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雅俗研究

　　昆曲是中国传统雅文化在戏曲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世代传承发展的结果，昆曲艺术传播、流传的载体主要是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参与昆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文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成为文人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审美品位影响着昆曲艺术形态的生存和发展。昆曲之所以能够延续、传承与发展，正是得益于植根于深厚的雅文化，而昆曲的传承与保护已经超出了昆曲本身的意义，保护昆曲与保护中华民族传统雅文化之间有着某种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也是民族文化复兴的表现。一些学者的研究关注到了这点，从文人文化或雅文化的角度去解析昆曲的特性。如谢雍君《昆曲与文人趣味》（《戏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文人士大夫对昆曲的爱好推动了昆曲的兴盛与发展，同时也使昆曲走上了雅化之路。王宁《“清赏”与“雅玩”——昆曲的文人环境与地域色彩》（《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认为正是“清赏”与“雅玩”，导致形成了昆曲的文人化与文人的昆曲化。同时，考察了昆曲的文人环境，认为昆曲与吴越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作为这种地域文化的产物，应参照昆曲的地域性质与雅文化本质”。陈学凯《昆曲与中国的雅文化》（《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论述了雅文化的渊源及其与昆曲的关系，“今天振兴昆曲，发扬国粹，光大中华民族高雅文化时，也必须从重建民族雅文化的大环境，关注和修补民族雅文化大氛围的重要基础做起，只有这样才能使昆曲真正地长盛不衰。”

　　一般来说，雅被认为是正规的、美好的、高尚的，而俗则被认为是大众的、通行的、趣味不高的。其实，雅俗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作为观念形态的雅俗实际上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其内涵十分丰富。从古代文艺美学来看，雅属于统治者，士大夫精英文化层面，是正统的、雅正的。俗属于平民百姓大众文化层面，代表世俗、俚俗、通俗等。从艺术风格来看，雅代表审美境界的高雅别致、典雅庄重，而俗代表审美意趣上的质朴浅显、自然本色等。戏曲就其本质来说，属于民间文化。同样昆曲也诞生于民间，随着时代的发展，昆曲经历着一种脱胎换骨式的变迁，与民间已经渐行渐远，成为一种高度文人化的典雅艺术。那么，是否昆曲审美就与俗文化特性彻底分开了吗？昆曲成为极富文人内涵的文人文化，文人文化是相对于民间文化而存在，但从民间文化向文人文化蜕变，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有着质的变化。因此，不能单纯地看待雅文化与昆曲的关系，应在对“雅”“俗”二者的考察中，关注并研究昆曲的特性。

　　从这方面进行的研究成果有刘祯《论昆曲审美思想的变迁》（《文艺研究》2004年第5期），认为“昆曲的出现是文人戏曲形成的标志”，从“雅正”思想与“寓道德于诙谑”的观念去综合考量昆曲的士大夫化、伦理化和娱乐化。刘祯、谢雍君《昆曲与文人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从昆曲文人风格形成的历史渊源、昆曲文人特征的表现、昆曲艺术文人审美的具体表现以及昆曲艺术如何从民间汲取营养这四方面，探讨在民间文化摇篮里诞生的昆曲艺术是如何逐渐演变成为文人文化的，并且达到雅俗共赏的和谐统一。

