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编目的诸说

　　高明改编的《琵琶记》是为了自娱还是为了娱人？《琵琶记》经高明改编后，明清以来的不同评论家对其当初改编的动机、目的、原因等方面的问题，有不同说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不在高明，而在后人，这正是艺术接受差异性的一种表现吧，即同一个艺术上的问题，因接受者自身的角度、方法、期待、解释的不同，便出现各不相同的接受结果。明清人的解说中大致可以分两种倾向。其一为据“史”立论的，其二为以“剧”立论的。据“史”立论者大多依据不同的“史”（史书、笔记、方志等）考证、类比《琵琶记》中的事件、人物、写作动机目的。他们遵循文史一家的传统，重要在“文”中找出“史”来，总要在“史”的基础上确保“文”的可靠性、真实性，这不能算错，如果有不对处，也不是他们的错，是传统如此。更何况中国古典戏剧多属“历史剧”，戏剧与历史的关系就更非同一般了。以“剧”立论的者则强调《琵琶记》无论怎样的取材于历史，都不能把它与历史相比附，更不可与现实相等同，它首先是百艺术作品，是艺术的反映现实，反映历史，而不是实录式的记载历史，即使把《琵琶记》作为历史剧看待，只能说它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戏剧，它主要的属性是戏剧而不是历史，《琵琶记》讲述的是与历史有关的故事，但它给予观众决不止于一般层面的历史知识，而是对艺术的感受，人性上的触动，心灵上的震撼，是审美的，是愉悦的，是一种对家庭伦理的反思，一种对人生价值的责问。据“史”立论者如李日华《紫桃轩又缀》依据《汉书》考证后，“每士友相聚，辄叹中郎父母妻妾，被传奇家混乱。”

　　明清多家对《琵琶记》改编的诸种解说大致如下：

　　1、感动说，这种观点认为高明改编《琵琶记》是感于刘后村诗、或陆游诗而作，如明人田艺蘅、黄溥言、徐渭、蒋中舒、清人袁栋等等就持这一观点。田艺蘅《留青日札》实际上是一种汇编，它里面收集了三种不统一的说法。其中有：“因感刘后村之诗‘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记》。”明代《南词叙录》、《青溪暇笔》。《尧山堂外纪》等所记与此相近。清施闰章《蠖斋诗话》指出高明创作《琵琶记》是因感刘后村诗句，“乃编《琵琶记》，以雪伯喈之耻。按今《琵琶》乃是痛诋伯喈，舛悖不伦，不审何云雪耻？”清袁栋《书影曲说》“高则诚《琵琶记》以刘后村有‘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之句，因编成之，用雪伯喈之耻。”这是一种翻案说，即高明要为蔡伯喈打抱不平，他改编《琵琶记》是为蔡伯喈雪耻，原来流传的蔡伯喈多以他不忠不孝为主，高明要把他改为全忠全孝。高明改编《琵琶记》虽然把蔡伯喈改写成全忠全孝的人物，而且这样的改写是对不忠不孝的蔡伯喈是一个大的改动，但怎样理解高明《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忠孝还是一个问题，事实上施闰章所看到的就是高明的改编本，他为什么没有从中看到蔡伯喈的全忠全孝呢，者就是对《琵琶记》的忠孝观的解读问题。所以高明改编《琵琶记》时涉及蔡伯喈的忠孝问题，但该问题决不是他的根本目的，也不会从刘后村诗、或陆游诗那里找到创作动因的。

　　2、讽刺说。Ａ，针对四王。田艺蘅《留青日札》载：“有王四者，以学闻。则诚与之友善，劝之仕。等第后，既弃其妻而赘于太师不花家。则诚悔之。因作此《记》以讽谏。名之曰‘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为王四云而耳。元人呼牛为‘不花’，故谓之牛太师；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蔡中郎》认为王世贞、胡应麟之说“皆有说甚辨，而实未必然。又闻有传为元人实有是事，盖不花丞相逼状元入赘，作此讥之，因元人语以牛、马为‘不花’也，此说似近理。”他还根据陆游诗，认为“伯喈被谤，在宋时已不能申雪，不始于高则诚造口业也。”他肯定了“不花说”，但否定了王世贞、胡应麟所说的高则诚对蔡伯喈的侮蔑。《万历野获编·脔婿》又指出“榜下脔婿，古已有之。至元时，贵戚家遂以成俗，姑有《琵琶记》牛丞相招婿事，亦讥当时风尚也。”梁少壬《两般秋雨Ｘ随笔》认为“然则宋之《琵琶记》为刺蔡卞，元之《琵琶记》为指王四，两说并存可也。”高明改编《琵琶记》肯定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有关，但其创作目的也决不会直接指向现实的具体人物的，因此，“王四”说显得比较牵强。

