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昇最初是以诗闻名，也写过《四婵娟》等杂剧，但他的传奇大作《长生殿》于康熙二十七年（即1688年）问世后，人们就只记得《长生殿》的作者洪昇，忽略了洪昇其它方面的成就了。吴作梅在《长生殿跋》中言：“世人争演之，徒以法曲相赏，且将因填词而掩其诗文之名”。可见在世人心中，《长生殿》的轻重地位。“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成了脍炙人口的一句俗谚，这句由《千钟禄·惨睹》和《长生殿·弹词》中的唱词代表了当时最为流行的昆曲戏目。1689年《长生殿》因演出而致祸，但时至今日，这漫长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有演出记录。它不仅成为昆曲舞台上的保留折子戏，而且为我国的多种艺术形式所改编，这些都显示了《长生殿》不朽的舞台艺术生命力。

　　在洪昇生活的时代，喜爱昆曲艺术的人士无不爱看、爱听和爱唱《长生殿》。徐灵昭指出，此剧诞生之后，“—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毛奇龄亦曾说：“一时勾栏多演之”。朱襄说：“余于燕会之间，时听唱《长生殿》乐府，盖余友洪子昉思之所谱也。”胡荣则说“昉思此剧，不惟为案头书，足供文人把玩。近时燕会家纠集伶工，必询《长生殿》有无，设俳优非此，俱为下里巴词，一如开元名人潜听诸妓歌声，引手画壁，竞为角胜者。”尤侗讲到：“一时梨园子弟，传相搬演，关目既巧，装饰复新，观者堵墙，莫不俯仰称善。”从这些随着《长生殿》剧本而刊刻的《序》或《跋》中我们可以得知当年《长生殿》的盛演和流传极广，观众爱看，梨园爱演，甚至于戏班因为能演此剧而“缠头为之增价”，如果某个演员不能演出此剧，立即被打入冷宫，封为“下里巴词”。

　　《长生殿》的流传远广，主要还是剧作本身的优秀，就像吴舒凫所言的“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广远”。洪昇本是一个以诗成名之人，其文采自不当说，加上其熟谙昆曲，因此《长生殿》的文辞自不消言。加上赵秋谷为之制谱，吴舒凫为之论文，徐灵昭为之订律，因而《长生殿》是非常合腔依律的。恰如吴梅称赞的：“《长生殿》则集古今耐唱耐做之曲于一传中，不独生旦诸曲，出出可听，即净丑过脉各小曲，亦丝丝入扣，恰如分际。”不止如此，洪昇对戏曲场面也很熟悉，如《舞盘》一出，杨贵妃在入盘跳舞前，剧本是这样描述的：“场上设翠盘，旦花冠、白绣袍、璎珞、锦云肩、翠袖、大红舞裙，老、贴同净、副净扮郑观音、谢阿蛮，各舞衣、白袍，执五彩霓旌、孔雀云扇，密遮旦簇上翠盘介。乐止，旌扇徐开，旦立盘中舞，老、贴、净、副净唱，丑跪捧鼓，生上坐击鼓，众在场内打细十番合介”。在这段描述中，有切末的设置，有演员的服化规定，有场面的调度，有演员动作的指导。有了如此细密的安排，当然很容易组织演出。《长生殿》中对曲白、科介、切末的使用表明了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昆曲脚本，加上前面说到的它的合律依腔，所以非常方便梨园搬演。 

　　关于《长生殿》的全本戏演出

　　洪昇在世时，《长生殿》是以全本戏演出为主。《长生殿》完稿后，北京的聚和班乃演之，一时盛况空前，在京城造成轰动。当时的康熙帝闻说，亦观看了《长生殿》的演出。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卷六则有记载说，《长生殿》初成，授京师内聚班演唱，“圣祖览之称喜，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王称之。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董潮《东皋杂钞》卷三，亦有记载曰：“康熙戊辰中既达御览，都下艳称之。”王芷章在《清升平署志略》中说“其后洪昉思之《长生殿》成，亦尝蒙圣祖赏识，”洪昇的好友金埴也说过此事：“所著《长生殿》，亦入内廷，今优人多搬演之者”。上行下效，因为康熙帝这个当时中国最高位人物的首肯和喜爱，《长生殿》的演出越来越红火。徐珂在《清类稗钞·戏剧类》中也说过：“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费，较之御赏且数倍。”戏班在“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宴会上演出，所得到的赏赐比圣祖康熙给的“白金二十两”还多。