　　关于“雅”与“俗”看法，反映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底的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具体到昆曲艺术的“雅”之研究，就是如何给昆曲艺术一个合理的定位，如何看待昆曲艺术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应顺应昆曲“雅”之特性，遵循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重视昆曲的“原生态”保护和其“活态”传承，重视昆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还要重视昆曲表演艺术的记录和传承。从昆曲雅致特性与昆曲传承、保护的关系进行的研究成果有：郭启宏《昆曲二题》（《大舞台》2008年第2期），认为昆曲就其本质而言，应归属于雅文化，或日精英文化，应坚守“雅”的品格。同时，分析了昆曲的生存状态，一是尽可能的“原生态”，要“纯粹继承，无须脱胎换骨”；二是“酒瓶装新酒”，昆曲永远需要新创作；三是“物种生命的转移”，昆曲的生命其实灭绝不了，即便昆曲不复存在，昆曲至少部分已经转移到京剧及其它剧种上了。同时作为一个剧作家，也认为昆曲演出需要创新剧目。在这点来说，他是既重视昆曲的继承，也重视昆曲的创新。刘文峰《昆曲的历史定位及保护与利用》（《艺术百家》2002年第4期），认为“昆曲既是一个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影响深远的古老剧种，又是一个在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的观众群中流行的高雅艺术”，要把保护昆曲的工作纳入我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全面进行保护。李玲《昆曲之雅——发展进程中的“双刃剑”》（《戏剧文学》2008年第7期），虽然承认文人在昆曲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但认为昆曲之雅在一段时期内也禁锢着昆曲发展的步伐。那么，在看待昆曲的传统与创新的问题上，作者认为要在尊重昆曲艺术传统遗留的经验下，“寻找能令传统的经验变得更加壮大、自然、美好的创新”，对改编剧目和新编剧目，作者是持肯定意见的，认为剧目应紧贴时代变迁和审美取向，与21世纪的审美意识相融合。王廷信《昆曲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艺术》2006年第3期），从昆曲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分析入手，认为“没有民族性，昆曲就不成为昆曲；没有世界性，昆曲就会走向消亡。昆曲是活的文化、活的艺术。昆曲的保护和发展必须兼顾其民族性和世界性，并在表达方式、传承方式和传播方式上进行调节”。这其实包含了对于昆曲特性的看法，在表达方式、传承方式和传播方式上应独辟蹊径。“昆曲表达方式要与时代契合；要把传统的传承方式与现代艺术教育体制有机结合起来；传统的昆曲在树立新的传播理念的策略下要体现其世界性。”

　　综上所述，一些研究者都是肯定昆曲之雅的，认为昆曲正是由于“雅”而富于特性，同时，昆曲能够发展也因为雅文化之基础，应顺应昆曲“雅”的品格，采取保护和发展的措施。而有研究者则认为正是昆曲之“雅”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昆曲的发展，应重视昆曲的创新，重视昆曲表达方式与时代的结合。其实对于昆曲“雅”的不同看法，反映了研究者对于昆曲的文化定位，文化定位关系到对昆曲保护与创新的看法，应侧重保护还是侧重创新，或是二者兼顾。

　　三、昆曲区域化研究

　　昆曲的区域化研究，即指昆曲在各个地方传播、发展、流变的考述和研究，涉及到的有常州、苏州、吴中、南京、无锡、扬州、四川、上海、桂阳、湖南、永嘉、云南以及北京、河北高阳等区域。

　　1.地方昆曲的研究

　　关于地方昆曲的研究，一些学者或从昆曲的起源为切入点，通过历史资料，以昆曲向外传播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解析了昆曲在地方化过程中的发生、发展、流变及其对地方剧种的影响。关于此研究内容，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林鑫《扬昆探微录》（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

　　《扬昆探微录》收集、整合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并作以认真梳理和分析，如实地反映和论述了昆曲艺术250余年间在扬州地区流行、发展的过程，证明了昆曲虽然发源于苏州，却兴盛在扬州这一事实，确立了扬州在昆曲发展史上的地位。

