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本论题基本概念与研究现状明了后，我们准备用两章的笔墨勾勒折子戏在明、清两代的发展轨迹。

　　明代戏曲的发展，通常以明代中叶成化、弘治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明中叶之前，社会经济尚处于复兴时期，文人士子热中于科举仕途，无心留意小道之曲；统治者对戏曲采取压制态度，因此明代中叶前剧坛甚为寂寥。明中叶之后，随着政权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统治者的思想控制渐趋松弛，原来笃志仕途的士大夫也开始把生活重心转向个人的情趣。在王阳明心学、李赞“童心说”诸思潮冲击下，戏曲渐为士人重视，他们钟情于观剧甚至蓄养家班互相唱酬往来。而在民间，演剧活动也与民俗节日或祭仪相结合，成为一种全民的活动。折子戏作为戏曲的一种演出方式，也是从明中叶后开始显露端倪的。把折子戏的萌芽定在明正德年间，主要依据《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三种选本。

　　《盛世新声》，明·戴贤编辑，有明正德十二年（1517）戴贤刻本、嘉靖刻本、万历间翻刊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原刻本署“樵仙　戴贤　愚之校正刊行”。该选本所收套曲能查考剧名者有元杂剧30种，36支曲；明杂剧8种，11支曲；戏文9种，12支曲。在明正德刻本有收藏者附记二篇。一署“丁巳正月初九日寒云”，云“另藏小字残本五卷，……以墨订白文别之，与元刊《太平乐府》同式，较此本题另行为古。……小字本末集目录有注标明小题姓字，此则无之。”由此可推知该书有过比正德十二年更早的版本。

　　《词林摘艳》，则为今天能见到最早的戏文、杂剧单折曲文选本，只收曲文，不录宾白，它是由明·张禄在《盛世新声》的基础上选编的。有嘉靖四年（1525）原刊本、嘉靖三十年（1551）重刊本、万历二十五年（1597）内府刻本、1936年石印本、1953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原刊本。《词林摘艳序》署“嘉靖乙酉岁仲秋上吉野舟刘楫识”；而张禄自序，署“嘉靖乙酉仲秋上吉东吴张禄谨识”。该本散曲与剧曲同选，各剧均注明作者、题目与戏曲名目。

　　《雍熙乐府》，明·郭勋编辑，它是在《词林摘艳》的基础上改编的。有明嘉靖十年（1531）王言序刻本、嘉靖十九年楚藩刻本（此年长春山人序）、嘉靖四十五年（1566）春山居士序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本。

　　《盛世新声》是以单曲为单位选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超越了本文折子戏选本的界定，但由于其与《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关系密切，即《词林摘艳》以《盛世新声》为基础进行编辑；《雍熙乐府》以《盛世新声》、《词林摘艳》为基础进行编辑。以《盛世新声》为基本而辑成的《词林摘艳》序文谈到：“（供）四方之人于风前月下，俏以丝竹，唱咏之余，或有所考，一览无余，岂不便哉。”可见其编辑的目的仍是服从于宴会听曲观剧之用。

　　笔者就《盛世新声》中入选的元杂剧30种，36支曲；明杂剧8种，11支曲；戏文9种，12支曲与《词林摘艳》、《雍熙乐府》收录情况进行一番比较，如表3、表4、表5所示。

　　表4：《盛世新声》9种戏文在《词林摘艳》、《雍熙乐府》中增减情况

　　表5：《盛世新声》中8种明杂剧在《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增减情况

　　从以上三个列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表6所示。

　　表6：三种选本选入戏曲计量统计

　　综上所述，《盛世新声》选入的曲文是有代表性的，除了元杂剧《黄粱梦》外，均选入折子戏选本《雍熙乐府》。这些选本集杂剧、戏文之精粹，是为了适应舞台观演需要而刊行的。因此，我们可以把折子戏兴起的时间至迟定在《盛世新声》刊刻的正德十二年。而从正德刻本收藏者的附记“另藏小字残本五卷，……以墨订白文别之，与元刊《太平乐府》同式，较此本题另行为古。”则可推知在正德十二年之前折子戏观念就萌芽了。正如林逢源推论：“由这三书收录戏文散出的现象，可以推断演出折子戏在正德之前即已存在。”

　　这一时期折子戏的特点，从《盛世新声》来看，主要是以元杂剧为主，如前所述，元杂剧的分折观念直到明·万历年间臧懋循编辑《元曲选》时才定型，而以“套曲”为单元的演出机制早已成为一种舞台惯例，因此《盛世新声》中以“曲”为单位的编选实际上是当时舞台演出及人们戏剧观念的一种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