　　在北京的戏班中，聚和班因擅演《长生殿》而出名，赚了不少钱，为了感谢洪昇，他们于1689年8月，在洪昇府邸演出《长生殿》。却因是在丧服未除时演剧，被人告发，洪昇被革除了国子监监生的名号，《长生殿》也一度缀演。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据徐珂介绍说：“聚和班优人乃请筵为洪寿，即演是剧以侑觞。某日，宴于宣武门外孙公园，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及给谏黄六鸿。黄奏谓皇太后忌辰，设宴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益都赵秋谷对簿自承，经部议革职。一时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秋谷及海宁查夏重其最著者。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赵年仅廿八，竟废置终其身。洪放归，旋堕苕霅间而死。当时编修徐嘉炎，亦与宴对歌，赂聚和班优人，诡称未与，得免。都人有口号云：‘国服虽除未满丧，何如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三分错，莫把弹章怨老黄。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周王庙祝本轻浮，也向长生殿里游。抖擞香金求脱网，聚和班里制行头。’徐丰颐修髯，有周道士之称。后官学士。或曰，黄由知县行取入京，以土物诗稿遍赠诸名士，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谢。’黄衔之刺骨，帮有是劾也。”金埴回忆说：“康熙戍辰朝彦诸名流，闻《长生殿》出，各醵金过昉思邸搬演，觞而观。会国服未除，才一日，其不与者嫉构难，有翰部名流坐是罢官者，后其本遂经御览被宸褒焉。”各家对《长生殿》演出招祸的记述、分析不太一致。有人说是康熙朝内的南北党争，有人说是黄某者因为此次大宴未得邀请，嫉恨在心，告发而致，还有其他一些叙述。

　　当然《长生殿》因演出而致祸，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倚”，这次祸从天降，从《长生殿》的演出史来年，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大帮人被革除功名，这肯定不是好事，但对《长生殿》剧作本身而言，却很难判定此次事件的好歹，很有可能因为这次演出致祸，反而加速了《长生殿》的流传。如吴梅就曾说：“即如《长生》一剧，非在国忌装演，得罪多人，恐亦不能流传远且广者如是也”。又说，“初登梨园，尚未盛行，后以国忌装演，得罪多人，于是进入内廷，作法部之雅奏，而一时流转四方，无处不演此记焉”。吴梅就认为《长生殿》因为在国忌期间演出而导致其流传广远。

　　康熙三十年初春，即1691年，据《长生殿》演出致祸才仅两年，京师就有《长生殿》的演出记录。李苍存的诗可证：《观演长生殿剧，因寄洪昉思、陈子厚、查夏重、顾子胄，并呈赵秋谷先生四首》，末有句云：“潘郎才调祢生狂，那有风流不中伤。力为翰林添故事，世间唯有赵春坊。”不仅在北京照演，他处也一样演得热闹：

　　王友亮《双佩斋文集》卷三记山西平阳亢家： 

　　国初巨富，有“南季北亢”之称。……康熙中，《长生殿》传奇初出，（亢氏）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两。

　　石韫玉纂《苏州府志》卷一百四十八引《顾丹五笔记》：

　　康熙三十一年，织造李煦莅苏……延名师以教习梨园，演《长生殿》传奇，衣装费至数万，以致亏空若干万……

　　厉颚《樊榭山房文集·书项生事》：

　　项生故吴产，曾隶江淮大吏某家乐部，令习《长生殿》新声，为杨玉环。…… 

　　在这次演出惹祸后六年，即1695年，《长生殿》就得以授梓，全面印行。如果康熙帝真对此剧痛恨封杀，决不至于再让《长生殿》在自己眼皮下演出，更不至于事隔六年就默许其印行。所以康熙帝当初对《长生殿》演出事件的处理应该不是针对《长生殿》剧作本身。1695年至1704年间，《长生殿》的几次大型演出都与朝廷命官有关，或大力支持、或直接参与主办，如江宁巡抚宋荦、云间提帅张云翼、苏州织造李煦之子、江宁织造曹寅等。而且据丁汝芹介绍，从康熙直到清末，《长生殿》传奇中《定情》、《疑谶》、《絮阁》等折在内廷长演不衰。虽然康熙政府并没有正式以公文形式表明对《长生殿》演出的解禁，但这种种默许的事件表明了政府政策的松动，因而有了洪昇去世前的几次大型演出。

