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文化事业陷于停滞，昆曲的理论研究也乏善可陈。新时期以来的20年，昆曲研究经过了前两个历史阶段的知识积累，获得很大发展。一方面，老一辈理论工作者将文革期间被破坏和搁置的研究成果修订出版，并继续为戏曲、文学研究凝聚心血；另一方面，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新的理论工作者加入到昆曲研究的队伍中来，充实了昆曲的学术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新时期以后20年时间里，论及昆曲的各类著作有180部左右，数量比前30年（1949——1978）昆曲著作的4倍还多。由于人们思想的日益解放，新时期以来的昆曲研究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一、曲本、曲论、曲家的辑录、校注和考证

　　文献学的方法，对于戏曲包括昆曲研究一直是具有极大学术意义的。著者运用这一方法完成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戏曲校注、选集。王季思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虽然是戏曲校注，但实际上体现了主编者新的学术眼光，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并不存在“悲剧”、“喜剧”的概念。王季思关于中国古代戏曲悲剧、喜剧的编集及其《前言》的撰写，体现了他对王国维“悲剧”学说的继承，也反映出作者对西方审美观念的引用。这项工作在当时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引起了人们对于中西戏剧观念的深入思考，随之而起的文化学热潮也证明，两部戏曲编集的意义已超越了具体的校注工作本身，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想方向。这一时期的戏曲校注、选集成果还有郭汉城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黄竹三和冯俊杰主编的《六十种曲评注》、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等。

　　第二类是文献辑录、目录编撰和作家考证。这一时期的戏曲文献、史料的整理，仍以古典戏曲为主要对象。但由于许多近现代戏曲资料也十分重要，因此研究者也予以搜集整理。傅惜华《清代杂剧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陈多和叶长海《中国历代剧论选注》（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齐鲁书社，1989年）、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中国戏剧出版杜，1990年）、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朱建明辑选《〈申报〉昆剧资料选编》（上海昆剧志编辑部内部刊印，1992年）、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李修生主编《古典戏曲剧目提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傅晓航《近代戏曲论著总目》（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等，不仅仅是将繁杂的各类戏曲资料进行爬梳整理，而且体现出作者独特的学术眼光和严谨务实的学风。其中，朱建明辑选的《〈申报〉昆剧资料选编》明确以昆剧作为关注对象。清代道光二十二年以后，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和思想开放城市，成为末路昆曲的重要活动地点。《申报》是近现代上海影响广远的报刊，记载了当时上海的民生百态，也堪称南方昆曲生存状况的见证人。朱建明从《申报》浩瀚的史料中翻阅、辑录了大量有关昆曲的文章，对研究人员掌握昆曲历史、人物、艺术、音乐等方面的情况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第三类是古代作家的年谱和评传。章培恒《洪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肖荣《李渔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赵景深等《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中华书局，1987年）、朱万曙《沈璟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徐振贵《孔尚任评传》（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黄芝冈《汤显祖编年评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和《晚明曲家年谱》（1993年）、陆萼庭《清代戏曲家丛考》（学林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基本由学养深厚的老一辈戏曲研究者完成，成为戏曲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徐朔方的《晚明曲家年谱》细致考证了39名晚明曲家的生平、交游、著述，每位曲家的年谱之间相互补充，展示出晚明戏曲的历史面貌。这些作家年谱和评传仍将研究焦点集中于明清有影响的作家，一方面说明明清戏曲的专门研究在某一领域是纵深化了，另一方面也为研究者积极开拓明清戏曲的新领域提供了契机。

　　二、戏曲史、论研究

　　除了文献学方法，这一时期的学者在世界戏剧文化的背景下，迅速借鉴、运用了新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同时，统领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界的辩证法以及反封建、崇尚“人民性”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观念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继承和发展。学术方法和观念的多元化特点充分体现在古代戏曲史、论以及明清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等方面。