　　此著作有三点意义：第一，填补了昆曲艺术研究中的学术空白。在此之前，《江苏戏曲志》和胡忌的《昆剧发展史》虽对“扬昆”皆有涉及，但没有对此进行专门研究和整体观照。作者以戏剧史的开阔视野，充分挖掘涉及“扬昆”的历史资料，从剧团班社、演出场所、著名演员、舞台艺术、作家作品以及剧学专著等多方面入手，描述了“扬昆”繁荣兴旺的景象，恢复了扬州在昆曲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第二，将昆曲的场上研究与文学研究、地方文化研究相结合。探究了“扬昆”与扬州地方演唱艺术，特别是与扬州清曲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一次较为清晰地揭示了“扬昆”的历史形成以及由此形成的文本规范体系和表演特色、风格。系统整理盐商家班、折子戏表演艺术体系及特色等多方面的文献史料，结合扬昆演出和历史演进的实际，对《扬州画舫录》、《梨园原》和《审音鉴古录》等重要戏曲史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分析。将昆曲的场上研究与文学研究、地方文化相结合，全面梳理了“扬昆”创作和表演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三，推动和促进昆曲史的研究。对“扬昆”的系统研究，属于昆曲发展史范畴，具有丰富、充实现有戏曲史内容的意义和作用，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在地方昆曲的研究上进一步开展和深入。

　　还有一些文章也是关于地方昆曲的研究。如吴新雷《吴中昆曲发展史考论》（《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吴新雷《浙江三大昆曲支派初探》（《东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周传家《北京的昆曲艺术》（《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续新中《北方昆曲与高阳》（《档案天地》2004年第3期）、臧卫东《常州昆剧考》（《艺术百家》2005年第2期）、朱国芳《昆曲在湘、粤、闽》（《中国昆曲论坛2005》）、张莉红、张学君《独具一格的梨园“雅部”——清代昆曲融入四川文化生活的历史考察》（《四川戏剧》2006年第1期）、陈凯丽《试论明中后期昆曲在南京的流播》（《艺术探索》2006年第6期）、陈恬《无锡昆曲考述》（《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蓝祖伸《桂阳昆曲流传发展述略》（《戏曲研究》2008年第1期）、张学君、张莉红《江苏昆曲融入川剧的历史考察》（《文史杂志》2008年第1期）、桑毓喜《宁波昆剧概述》（《中国昆曲论坛2008》）等。

　　吴新雷的《吴中昆曲发展史考论》从昆曲的起源与苏昆正宗性的关系、剧作流派、昆曲班社的发展三方面探讨了吴中昆曲的发展状况。认为“昆曲是吴中文化的结晶，昆曲自明代经魏良辅革新后，即以苏州为中心传播到南北各地，但始终以苏昆为正宗，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而且，吴中昆曲作家和作品的兴盛，在相互竞争中还出现了不同风格的艺术流派。苏州派的出现，标志着吴中昆曲的兴盛达到了高峰。作者以历史资料为据，考察了自明万历年以来到民国年间的比班的发展，认为在昆曲的剧本创作和演艺方面，也以苏州派及吴中的昆班为上乘。特别是“虎丘中秋曲会”，更显示了昆曲发展中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深厚的群众基础。《浙江三大昆曲支派初探》，论述了流行于浙江地区宁波、金华、温州的三大昆曲支派——“甬昆”、“金昆”和“永昆”，分析了“甬昆”的盛衰、“金昆”的流变以及“永昆”的历史和现状。至今，宁波昆曲已消亡，金华昆曲和温州昆曲尚有余脉。

　　臧卫东《常州昆剧考》是对昆曲在常州流播的研究，通过对史料的辑佚辨析，对昆曲何时传人常州、常州文人对昆曲艺术如音乐与曲谱、表演艺术、戏曲创作、传播与交流、文献的整理与保护等五方面的贡献，以及昆曲在常州的流行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得出结论：“常州紧邻昆曲发源地苏州，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昆曲流播的最早区域之一”。朱国芳《昆曲在湘、粤、闽》，以史料为据，分析了昆曲在湖南、广东、福建的传播和流行，并与当地地方戏产生互动影响。为适应地方要求，昆曲的唱作有所改变。同时，地方戏的演出也可见昆曲之影响。张学君、张莉红《江苏昆曲融入川剧的历史考察》，以史料为据，梳理了昆曲入川的契因以及入川后的流播和变化。作者认为昆曲大约在清初“湖广填四川”之时传入四川，为赢得更多的观众，昆曲与花部诸腔融合为一个大剧种。“清同治、光绪以后，随着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的融合交流、同台献艺，逐渐形成异彩纷呈的川剧。”在四川，昆曲不再以一个独立剧种的面貌存在，只有少量剧目和部分声腔保留下来，保留在川剧中。陈恬《无锡昆曲考述》从“无锡唱口”、无锡的家乐也改唱昆曲、无锡天韵社等三方面论述考察了昆曲在无锡发展的历史。蓝祖伸《桂阳昆曲流传发展述略》主要以叙写桂阳昆班为基础，描述了昆曲在桂阳的发展及繁盛的历史，并从桂阳的政治经济地位、文化教育的中心地位、桂阳昆曲知音、桂阳昆曲的群众基础、与桂阳人文环境结合等五方面论述了桂阳昆曲盛传几百年的原因。