　　1697年秋，江宁巡抚宋荦主持了《长生殿》在苏州的演出，“水陆观者如蚁”，极一时之盛。

　　1703年春，洪昇过吴山，正遇孙凤仪招优伶演《长生殿》。

　　1704年春末，就是洪昇六十岁那年，还有《长生殿》全本演出的详细记录。金埴在《不下带编》中记述着：“甲申春杪，昉思应云间提帅张侯云翼之聘，依依别予去。侯延为上客，开长筵，盛集文宾将士，观昉思所谱长生殿戏剧以为娱。时织部曹公子清寅闻而艳之，亦即迎致白门，南北名流悉预，为大胜会。公置剧本于昉思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优人扮演一折，公与昉思讐对其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才毕。两公并极尽其兴赏之豪，互相引重，致厚币赆其行，长安传为盛事。迨返櫂过乌戍，昉思遽醉而失足，为汩罗之投。”在《巾箱说》中又云：“昉思之游云间、白门也，提帅张侯云翼降阶延入，开宴于九峰三泖间，选吴优数十人，搬演《长生殿》。军士执殳者，亦许列观堂下。而所部诸将，并得纳交昉思。时督造曹公子清寅，亦即迎至于白门。曹公素有诗才，明声律，乃集江南北名士为高会。独让昉思居上座，置《长生殿》本于其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优人扮演一折，公与昉思讐对其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始阕。两公并极尽其兴赏之豪华，以互相引重，且出上币兼金赆行，长安传为盛事，士林荣之。迨归至乌镇，昉思酒后登舟，而竟为汩罗之投矣。”这两条记载可以相互印证：1704年有两次重大的演出，一是松江的张云翼邀约前去观看《长生殿》的演出，军士们皆受邀观赏；一是南京的曹寅约请洪昇前往，观看《长生殿》全剧。在曹寅府上，洪昇受到了非常的礼遇，不仅让他居上座，同时他和曹寅还各持一本《长生殿》，场上每演一出，既对照着剧本进行核对。不幸的是，归途中，洪昇酒后坠江而亡。其后难见《长生殿》五十出长达三昼夜的演出了。

　　洪昇在世时，除了有《长生殿》全本的演出外，另外还有节选本的演出。《长生殿》的全本演出，不仅费时，需三昼夜，而且费钱，顾公燮在《顾丹五笔记》说：“公子（指苏州织造李煦的儿子，一个戏迷，办有家班）性奢华，好串戏，延名师以教习梨园，演《长生殿》传奇，衣装费至数万。”还有前面讲到的山西亢氏家班，演出《长生殿》是“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两”。这些昂贵的演出成本表明，全本《长生殿》的演出是富贵人家的专利，民间艺人和普通观众是消费不起的。民间艺人除了消费不起金钱外，也耗费不起时间。

　　对这个问题，王永健的分析非常独到，他说：“金埴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康熙年间演出全本《长生殿》的时间——三昼夜（当然包括用膳、睡觉和小休等所费时间），以及贵族富商、名公士夫和文人雅士如何欣赏演唱的情况。三昼夜始能演唱全本《长生殿》，时间是够长的了。但当时上流社会既有闲适的时间，又有昆戏之癖，只要能欣赏精湛的演唱艺技，品评杰出传奇的韵味，即使‘三昼夜始阕’，也是乐此不疲的。但是，下层群众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虽亦喜爱昆戏，欣赏《长生殿》，但不可能三昼夜沉浸于全本的《长生殿》演出之中。因此，民间戏班往往演出艺人们‘妄加节改’的《长生殿》。”