　　第一，戏曲史著作仍是昆曲得以研究的重要载体。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1981年）、吴国钦《中国戏曲史漫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周妙中《清代戏曲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朱承朴和曾庆全《明清传奇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永健《中国戏剧文学的瑰宝——明清传奇》（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宁宗一等编《明代戏剧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郭英德《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三联书店，1992年）、吴新雷《中国戏曲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郭英德《明清传奇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等，均对昆曲历史有不同侧重的论述。张庚、郭汉成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颇具影响力。该书90余万字，从原始歌舞论述到清代地方戏，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戏曲音乐、表演、舞台美术均有论述，堪称我国第一部真正的戏曲“通”史。书中对昆山腔的历史、作家作品、音乐、表演和舞台美术都专辟章节进行论述。另外，郭英德在明清戏曲史的撰述上取得了突出成绩。他对明清戏曲史的开拓和挖掘，充实了昆曲“剧”学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张发颖的《中国戏班史》（沈阳出版社，1991年）开辟了中国戏曲史的新专题，是戏曲演出史的一个新分支。作者从制度体系“探索戏曲班社历史嬗变及与艺术发展的关系”，对宋元至辛亥以后的戏曲班社进行梳理，其中不乏昆曲班社的内容。从戏曲史的撰述来看，学者们对于前辈的治学方法、观念既未完全抛弃，又不墨守成规。一部分学者在昆曲史观上对20世纪前期就已出现的“演出史”观念进行了继承、消化和发扬；一部分学者则继续在昆曲“剧史”的领域耕耘和开拓。这两条道路从20世纪前期就已开始铺设，经过20世纪50、60年代学人的努力，到20世纪80、90年代，其轨迹更加明晰。只是，这两条轨迹又各自生发出新的细小分支，纵横交错，逐渐构成昆曲理论研究的网状结构。

　　第二，相对于蓬勃发展的戏曲史研究，戏曲理论批评一直比较薄弱。尽管此前也有学者对古代戏曲理论进行总结和整理，但多数观点散见于报刊，尚未形成系统。在这一时期，戏曲理论批评研究的成就引人注目。一批对象分明、框架严整的理论著作的出现，说明今人对戏曲理论的专门研究渐成体系。赵景深《曲论初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首次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进行了整体观照。涉及到古代昆曲理论的内容集中在第三章到第十章。赵景深运用许多二元对立式的术语，例如本色和骈丽、内容和形式、封建和反封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将古代昆曲理论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理论专著进行逻辑归纳和历史评判，其观点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例如他多次以“人民性”、“反封建”等词语作为评判古人昆曲理论观点的标尺，反映了当时的价值评估在相当程度上延续和发扬了20世纪50、60年代的标准。夏写时《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由6篇论文组成，试图从宏观上把握古典戏曲批评的发展历史和阶段性特征。作者将“思想的深刻性”、“系统地而非偶然地研究戏剧艺术的特殊规律”作为分期的重要标准，把戏曲的思想性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紧密联系，据此褒贬古代戏曲理论家及其理论。例如，他批评王骥德的理论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因为“他的着眼点往往只回旋于一些艺术问题中，不能象李卓吾那样经常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王骥德的政治思想是落后的，一涉作品的内容，他的封建主义思想便流露出来了”。赵景深先生首次从整体上关注古代戏曲理论，夏写时观看古代戏曲理论的视野更加开阔，但二人都非常关注古代戏曲理论家及其理论的思想意识形态，体现了他们对前一时期戏曲研究方法与观念的赞同。

　　齐森华《曲论探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选取了10位戏曲理论家的著作进行专题研究，突出了古代曲论本身的特点。其中的《曲律》、《闲情偶寄》是戏曲理论中体系化的著作，《南词叙录》、《花部农谭》是戏曲形态处于历史转折期的著作。齐森华并未结合社会政治、经济等背景对古代曲论进行思想评判，而是以西方文艺理论和中国传统诗学理论做参照，对中国古代曲论的民族性作出现代解读。

　　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以戏剧学眼光对中国古代戏剧研究进行理论总结，试图使中国古代曲论脱离文学批评的附属，而具备戏剧学的独立地位。赵山林《中国戏剧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共九大章，对戏剧史学、戏剧作法学、戏剧音律学、戏剧表演学、戏剧批评学、戏剧文献学进行演绎与归纳，对中国古典戏曲批评的全面理论总结与论析，也体现了著者宏阔的视野。

