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对《琵琶记》的改编，保留了其民间演出的特色，更保留了它的人民性和现实性的精神，“《琵琶记》的情节，似乎仍有一大部分是旧有的，特别是描写赵五娘辛苦持家，卖发造墓，背琵琶上京哀求夫的许多情节。因为这是不必要改作的。至于有改作的必要的关于蔡伯喈的许多情节，则当为则诚自己的创作。”“在高明之前，《赵贞女蔡二郎》已经改为《蔡伯喈》，男主角比以前更为吃重，可能意味着它由反面角色到正面人物的转变。”但是，高明的改编更增加了它的文学性、抒情性、悲剧性特征。
一、戏剧性
1、基本剧情发展：开端、展开、波折、结局
ａ、开端——“高堂称寿”、“牛氏规奴”这两场戏主要是剧情的开端，是本剧的主要任务亮相，并为后面的剧情发展作以铺垫，并营造一种气氛，交代人物的同时设置矛盾，“高堂称寿”和“牛氏规奴”都是春光明媚之时，“花红柳绿草芊芊，正值春光艳阳天。”一处为厅堂祝寿，合家欢乐，一处为后花园中嬉戏玩耍，逢时对景在高歌，“春花明彩袖，春酒泛金瓯”，是一种祥和、轻松、欢快的开场。这样的开场后来被其他一些作品吸收、模仿。
ｂ、展开——“蔡公逼试”“南浦嘱别”“才俊登程“这三场戏是剧情的展开。当蔡家还沉浸在一篇喜庆祥和之中时，突然有个意外而又意料之中的推进剧情发展的因素出现，即朝廷黄榜招贤，郡中把蔡伯喈的名字保送上司去了，一壁厢已有吏来辟召状元进京应考。蔡伯喈博学多才，读书应试是其唯一能改变命运、为蔡家改换门庭的道路，所以朝廷黄榜招贤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蔡伯喈不能马上答应去应试主要是因为父母年老、无人照顾，这里就设置了求取功名与孝顺父母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琵琶记》中体现为多重性，第一，对于蔡伯喈而言，是事业、抱负与现实家境之间的矛盾，也是他想追求功名却又不能忠孝两全的矛盾，对于他来说这一矛盾是外在的、现实的，但又是内在的矛盾。第二，对于蔡家来说，唯一要服从的就是“改换门庭”这一愿望，妻子不得不离开新婚两月的丈夫，母亲也忍痛望着儿子离家远去，父亲也不是铁石心肠，蔡家的希望在于蔡伯喈的应试成功，蔡家也为此愿意付出妻离子别的惨痛。所以蔡伯喈为了自己的抱负、为了家庭的愿望他必须去应试赶考。蔡公逼试的“逼”只是为了突出应试对蔡家的意义和作用，也是为了解释蔡伯喈的一篇孝心，和孝心于功名心无法统一时他的选择，以及由于这种选择所带来的内心痛苦。当然，问题还没有这样严重，如果一切如愿，那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戏剧的发展就必然要演绎出戏剧性来，所以，蔡伯喈后来虽然中了状元，虽然为蔡家改换了门庭，但蔡家人的愿望真的实现了吗？
南戏中有一些写状元的戏，这些戏中，不论负心戏，还是翻案戏，都是把进京应考作为故事情节开端。《张协状元》里的张协坚信万般俱下品，惟有读书高。他诗书遍历，“朝经暮史，昼览夜习，口不绝吟，手不停披，”但功名未遂，于是主动要“占春闱登科举，”“十载学成文武艺，今年货与帝王家。欲改换门闾，报答双亲。”张协的进京应考完全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应考的目的正是为了改换门闾，报答双亲。张协的父母一听孩儿将要远离，突地两行泪下，后来又见儿苦苦要去，不免与他数两金银，以作盘费，并再三叮嘱孩儿。父母不想孩儿离去，转而支持孩儿，最后嘱咐孩儿。这个家庭对应举的态度完全合乎人之常情的。《金钗记》里的王十朋更是“十年灯火相亲。胸藏星斗，笔阵扫千军。”盼望着早日去春闱。《拜月记》里的蒋世隆也是“十年映雪囊萤，苦学干禄。”追求“十年挨淡饭黄齑，终身享鼎食重褥。”这都是常人常态。