　　Ｂ、讥讽某一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依据牛僧孺事认为“高则诚《琵琶记》其意欲以讥当时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说。偶阅《说郛》”其中有蔡生再婚牛僧孺之女事。“其姓氏相同，一至于此，则成何不直举其人，而顾侮蔑贤者至此耶？”王世贞认为高明不是为蔡邕翻案，而是侮蔑了蔡邕。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收有高明作词曲自娱、高明感刘后村诗、高皇微时欣赏高明的《琵琶记》、高明作《琵琶记》为了讽刺四王、及陶南村《说郛》等资料，但最后他肯定陶南村的《说郛》所载，“牛同，蔡同，赵同，而牛能卑顺又同，南村又与东嘉同时，会稽、温州又同省，则《琵琶》之作，必是为繁。王四云云，以其有‘王’而揣摩之也。要之，传奇皆是寓言，未有无所为者，正不必求其人与事以实之也。”清代董含《莼乡赘笔》中根据周达观《杂说》中所载蔡生与牛僧孺之女事，肯定“则诚借用此事”，但认为高明“乃以邕之名实之，可怪也。”“高氏传奇何不杜撰姓名，乃一无影响，厚诬古人，殊不可解。”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蔡为牛婿一事，“莫知所本，一日偶阅《太平广记》四百九十八卷杂录，末引《玉泉子》。”有邓敞再婚牛孺子之女弟事，认为“乃知则诚所谓牛相即僧孺，而邓生登第再婚事皆符合，姓氏稍异耳。”他认为王世贞《艺苑卮言》引用《说郛》，不如《太平广记》属实，并认为高明当依据此事写成《琵琶记》，而剧中的蔡伯喈就使得历史上的蔡中郎深受不幸，“千年后很遭风流案侮蔑，日为里妇唾讥，”“闻者则大嚼不能已”。高明不是为蔡邕翻案，而是沿袭故说侮蔑依据唐代邓敞事侮蔑了蔡邕。清钮琇《觚幐》也指出《琵琶记》本于牛僧孺之女于邓敞的故事，但“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归伯喈，盖憾其有愧于忠而以不尽孝讥之也。”他认为高明实际上不是为蔡伯喈辩护，而是借以讥讽蔡伯喈。焦循《剧说》认为“高明之作《琵琶》，当本于宋、元以来所相承，如《西厢》之本于《莺莺六么》耳，僧孺之女，固为合适。四王之讽，亦未足凭。”

　　Ｃ、侮蔑古人。嘉庆《瑞安县志》肯定则诚借用了《杂说》所载的牛僧孺之女于蔡生事，“必以蔡名，实之可怪也。”“然传奇托名假借，终不能诬古人，特难为野老村氓解也。”

　　Ｄ、针对慕容、伯喈。凌濛初刻《琵琶记·序》据野史所载认为高明的目的“以刺东晋慕容喈之不孝、牛金之不义，时为柳文肃所责，稿遂焚矣。”慕容喈，字伯喈，被招为牛金婿，伯喈父母在陈留，遭饥荒饿死，伯喈妻为赵氏，对公婆克养克葬。“盖慕、蔡字相似，而容、邕声相近故也。”汉代的蔡邕忠孝大节，载在信史，不可诬也。高明无意诬之，“好事者错之耳。”“作于高明而乱于庸流者耳”。

　　3、创作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琵琶记》只是高明创作的一部戏剧作品，而没有也不可能有现实的直接针对性。李渔《闲情偶记·戒讽刺》认为“四王说”“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他反对讽刺，反对填词泄愤。《闲情偶记·审虚实》中肯定“尽信书不如无书”，认为“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梦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刘廷玑《在园杂志》认为《琵琶记》中有种种疑窦，入汉朝还没有状元考试、没有父母八十才娶媳妇两月、陈留与洛阳相聚很近却不报家书等，这些“在东嘉或有别解，今后人曲为回护，终属牵强”。并写道：“《琵琶》一曲写幽怀，自是千秋绝妙才，歌舞场中传故事，蔡邕真个状元来？”他认为高明创作是写个人幽怀，《琵琶记》只是歌舞场中的故事，没有必要去推究其历史的真实性。类似的观点在姚燮、姚华等人的文中也可以见到。姚燮《今乐考证》引用沈景倩、黄溥言、周亮工、董含、梁子章、黄振、翟灏、梁兆壬说言之后说“传奇家托名寄志，其为子虚乌有者，十之八九。千载而下，谁不知有蔡中郎者？诸家纷纷之辨，直痴人说梦耳！”姚华《绿猗室曲·王允、黄允》“传奇家仅取流俗故实，黄、王俗多沿讹，柔克依俗使事，未为不可，不必以《后汉书》刊《琵琶记》之误也。”“传奇剧本中，岂容书生考据论韵谈诗者耶？”《绿猗室曲·蔡从简》转引《焦窗述奇》（清凉道人）“曾记一事云：辛亥仲冬舒朔日，吴门松秀部于慈相寺前演《琵琶记》‘辞朝’一折，曲调规模，可称双绝，观场者赞不绝口。有某名士者，拾杨升庵之唾余而言曰：‘蔡中郎之父民棱，见《后汉书》注，而剧中称为蔡从简，乃制曲者失考故也。’”姚华认为，“此曲盖借蔡邕二字以寓作者制曲之意，余尽属空中楼阁也。”