　　傅晓航《戏曲理论史述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从古代到近代有代表性的戏曲理论家及其理论贡献。其中的“曲谱”这一专题着重论述了曲谱发展的历程、曲谱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曲谱的历史局限性。昆曲曲谱自然是这一专题中的重要论述内容。从中可以看出，昆曲理论在中国戏曲理论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部戏曲理论史也生动的反映了昆曲及其理论的发展史。

　　这一时期的戏曲理论著作还有叶长海《王骥德〈曲律〉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蒋星煜《中国戏曲史钩沉》（中州出版社，1982年）、杜书瀛《论李渔的戏剧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陈衍《中国古代编剧理论初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祝肇年《古典戏曲编剧六论》（1986年）、蔡钟翔《中国古典剧论概要》（1988年）、夏写时《论中国戏剧批评》（1988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论》（1989年）、俞为民《李渔〈闲情偶寄〉曲论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詹慕陶《昆曲理论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昌集《中国古代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叶长海《曲学与戏剧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等。从研究对象来看，既有戏曲理论家、编剧、导演等多种专题研究，也有中国戏曲理论的鸟瞰式研究。其中，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论》、傅晓航《戏曲理论史述要》对古代以后的戏曲理论有所论述，体现了他们对戏曲理论研究的现实关注。从学术观念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新式观念得以迅速运用，学术思想的多元化特点更加明显。尽管明确以昆曲作为研究对象的仅有詹慕陶《昆曲理论史稿》，但是，关于古代昆曲的理论研究毕竟随着古代戏曲的理论研究之发展而逐渐深化了。

　　期刊文章方面，关于“汤沈之争”、李渔等代表性理论家及其理论的研究出现了比较集中的探讨。汤显祖一直是戏曲界和文学界研讨的重点。这一时期，他的戏曲理论尤其是与他相关的沈璟、吴江派等都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邵曾祺《论吴江派和汤沈之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2辑）、黄天骥《戏曲史上的“汤沈”之争》（《学术研究》，1980年第5、6期）、夏写时《吴江派戏曲理论初探》（《学术月刊》，1980年8月号）、周育德《也谈戏曲史上的“汤沈之争”》（《学术研究》，1981年3期）等，均对吴江派、“汤沈之争”的理论观点和相互关系作了不同侧重的讨论。

　　关于李渔的研究不仅数量很多，而且也比较深入。杜书瀛《李渔论戏剧真实》（《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齐森华《李渔的戏剧理论初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陈多《李笠翁的戏曲编剧理论与技巧》（《戏剧艺术》，1981年第4期）等大批论文，主要对李渔的编剧理论和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这些有关戏曲理论的专题论文和论著的大量出现，说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戏曲理论史逐渐兴盛。

　　另外，解玉峰《90年来昆曲研究述评》《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期），以历史顺序梳理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昆曲研究情况，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昆曲实践情况有所论述，并对90年来昆曲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作出总结。姚旭峰《20世纪昆剧研究综述》（《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5年1期）围绕昆剧的剧种特征，从剧史、班社、剧目、律谱、表演、舞美、地方昆剧等方面论述了20世纪以来的昆剧理论研究。这两篇昆曲研究综述（述评）均在新世纪之初对20世纪的昆曲理论研究作出回顾和总结，体现了作者在昆曲专门研究上的前瞻性。

　　第三，明清戏曲作家、作品研究方面，著名作家、作品仍是学界关注的对象。苏宁《李玉和〈清忠谱〉》（中华书局，1980年）、刘叶秋等《孔尚任诗和〈桃花扇〉》（中州书画社，1982年）、王永健《洪昇和〈长生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董每戡《五大名剧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孟繁树《洪昇与〈长生殿〉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洪柏昭《孔尚任与〈桃花扇〉》（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长生殿〉讨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周育德《汤显祖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康保成《苏州剧派研究》（花城出版社，1993年）、邹元江《汤显祖的情与梦》（南京出版社，1998年）等，基本以剧本文学方面卓有成就的作家、作品作为学术课题，但学术眼光往往不停留于作品的文学内容，而是力图将作家的生平、时代背景同其丰富的思想观念结合起来，探索和解析作家、作品的宗教、美学等多种蕴涵，体现了研究者多元化的学术观念和视角。例如周育德《汤显祖论稿》就对汤显祖的哲学思想、宗教意识、文艺观和社会生活背景等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三、昆曲的专门研究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将昆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甚至是学科来加以关注。与前一阶段不同，这一时期的昆曲论著理论色彩明显加强，研究领域扩大，昆曲研究逐渐体系化、立体化。