与张协等人相比，《琵琶记》中的蔡邕也是沉酣六籍，贯串百家，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幼而学，壮而行，虽望青云之万里；入则孝，出则弟，怎离白发之双亲？”伯喈也有功名之心，但因为考虑双亲暮年，所以就暂求全家安乐。他追求的是“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怎似孝名高。”从某种意义上看，蔡伯喈所求的也是一种功名。写张协，全是功名之心。写伯喈，全是一片孝心。高明的用心与此可见。伯喈父母的态度与张协的父母也有别，蔡从简的逼儿应试，又是一种人之常情，为了儿子的前程，也为了改换门闾，也为了报答双亲，这一逼，一不从，正是写伯喈的孝，这样，一是为了剧情的发展，一是为了主题的需要。伯喈不象张协那样主动要求去应试，但总要有一个因素改变这一状况，最好的安排就是有外在于伯喈的力量来改变他的想法，来推动剧情的发展，这里最合适的人物就是蔡从简了，张大公报信是个引子，蔡父逼试是剧情发展的动力。在状元戏中，《琵琶记》的开端设置是与众不同的，这正是高明的用心所在。
Ｃ、波折之一——“奉旨招婿”“官媒议婚”“激怒当朝”“丹陛陈情”“再报佳期”“强就鸾凰”。
波折之二——“义仓赈济”“勉食姑嫜”“糟糠自餍”。
波折之三——“拐儿绐误”。
在《琵琶记》的剧情发展中，有三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蔡家的愿望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最后造成蔡伯喈父母双亡的悲剧发生，并造成蔡伯喈内心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三方面的因素使剧情的发展出现了一波三折的局面，三方面因素分别为牛丞相招亲、陈留郡干旱、拐儿行骗，就《琵琶记》现在所见的情节来看，这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不存在，蔡家的悲剧都不会发生。如果牛丞相不强招蔡伯喈为婿，那么蔡家就大吉大利，儿子中了状元，门庭改换，夫容妻贵，父母安享晚年，这是几乎每一个状元家的正常故事；如果陈留郡不遭旱灾，虽然蔡伯喈的父母年高八十，但有孝顺儿媳赵五娘的悉心照料，衣食有足，蔡伯喈三年不回家，不可能永远不回家的，蔡公、蔡母还是有希望等到儿子荣归故里的，即使他们寿终正寝了，只会有些遗憾，但不是悲剧；如果拐儿不是拐儿，蔡伯喈把钱和家信如期送到了家中，蔡家的悲剧同样不会发生。戏剧的剧情发展就是要在这平常的事态中找出不平常来，高明改编《琵琶记》的用心之一就是要让故事的发展波波折折，这样才有戏可看。假设《琵琶记》如《赵贞女》那样仍然把蔡伯喈定为负心者，那么上面提到的三个波折就只有一个存在了。因此，这些波折的设置及其作用的发挥还是与人物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的。
三个因素中，陈留干旱是天灾，是无法抗拒的，拐儿行骗是人祸，也许可以避免的，牛相招亲也不完全是坏事情，中国的社会传统里高攀权贵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联姻，有多少人望丞相之门而不及，对蔡伯喈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当这些发生在蔡伯喈身上就必然的综合成必然的悲剧了。
ｄ、结局——“两贤相遘”“书馆悲逢”“风木余恨”“牛相宣旨”“一门旌表”。关于《琵琶记》的结局，有多种看法，这也是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有坚持应但到“书馆悲逢”的，有坚持到“风木余恨”的，也有坚持到“一门旌表”的。在高明之后的各个演出改编本中对结局的处理差异较大，也分别出现过以这三种方式为结局的演出本。
2、结构与场次
《琵琶记》的结构方式非常独特，它使用双线交错发展的方式，把陈留与京城两地发生的事情连贯起来，互相呼应，两相对比。
《琵琶记》的场次众多，其中有大场有小场，有正场有过场，有紧张有轻松，有闹场有静场，张驰有度，冷热搭配，悲喜相交。“在分场上，《琵琶记》合乎传奇分场规矩：正场必须多于大场，而且在几个正场后插一大场。《琵琶记》中的大场分插在第五、九、十六、二十六、三十二、四十二等出，使整个剧情有顿错，有波澜之起伏。而这些大场也具备它应具备的条件：如重大情节、强调热闹及佳词美曲等。”
