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事业逐渐恢复生机。从学术研究的大环境来看，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文学、戏曲研究整体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中国共产党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文化事业进行指导。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体系确立，文艺研究者自觉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法深入渗透到学术领域。在马克思主义成为文学研究、戏曲研究的主导思想和方法时，戏曲的文学内容得到空前重视，由此导致戏曲文学被长期视作戏曲的主导甚至全部，戏曲文学的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阶级意识成为理论研究和论争的焦点。同时，戏曲研究的理性思辨色彩明显增强，人们对戏曲的起源、发展问题进行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剖析和“一分为二”的解释。当然，以文献研究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方法虽然在重要性上有所削弱，却依然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大型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以及戏曲断代史如明清戏曲的研究，均获益于此种方法而取得了重要实绩。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昆曲研究遂在20世纪前期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三种方式进行。第一，戏曲史料、文献的搜集整理；第二，戏曲史、文学史的撰写和明清作家、作品研究；第三，昆曲音乐、表演等艺术方面的史料总结和理论研究。

　　一、戏曲史料、文献的搜集整理

　　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成绩十分出色。由于戏曲地位的提高，一些大型戏曲文献工作得到了政府政策的支持，昆曲的文献基础工作因此而受益于个人的学术发展和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建设的一致性。

　　曲本的文献整理成就，以郑振铎主持整理的《古本戏曲丛刊》为标志。《古本戏曲丛刊》从1954年开始到1986年，已出版初集、二、三、四、五和九集。其中第五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晓铃主编。《丛刊》内曲本皆影印自元、明、清戏曲善本、孤本。大量珍贵戏曲剧本的整理刊印，为当时直至今天的戏曲研究铺垫了基石。遗憾的是，郑振铎的意外去世使这项工作中止。

　　曲论的文献整理成就，突出反映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整理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上。《集成》于1959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共十集（册），选辑校录了唐、宋、元、明、清比较重要的戏曲理论专著48种，内容涉及古典戏曲的编剧、制曲、歌唱、表演以及戏曲作者、演员的掌故。每种专著前均有“提要”，介绍其内容、版本及作者生平，文末则附“校勘记”。当时及此后的戏曲研究，多得力于这套丛书。傅惜华的《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音乐出版社，1957年）、周贻白的《戏曲演唱论著辑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收录了昆曲音乐方面的古典论著。

　　此外，重要的史料汇编有王利器辑录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年）。目录学著作则有傅惜华的《明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8年）和《明代传奇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这些戏曲文献著作和史料汇编并非专门针对昆曲而辑录，却在客观上为昆曲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同时，由于这类著作很少涉及作家、作品的历史评判和思想分析等内容，更体现出其学术性和经典性。

　　二、戏曲史论研究

　　戏曲研究者对戏曲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必不可少的论及了昆曲的部分内容。而这一类昆曲史论方面的文章和著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中华书局，1953年）和《中国戏剧史长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均表现出对戏曲舞台性的关注。周贻白是艺人出身，自然对戏曲的艺术特点尤为在意。他选择以“舞台表演”作为《中国戏剧史》的立足点，将戏曲文学的地位降低到戏曲表演之下。在关于明清戏曲的论述中，他着重探讨当时的戏班组织、角色门类、砌末行头、舞台布置、表演艺术等，对剧作本身的论述，篇幅较少。从某种角度来说，他较早的论述了昆曲的演出史。从这一点上说，周贻白延续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对于戏曲本体的看法。然而，他反映在这两部著作中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带有了马克思主义色彩。例如，在《中国戏剧史》中，周贻白认为传奇创作和舞台表演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民间和宫廷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并进一步指出这是戏剧领域的阶级斗争。《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1959年）两集收录了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戏曲研究成果，以元代戏曲的研究居多，明清戏曲方面主要以《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为对象，大致可以反映当时戏曲研究的观念、方法和收获。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比较详细的论述了戏曲包括昆曲的文学体制和内容之发展史。沈璟和吴江派、汤显祖和《牡丹亭》、孔尚任和《桃花扇》等重要作家、作品及理论论争是《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重点。其中，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又是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参照。

　　当然，少数论著如赵景深《读曲小记》（中华书局，1960年）和《戏曲笔谈》（中华书局，1962年）则体现了老一辈昆曲专家对昆曲艺术性的特别关注。赵景深在其《读曲小记》中细致的谈论了“昆曲的闭口音”、“昆曲的鱼模韵”等问题，其中的“唱曲偶记”还对昆曲中的词句、调名等予以辨正。他在《戏曲笔谈》中，不仅专列了“明代的戏曲和散曲”这一论题，而且还单列了“谈昆剧”这一论题，对昆剧的渊源和发展、角色和剧目、表演内容和形式、对其他剧种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论述。由于赵景深是昆曲知音，因而他对昆唱的北曲杂剧、艺人加工的折子戏、昆曲的改编等舞台艺术方面的问题进行考证，并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他对于昆曲艺术的论述与介绍，展示了他丰富的曲学修养，也表现出与其他史论不一样的学术方法和思想观念。