　　有关昆曲流播、发展的研究主要内容是昆曲在某地的流传、演变及发展，可视之为昆曲史之补遗，亦反映出了昆曲流变之兴衰。相较八九十年代，昆曲在某地的发展或是对“草昆”的研究更多地进入了学者视野，不再把“草昆”边缘化，如今的关注有助于全面把握昆曲，以突显昆曲的文化品格。

　　2.昆曲地方化发展与地域文化

　　昆曲经数百年的流传和沿革，与流传地的风俗文化、方言和地方戏融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支派，其中地域文化对昆曲地方化的发展是有较大影响的，如昆曲流播到四川，为了适应当地人们的审美，就与当地声腔结合，最终发展成了川剧中的一个声腔之一。地方文化的主体精神、结构形态、个性品格、审美情趣等重要因素都对昆曲的地方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它相异于、创新于原产地的艺术形态和艺术原则。在一定历史时期，相对的地域文化也成为相关的戏曲剧种的养护者。关于昆曲的地方化发展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之研究，实则是对以往昆曲本体研究的突破和超越，将昆曲放置与大的文化背景中，全面考察昆曲的历史、特性及其发展，是对昆曲史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化。

　　关于此研究内容，较有代表性的是顾聆森《昆曲与人文苏州》（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将昆曲置于苏州这一特定的区域中，通过苏州方言语音、《浣纱记》作品分析、苏州派作家、苏州曲家、苏州园林、苏州丝绸、苏州滩簧、苏州特产来全方位、多角度考察在苏州这个大的环境中，昆曲的形成及发展的历史。郑志良《论乾隆时期扬州盐商与昆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徐蓉《地域文化与昆剧流派的形成》（《上海戏剧》2004年第1期）、邹世毅《湖湘文化对昆曲艺术的影响》（《艺海》2007年第6期）、朱琳《江浙移民与近代上海昆曲活动中心的形成》（《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等。

　　郑志良《论乾隆时期扬州盐商与昆曲的发展》，论述了扬州盐商与昆曲家班兴盛的关系以及盐商介入昆曲发展的原因。“清代乾隆年间，扬州盐商以皇帝南巡为契机，纷纷置办昆曲家班以迎銮接驾，出现了昆曲史上著名的七大内班，对昆曲的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而扬州盐商雄厚的经济实力、乾隆“商人奢用亦养”的经济主张、雍正和乾隆持续禁止官员蓄养优伶以及盐商从经营策略上的考虑，是扬州盐商介入昆曲发展的主要原因。从研究扬州盐商的独特视角出发，考察了乾隆时期昆曲在扬州兴盛的原因。徐蓉《地域文化与昆剧流派的形成》，认为昆曲经数百年的流传和沿革，与流传地的风俗文化、方言和地方戏融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支派，保留至今的有南昆、北昆和湘昆这三大流派。受吴越文化的影响，南昆细腻文雅；受燕赵文化的影响，北昆粗犷豪放；受湘楚文化的影响，湘昆则直爽朴实。这些风格特点的形成和发展与当地的文化、语言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的。朱琳《江浙移民与近代上海昆曲活动中心的形成》，以社会学的视野，探讨了昆曲在近代上海的状况以及江浙移民与昆曲的关系。胡瑜、冯芸《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谈昆曲在南京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在梳理南京的昆曲发展历史基础上，从昆曲从业人员在艺术的坚守与创新上做出的努力、高校师生对于昆曲的传播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昆曲在民间的传播以及当前政府部门对于昆曲的大力扶持等现象出发，探讨昆曲的文化生态的构筑与昆曲的传承、发展的关系。