4、人物关系与冲突
《琵琶记》中的冲突设置虽然没有生死交锋那样的激烈，但总是冲突不断，其中有外在的冲突，也有内在的心理冲突。如蔡公与蔡伯喈之间就去与不去应试的冲突，牛相与蔡伯喈之间的招亲与拒亲的矛盾，牛小姐与蔡伯喈夫妻之间不能坦然相待的矛盾，蔡父与蔡母之间的矛盾，牛小姐与牛相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外在的矛盾随着剧情的发展最后都一一得到解决，而蔡伯喈内心的矛盾到全剧收场仍然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
戏剧是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琵琶记》也是这样的，如蔡父、蔡母始终在吵闹中，写蔡家父母这样的吵闹，是为了写蔡父对逼试的后悔，为了写蔡伯喈的一去不归、杳无音信，是为了写蔡家的千辛万苦、多灾多难，生活难得安宁，更是为了写赵五娘的贤孝，能勉侍公婆、克勤克俭。
二、戏剧的文学性
《琵琶记》与《赵贞女》的一大区别就是它经高明改编后文学性更强。王世贞《艺苑卮言》载：“则成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毕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琵琶记》的语言为历来的人们所称道，“则诚不仅运用最确切的文辞来表现不同人物的不同心情，他还力求文辞风格能符合人物额身份，表现出他们高贵的品质和高度的文化修养，以及所属的地位和个性。”“《琵琶记》曲文的语言风格千姿百态，犹如三峡波涛，放则惊涛拍岸，敛则山河倒影，晴天云霞明灭，晦日浊浪翻腾，变化无穷，而又能各得其所，和谐的统一在整个剧作之中。”《琵琶记》词彩华美，具有很强的抒情性，手法灵活多样。文学性与戏剧性完美结合，有很多的戏剧场景是以文学性的语言描述借用非文学性的因素来使观众爽心悦目的。
毛声山在《琵琶记》的评点中指出它“是一道陈情表，读之，使人唏嘘欲涕，”读它“胜读一部《离骚》”。他看到的正是《琵琶记》强烈的抒情性。
《琵琶记》唱词用功精妙，如“书馆相逢”一场中的【铧锹儿】四曲的每段的最后一句：蔡伯喈唱“怎肯相休去了？”牛小姐唱“怎不相休去了？”蔡伯喈唱“怎肯干休住了？”牛小姐唱“怎肯干休住了？”在其他的很多组曲中多用〔合前〕标出该组曲的最后一句或多句诗完全一样的重复再唱，而这一组的四曲的最后一句虽然句式想象，似乎是重复，但表达的意思有别，作者巧妙的利用了近于重复但又不是重复的这样的语句表达方式来表达不同的意思，蔡伯喈的“怎肯相休去了？”是针对糟糠之妻，不忍相弃，“怎肯干休住了？”是针对题诗嘲笑自己的人不会善罢甘休，牛小姐的“怎不相休去了？”是劝蔡伯喈把那丑貌之妻休弃便了，“怎肯干休住了？”是指那题诗之人见到蔡伯喈不会善罢甘休。
三、主题的悲剧性
高明改编的《琵琶记》，是从《赵贞女》《蔡伯喈》等早期的宋元旧篇等发展而来的，此前的“赵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是以民间的演出形式为主，但无论盲翁“颠倒是非”的作场，还是马踏赵五娘、雷轰蔡二郎的演出，都是在演说一场悲剧，同王魁的故事比较相似，高明的改编，仍然把它编成了一部悲剧。这不是表面上的“弃亲背妇”变成了“全忠全孝”，马踏雷轰变成了“一门旌奖”，其悲剧的内涵、意义有很大的不同。高明所思考的是功名的价值和意义，是忠与孝的关系。全剧要展现的是忠与孝的统一与矛盾，是人之所求与所得的矛盾，是希望的实现与失望的矛盾，是热闹中的哀思，是喜庆中的悲凉，是团圆后的永难团圆。
高明改编后《琵琶记》的悲剧性具有多重性、复杂性、深刻性特点。
另外，关目、情节、结构的缺漏。
《琵琶记》中也存在关目、情节、结构的缺漏，其原因大致为：其一、因为要服从戏剧的需要，而进行的取舍，无法进行的关联。
其二、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主观意愿而无法照顾到的客观关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