　　相较于20世纪前半期的戏曲、文学史论，这一时期的同类理论研究之鲜明特点在于，明清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取得重要成绩；一些论著的出现得益于当时几次比较大型的、具有自由学术意识的古典名著讨论；当然，讨论的指导思想仍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推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方针，提倡对传统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改造，以实现“古为今用”的现实目的，因此，最能代表传统文化精神的古典戏曲名著成为学界的重要研讨对象。受这一时期学术环境的深刻影响，研究者主要围绕古典戏曲名著的思想内容进行了激烈辩论。1956年春，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刻，《剧本》月刊编辑部组织了《琵琶记》大讨论。人们以“人民性”、“生活真实”等为主要标准评价了赵五娘、蔡伯喈、牛小姐等人物形象和剧本的思想蕴涵，提出了“典型人物”、作者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戏曲的大团圆结局等重要论题。尽管讨论中不乏简单化的批判或赞同意见，但是这次大讨论是在学术层面进行的、自由的思想交流，因此显得难能可贵。根据这次讨论，《剧本》月刊社编辑了《〈琵琶记〉讨论专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6年12月出版。关于《琵琶记》的论著有董每戡《〈琵琶记〉简说》（作家出版社，1957年）、戴不凡《论古典名剧〈琵琶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等。

　　20世纪50、60年代，《长生殿》、《桃花扇》等古典名著的讨论也十分热烈。1954年，为纪念洪昇诞辰，昆曲界捧演了《长生殿》。同时，古代文学和戏曲研究者展开了《长生殿》的大讨论。如何理解《长生殿》的主题思想，如何评价杨玉环和李隆基的感情，是当时学术讨论的焦点。袁世硕《试论洪昇剧作〈长生殿〉的主题思想》（《文史哲》，1954年第9期）、周来祥等《〈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文史哲》，1957年第2期）、王士博《论〈长生殿〉的人物、主题和创作方法——兼评〈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文史哲》，1957年第7期）、黄天骥《论洪昇与〈长生殿〉》（《中山大学学报》，1960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均围绕这两个学术焦点展开论述。直到80年代，学界的讨论还在继续。

　　关于《桃花扇》的讨论也不外乎从作者的世界观来看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具体论文有张艺声《论〈桃花扇〉的人物形象》（《山东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袁世硕《关于孔尚任和〈桃花扇〉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5期）等，论著有曹增样《孔尚任和〈桃花扇〉》（中华书局，1961年）、袁士硕《孔尚任年谱》（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等。

　　关于《牡丹亭》的理论文章有戴不凡的《纪念汤显祖》、陈赓平的《论〈牡丹亭〉》、黄芝冈的《汤显祖的时代精神和他的〈牡丹亭〉》、郭汉城的《从〈牡丹亭〉看传统剧目的主题思想》等。许多文章都是在纪念汤显祖的学术活动中产生、发表的。这方面的论著则有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中华书局，1958年）、侯外庐《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等。

　　可以看出，20世纪50、60年代的戏曲史论、作家作品专题研究中，昆曲的文学和艺术这两个层面，基本上被分离了。昆曲作为“剧”、尤其是作为文学的特征被充分阐释，而它作为“曲”的特征被大大忽略。受时代思潮的影响，研究者习惯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角度出发，强调戏曲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社会意义，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昆曲文学作为戏曲史、文学史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其“剧”的思想性和现实意义也随之得到张扬。通过这种方式，昆曲文学的地位和价值无形中得到默认。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附属于戏曲史、文学史研究的方式，表明了昆曲作为“剧”和“曲”的统一体，在戏曲史上的独特地位并未被研究者自觉的凸显出来。

　　三、昆曲艺术论著

　　1956年《十五贯》进京演出，《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以后，昆曲理论研究很快获得发展。理论界开始重新认识昆曲的价值，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刊载关于《十五贯》的专论。黄克保《昆剧十五贯中过于执形象的创造》（《中国戏剧》，1956年06期）、张季纯《昆曲〈十五贯〉改革工作中的几点经验》（《北京文艺》，1956年6月号）、张庚《向〈十五贯〉的成功经验学习》（《剧本》，1956年6月号）等，均以《十五贯》为出发点，对昆曲的思想内容、人物塑造和改编方式进行分析和总结（互见本论文第一章第二节）。除了以《十五贯》为出发点讨论昆曲剧作以及与此关联的社会问题之外，也有的研究者对以《十五贯》为代表的昆曲进行了音乐、表演等方面的探讨。可以说，真正将昆曲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加以体认的，是一系列昆曲艺术论著的出现。在《十五贯》的演出和学习热潮下，昆曲文献资料的收集，尤其是昆曲舞台艺术方面的论著纷纷出版。