　　孙崇涛、徐宏图《戏曲优伶史》（1995年5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南戏剧目，多为家庭生活、婚姻伦理题材，很少有历史政治题材，他们也写到不少历史上有名望的人物，如蔡伯喈、刘知远、王十朋、吕蒙正等等，但是这些‘历史人物’，实际上只有其名，并无其实，他们全被纳入‘家庭生活’的范式之中，而不见其真实历史事迹的再现。这种只重‘生活’、无视‘历史’，看重‘道德的批判’、忽于‘历史的批判’的创作倾向，是一切纯正民间戏曲的特点，同时也是戏文子弟舞台艺术创作鲜明的民间特色的体现。”

　　二、高明改编的目的

　　把蔡二郎变成蔡邕（蔡伯喈）这并不始于高明（前文说过，可能陆游是其始），高明的所为，是使蔡二郎更加蔡邕化，把民间故事的蔡二郎，变成了历史上的蔡伯喈。但是高明的意图并不是要演绎历史故事，更不是为蔡伯喈翻案，蔡伯喈可以说是某一类读书人、甚至整个读书人群体的代表，是慕伯喈，是蔡生，是邓生，是王四，也是高明，但似乎又都不是。《琵琶记》是一部文学作品，是一部戏剧作品！他的创作是“以词曲自娱”。

　　清陈锡路《黄Ｘ余话》认为“至东嘉此记，疑只取古人旧说，演作新词耳。初非托始于东嘉，而东嘉亦未必别有所讽也。”姚华《绿猗室曲〈琵琶记〉为讽世之作》认为“伯喈轶事，宋稗旧说，信然有之，且不一见，柔克意有所讽，托为根据，别出机杼，孔子之作《春秋》也，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窃取之矣。何况词章寄托，不妨荒唐，其事其文，皆窃取而已，故谬伯喈之事，以就四王之文，言非苟作，理或可信，必谓《琵琶》有所影托，宁从《留青日札》之说。惟是柔克所讥，盖属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实有其人。即以为讽世之作可也。”陈锡路和姚华此处所论是有道理的，高明改编《琵琶记》是有所批评的，但具体批评的是谁，却并无定指。因此，我们要理解高明的创作意图就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其一、历史与历史剧。其二、现实与历史剧。历史剧不同与历史，也不同与现实，高明高便而成的《琵琶记》是一部戏剧作品，是一部取材与历史传说和历史人物历史剧。但《琵琶记》这样的戏剧作品虽然可以成为历史剧，甚至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很到依据，但这些都只是历史的砖瓦，由其搭建起来的不是一个历史框架，而是一个艺术殿堂。因此我们在理解《琵琶记》的时候不可能脱离高明的历史，也不可能脱离《琵琶记》中蔡邕的历史，但又决不可以局限于这样的历史，更不可以用历史来比附戏剧作品。那么，作为与历史有关的艺术作品，它自然也必然的要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它所承担的这份责任有多大呢？我想，艺术首先要成为艺术，才可能使它以艺术的形式去承担历史任务，它以审美愉悦、审美教育、审美享受等形式把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历史真实完美的体现出来，因此，高明所作的首先是艺术创作，而不是要讽刺、批评历史或现实中的某一个人，他创作的《琵琶记》虽然以全忠全孝为招牌，而与不忠不孝的《赵贞女》有别，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蔡伯喈翻案，他是要借蔡伯喈的故事来讲述中国老百姓的故事，借一个家庭的故事来讲述无数个家庭的故事，他想弄明白、也想让别人明白蔡公让儿子去求去功名、改换门庭的价值和意义；他还想明白、也想让别人明白蔡伯喈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时是喜多还是悲多；他更想明白蔡伯喈衣锦还乡、面对荒山孤坟的感受是什么。这些，也许就是高明改编《琵琶记》的良苦用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