　　第一，昆曲史研究在体系化、学术性上有突破。具有代表性的昆曲专门史著作当属陆萼庭的《昆剧演出史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以及胡忌和刘致中的《昆剧发展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前者不仅突出昆曲“演出”的历史，而且将昆曲的演出性视为评定昆曲发展阶段的标准。基于此，陆萼庭先生将明代嘉靖中期魏良辅成功改革昆腔之后，视作昆剧的萌芽期；将明代隆庆、万历两朝视作昆剧的迅猛发展期；将明代天启元年到清代康熙末年，视作昆剧的成熟期；将清代乾、嘉之际，视作昆剧折子戏演出的高峰期，并认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昆剧，实应归属于近代昆剧的范畴……近代昆剧的艺术特色，绝大部分是继承乾嘉时期的”。书中附录《清末上海昆剧演出剧目志》，极具学术价值。胡忌和刘致中的《昆剧发展史》一直将昆曲历史叙述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昆曲院团和著名演员的表演有比较细致的介绍。从这一角度说，该书开辟了“当代昆曲史”研究的先河。此外，顾笃璜《昆剧史补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钮骠和傅雪漪等《中国昆曲艺术》（燕山出版社，1996年），陈为瑀《昆剧折子戏初探》（中洲古籍出版社，1991年）等，都为将昆曲视作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

　　对昆曲在特定地域的发展状况以及地方昆曲的关注也成为这一时期昆曲研究的一大亮点。昆曲从明代开始，逐渐以其独特的风采成为剧坛霸主。它以苏州为中心，流布到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各地，并逐步扩展到福建、江西、广东、湖北、湖南、四川、河南、河北、北京等地。清中叶以来，昆曲在全国的传承与发展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地方化，即昆曲受到当地风情习俗和方言语调的影响，在表演上形成新的特点，在语音上发生变化，从而逐渐演变为昆曲的分支，例如湘昆、北昆、晋昆、永嘉昆等；另一种是昆曲被吸收成当地声腔剧种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京剧、湘剧、川剧、赣剧、桂剧、婺剧等剧种中的昆腔戏。李楚池编的《湘昆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张林雨《晋昆考》（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沈沉辑《永嘉昆剧》（永嘉：永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1998）、方家骥、朱建明主编《上海昆剧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等都是论述特定地域昆曲发展情况的重要成果。

　　期刊论文方面，专论昆曲的文章在学术性上得以凸显。作者不再满足于此前对个别昆曲剧目的点评褒贬，而是对昆曲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进行探索。关于昆山腔起源问题，施一揆《关于元末昆山腔起源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唐湜等《从宋元南戏到温州昆剧》（《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董每戡《由〈南词引〉说起——关于魏良辅、昆腔、昆山曲派》（《学术研究》，1979年第6期）等论文均作了专题论述。必须提到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南京大学吴新雷看了路工所藏《真迹日录》抄本，内有新发现的魏良辅《南词引正》。经钱南扬校注，戴不凡编发于《戏剧报》（1961年第7、8期合刊），昆曲界出现了重新探索昆曲渊源的热潮。上述论文，即为60年代这次热潮的延续。关于昆山腔起源问题，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据《南词引证》，大体认同明初即有用昆山腔的说法。而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虽亦引述《南词引证》，但指出“明代初、中期昆山腔仅使用于民歌散曲，戏文是没有用昆山腔来唱的”，故而认为昆山腔唱南戏的开端不可能早于明代嘉靖中期。

　　另外，关于昆曲的演出形态，有些论文也做了专题论述。赵景深、李平、江巨荣《明代演出状况的考察》（《戏剧艺术》，1979年第3、4期）、郭亮《明清昆山腔的表演艺术》（《戏曲研究》，1980年第1辑）、朱建明《话说昆剧老生》（《艺术百家》，1997年1期）、叶长海《明清戏曲演艺论》（《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5期）、李晓《南昆表演艺术的体系及其创造法则》（《艺术百家》，1998年3期）等，涉及昆曲的演出状况、行当特色、表演体系等，体现了研究者对昆曲演出情况的关注。