　　文献资料方面：路工、傅惜华编《〈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作家出版社，1957年）收录了与《十五贯》故事演变有关的话本、秦腔、京腔、鼓词、弹词、木鱼书和宝卷等文艺样式的剧本，为戏曲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昆曲剧目索引汇编》（苏州市戏曲研究室编印，1960年）记录了由曾长生口述的苏州全福班及昆剧传习所常演剧目名单，并包含了苏州戏曲研究室未刊印过的昆曲藏本编目。由于《十五贯》引起了昆曲演出活动的活跃以及昆曲院团陆续建立，因此昆曲纪念活动中产生了文献、史料汇编性质的论著。例如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编《昆剧观摩演出纪念文集》（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和金紫光主编《北方昆曲剧院建院纪念特刊》（北方昆曲剧院刊印，1957年）等，均属于重大戏曲活动的纪念集，收录了戏曲专家在戏曲座谈会或艺术报告会上的发言，对当时戏曲活动的流程、参与人员及活动内容有所记录，有利于人们了解当时昆曲发展的整体环境。

　　表演艺术方面：由于昆曲演员的地位得到提高，昆曲表演艺术受到重视，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了老一辈演员的传记和谈艺录。白云生的《生旦净末丑的表演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记录了北方昆曲的表演艺术，展示了北方昆曲不同于南方昆曲的艺术特点。华传浩演述、陆兼之记录整理的《我演昆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徐凌云演述，管际安、陆兼之记录整理的《昆剧表演一得》（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1960年）记录了这些南方昆曲演员如何表演自己的拿手戏，如何对其中的人物进行理解等艺术要点。徐渊、桑毓喜记录整理的《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录》（苏州市戏曲研究室编印，1963年）记录了昆曲在宁波的生存、发展情况，包含了宁波昆剧老艺人的剧目戏码、艺术特点等内容，无论是对于昆曲江湖班的演出研究，还是对于戏曲民俗研究，都很有价值。演员是昆曲艺术的直接承载者和呈现者，他们口述的材料一方面记录了自己在旧社会的艰辛生活，另一方面比较细致的描述了多年来的表演心得和艺术技巧，对于昆曲研究者和爱好者掌握史料、继承和发扬昆曲舞台艺术特点大有裨益。

　　昆曲音乐方面：钱一羽《昆曲入门》（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介绍了曲学基本常识，是学习昆曲知识的入门读物。上海昆曲研习社研究组编《昆剧曲调》（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由赵景深、俞振飞、徐凌云、管际安等人执笔，重点介绍了昆曲格律、宫调、曲牌、唱腔等内容，还用简谱译出了昆曲中的部分代表性唱腔曲调，深入浅出。谢也实、谢真茀的《昆曲津梁》（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也对昆曲的识谱、歌唱、填词、作曲进行了简明的介绍，方便昆曲爱好者使用。

　　舞台美术方面：金紫光《昆曲脸谱》（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采录了北方昆曲名净侯玉山的脸谱十幅，附有介绍昆曲脸谱发展历史即艺术特色的专文。曾长生口述、徐渊整理的《昆剧穿戴》（苏州市戏曲研究室刊印，1963）记录了苏州全福班和昆剧传习所常演戏码的人物装扮，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可见，这些专论昆曲的著作紧密联系着艺术实践，侧重于史料搜集和整理，注意对昆曲知识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它们对于传扬昆曲知识、保存昆曲口述史料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以学术研究的标准来看，它们还没有构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原因之一，这些昆曲艺术论著很多都是由老艺人口述，所以经验色彩浓厚。原因之二，在当时昆曲力量并不强大，知音甚少的情况下，一些昆曲研究者和爱好者希望通过“通识性”的“教材”，让广大群众了解昆曲，这自然不必要将昆曲知识写成艰深的理论著作。

　　纵观20世纪50、60年代的昆曲研究，在学术观念上，昆曲研究者基本上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使这一时期的昆曲史论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人民性”、“阶级意识”成为人们热衷使用的话语。即使是昆曲艺术方面的通识性书目和演员谈艺录，其作者也力图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只不过，与昆曲作家、作品的思想分析、内容评价类著作相比，昆曲艺术类著作在阶级斗争等观念的运用上显得疏远一些。在学术方法上，昆曲研究者一方面对传统考据学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普遍运用了域外学术方法，只是，与20世纪前期有所不同，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统领着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