　　四、昆曲作为“非物质遗产”的研究

　　昆曲在2001年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学者对“代表作”的探析，其本质反映在现实领域即如何看待昆曲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作为“遗产”的昆曲，具有文化特殊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作用，应当保护、继承，而不应轻易地革新。应在科学辩证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昆曲继承和发展，这对于整个戏曲艺术遗产乃至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都有现实意义。对待昆曲首先要保护其自身固有的文化价值，然后按照非物质遗产的特性进行保护，而且要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和发展。同时，要辩证地看待“非物质遗产”的涵义，认为任何遗产都不仅仅是文化形式，而且还包含着精神内涵。应避免将遗产保护变成“纯粹文化形式”的保护，应重视民族戏曲的“活态”保护和“活态”传承。昆曲作为“遗产”的研究，说明学者的研究视野的拓展，有助于全面揭示昆曲的历史特性和艺术品格。

　　关于昆曲作为“非物质遗产”的研究，有王永敬《作为“遗产”的昆剧》（《艺术百家》2001年第4期）。顾聆森《论昆剧的战略继承——对昆剧形而上学继承论调的批评》（《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过去关注较多的只是传统折子戏的抢救和积累、表演艺术的师承以及昆曲院团的硬件建设，对“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方式还缺乏系统的宏观研究，应明确昆曲继承战略主体为昆剧观众，昆曲继承的战略任务为复活、挽救本戏。刘文峰《昆曲的历史定位及保护与利用》（《艺术百家》2002年第4期），从昆曲的历史悠久性、遗产丰富性、影响深远性等三方面解析、论述了昆曲被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应进行符合“遗产”特性的保护工作，“如把保护昆曲的工作纳入我国文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在中学和大学中开设包括昆曲在内的戏曲课程；建立国家戏曲博物馆，把昆曲作为搜集、整理、研究、展览的重要内容；国家应拨出专门的经费，继续进行《古本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工作；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记录保存老一辈演员的昆曲表演艺术；同时，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政簧，鼓励企业和个人赞助昆曲艺术，建立专门的基金。”解玉峰《也谈中国昆曲作为“文化遗产”的保存问题》（《戏剧艺术》2005年第1期），立足昆曲作为“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认为“原封不动”或“原汁原味”地保存昆曲在现实和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昆曲在当代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创新”的空间，但这种“发展”、“创新”是与“继承”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典”的昆曲也并不一定为迎合“现代”观众的趣味而编演新戏，编演新戏在当代存在很多实际困难。昆曲的当务之急是“继承”，而不是“发展”。安葵《给昆曲以明确定位——纪念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五周年》（《戏曲研究》第70辑），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出发，论述了应给昆曲以明确定位，还应在昆曲文化的保护中，理清两个问题：“其一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体制改革和民族文化创新的关系；其二是昆曲的保护继承与革新发展的关系”。苏唯谦、周传家《“非遗”之民族戏曲的活态保护探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辩证地看待了“文化遗产”的涵义，认为任何遗产都不仅仅是文化形式，而且还包含着精神内涵。应避免将遗产保护变成“纯粹文化形式”的保护，应重视民族戏曲的活态保护，即强凋民族戏曲的原创性、强化民族戏曲的主体性。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认识到昆曲“遗产”的文化特性后，针对这一特性进行思考和研究，以便合理地保护和发展。一些研究者也认识到不应停留在“代表作”的形式上，应透过“代表作”的界定，抓住昆曲的本质和特性，重视昆曲的“活态”传承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