，是人类学、艺术学、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各个学术领域里的一座丰富的宝藏。而本文所揭示的仅仅是傩面具文化露出地表的一部分，更深层次的内容还有待我们继续发掘和探讨。

　　中国傩面具的功能和内涵是多样的，它是宗教的，也是艺术的；它有神性，也有人性；它的存在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它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造型手段，一种连接着现实世界与精神幻想的媒介。每一个古老面具的背后，都有一个或更多的故事，都浸染着人类的行走轨迹，它们同其所依附的宗教仪式和民俗活动的因素一起，为研究文艺人类学、戏剧发生学、民族历史学等学科，提供了相当宝贵的资料。

　　从当前来看，我国傩面具的地域分布很广，取材上也比较灵活，民族性强，相同名目的面具在不同民族人民的手中，被演化出了不同的造型。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丰富，傩文化中的一些表演形式已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傩面具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一种古朴感性的文化正面临着各类文化艺术的影响和冲击，其表演环境和传承空间日益萎缩。

　　好在历史的车轮总是在开拓与反思中前进的，近些年来，人们渐渐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所面临的不容乐观的处境，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从历史、文学、艺术、人类学和民俗学角度来看，都有特殊的价值。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国内外掀起了傩文化研究的热潮，很多学者都提出了保护傩文化资源的一些切实的手段和方法。特别是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决议的通过，使得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有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何用更好的方式来剖析和诠释这种宗教、艺术、民俗的文化综合体；如何利用先进的传媒工具来增强傩文化的传播性；如何能在保持傩文化原始韵味的同时又能将其与新型的旅游产业结合起来；如何能在保证傩文化自身特点的基础上提升它的使用功能以适应现代化来促进它的发展；如何能使傩文化在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又保持它与历史传统、现实生活的联系，保持其理解生活、参与生活的力量，使这些曾经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艺术品能够在现在、将来不断地散发出其耀眼的光芒。问题是永恒的，思考也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