　　洪昇自己曾说：“今《长生殿》行世，伶人苦于繁长难演，竟为伧辈妄加节改，关目都废”。可知当时梨园中的普遍情况就是如此：艺人们擅自对《长生殿》进行删节。最有力的证据是洪昇自己的好友吴人就曾干过将《长生殿》的部分出目节选后合成的删节本《长生殿》的事，因为吴人跟洪昇熟，对《长生殿》十分了解，所以他的节选本大抵应该比“伧辈”改得好，因而获得了洪昇的首肯。在《长生殿·例言》中洪昇说到：“吴子愤之，效《墨憨十四种》，更定二十八折，而以虢国、梅妃别为饶戏两剧，确当不易。且全本得其论文，发予意所涵蕴者实多。分两日唱演殊快。取简便，当觅吴本教习，勿为伧误可耳。”甚至洪昇还替吴人打起了广告，如果要用节选本就用吴人的吧。由此可知，当时对《长生殿》的改编就是乱七八糟的，洪昇本人亦看不过去了。

　　但是艺人们不一定能看到吴人更定的二十八折节选本，或者说即使看到了，他们也不感兴趣，他们按照自己对《长生殿》的理解来进行着改编，进行着演出。这一点洪昇或吴人是无能为力的，更何况当年还谈不上版权制。

　　至于说《长生殿》全本演出是否在洪昇过世后仍有，需要分析这方面的有关材料。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五之《新城北录下》中云董美臣擅长演《长生殿》：“小生陈云九，年九十演《綵毫记》吟诗脱靴一出，风流横溢，化工之技。董美臣亚于云九，授其徒张维尚，谓之董派。美臣以《长生殿》擅场，维尚以《西楼记》擅场，维尚游京师时，人谓‘状元小生’，后入洪班。”虽说董美臣以《长生殿》擅场，但不能借此说《长生殿》曾全本演出。或者又可在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卷五之《新城北录下》中再找到一则材料，就是大张班在演出《长生殿》时黄全堂：“他如大张班，《长生殿》用黄全堂，”但也不能肯定是演《长生殿》中的串折戏还是全本戏。颜长珂也说道光年间的春台班艺人丽春堂堂主张金麟也能演全本《长生殿》。

　　可是仅凭以上几说仍然很难确证这些是《长生殿》长达五十折的全本演出。不管是在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还是朱建明、颜长珂辑录的春台班的戏目，都看不到《长生殿》全本戏演出出目方面更为详细的资料。另外，在焦循的《剧说》卷六最后，有一条注释这样记述着：“稿本此卷中有已删去者一条，今录于下：‘班中演《长生殿》者，每忌全演，相传全演则班必散。乾隆三十几年，长白伊公按鹾两淮，故令春台班演全部《长生殿》以试之，乃是秋春台班竟以他故散去。赵仰葵所云。’”大概这是最有可能的《长生殿》全本演出，但是从朱建明辑录的《乾隆三十九年春台班戏目》来看，那时春台能演出的《长生殿》戏目不过就只有“定情、赐盒、惊变、埋玉、闻铃、弹词”等出，另外还有几出也应该是《长生殿》中的出目“舞盘、赠珠、献发、窥醉”等。如果这是长达五十出的《长生殿》演出，作为一个戏班来说，经常上演的折目不应该只有这几出，所以我认为即便如焦循所记，春台班演出全部《长生殿》，这个“全部《长生殿》”也不应该就是全本长达五十出的《长生殿》。所以说，进入乾嘉后，《长生殿》长达五十出的全本演出，已很难寻觅到了。

　　我们来仔细辨别这些材料，我分析后的结果就是洪昇在世时，《长生殿》时有全本戏的演出，同时也有大量节选本的演出，尽管除了一个吴人的本子得到了洪昇本人的允许外，别的都是自己改写本。洪昇过世后，《长生殿》长达五十出的演出就没有再大规模的进行了。原因主要是：一，如果能按《长生殿》全本长达五十出来进行演出的话，那在戏曲史上一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应该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记录。但是至今并未有人发现。二，乾嘉以后，昆剧势衰，皮黄兴盛，活跃于昆剧舞台的只是一些折子戏了，要演出全本《长生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民国时期，如苏州的昆剧传习所学员所组成的新乐府及仙霓社昆班，他们经常打着上演全本《长生殿》的旗号来演戏，演出的所谓全本《长生殿》，不过是一些串折戏或者说是小本戏，因此在没有看到更为详细的资料前，我不敢贸然地认为这些说演出“全本”或“全部”《长生殿》的演出是长达五十出的全本《长生殿》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