　　第二，演员传记和经验谈更加兴盛。20世纪80年代，政府曾两次下达文件，要求“抢救、继承、革新、发展”昆曲，昆曲随之迎来了当代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由于老一辈演员的表演艺术弥足珍贵，新一批演员的表演出类拔萃，因此，这一时期的演员传记和谈艺录纷纷出版，具体有华传浩演述，陆兼之记录整理《我演昆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俞振飞《俞振飞艺术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王传凇《丑中美—一王传凇谈艺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昆剧生涯六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侯玉山口述，刘东升整理《优孟衣冠八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丁修询《笛情梦边——记张继青的艺术生活》（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石楠《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记新中国第一代京昆名旦粱谷音》（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章骥、程曙鹏主编《艺海一粟——汪世瑜谈艺录》（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3年）、岳美缇《我——一个孤独的女小生》（上海文汇出版社，1994年）、胡忌《郑传鉴及其表演艺术》（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唐葆祥《俞振飞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王蕴明主编《荣庆传铎》（华龄出版社，1997年）、梁谷音《雨丝风片》（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因为集合了新、老两代演员，故而这一时期的演员传记在数量上胜于前一时期。

　　第三，昆曲音乐著作的理论性加强。20世纪50、60年代，昆曲音乐著作侧重于昆曲知识的介绍和普及，以浅显易懂、引人入胜见长。新时期以后的20年，昆曲音乐著作开始向“专业”的方向发展，学术研究意义十分突出。武俊达《昆曲唱腔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朱昆槐《昆曲清唱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王守泰《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南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王守泰《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北套）（学林出版社，1997年）、周维培《曲谱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使昆曲音乐研究更加深入。

　　当然，一批曲谱、演唱本也具有史料收藏和指导实践的双重意义。刘泉《川剧昆曲汇编》（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所，1979年）、高景池和樊步义《昆曲传统曲牌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俞振飞编《振飞曲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萧寿康编《湘昆曲牌选》（湖南省郴州地区戏剧工作室印行，1984年）、《传统昆曲演唱珍本汇编》（苏州市戏曲研究室编印，1984年）、关德权和侯菊整理《侯玉山昆曲谱》（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傅雪漪《昆曲音乐欣赏漫谈》（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等，收罗了南、北方以及四川、湖南等地的昆曲音乐资料，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昆曲在民间发展的面貌。

　　可以看出，一批音乐修养深厚和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员为昆曲理论研究的纵深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朱昆槐毕业于台湾大学，师承戏曲学者郑骞和张敬，又受业于曲学家焦承允，故而她的《昆曲清唱研究》既能结合个人的习曲实践，又能在理论上有所生发。又《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南、北套）的编写，汇聚了王守泰、贝祖武、徐沁君、谢也实、谢真茀、顾兆琳、朱复、王正来等16名在曲学修养和音乐实践能力方面颇具优势的人才。因此，该书成为公认的实用价值很高的专业研究论著。同时，地方戏曲研究机构对昆曲的重视，有助于昆曲研究领域的拓展。《川剧昆曲汇编》、《湘昆曲牌选》等，就是地方戏曲机构抢救、挖掘、整理昆曲的成果。

　　新时期以后20年的昆曲研究，其论著数量上的剧增显而易见，在质量上亦有许多值得嘉许之处。从这一时期戏曲研究的大局来看，由于学术环境比较自由，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涌现许多新生事物，戏曲研究专门人才不断得到培养并投入戏曲研究事业中去，因此，戏曲研究领域呈现百花齐放之景象。随着戏曲文学史、演出史、剧场史、剧种史、优伶史等研究向度的拓宽和戏曲专题的细化，昆曲研究也相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戏曲的文化阐释、文学内涵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古代戏曲的研究也一直在学界占据主流。与此相比照，昆曲的文学研究随着明清戏曲研究的深化而获得很大发展，昆曲的表演性、演唱性等舞台艺术特点则被专研昆曲的学者重视。同时，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昆曲曾因政府的重视获得一段发展的高潮，因此，昆曲在当代的生存与发展状态较多的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两个特点，与戏曲研究的大局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