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戏剧发展的漫长过程，家庭戏剧演出活动自秦汉迄明清，全面地介入了中国古典音乐、文学、戏剧等众多的文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避免了音乐文学作品的“案头化”倾向，而且提升了音乐文化的消费功能。就明代家庭戏剧演出活动而言，它不但将明代的戏剧创作、戏剧演出和理论批评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对明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明代家庭戏剧演出对明代戏剧发展的影响
1、加强了戏剧创作的文人化倾向
家庭戏剧演出活动在明代的兴起和繁盛，使文人开始广泛地接触并参与到了戏剧活动中。尤其是，大量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不但醉心于观赏戏剧演出，而且还通过撰写戏剧剧本、指导家庭戏班排练演出的方式，积极参与到了明代戏剧的创作中，不但推动了明代戏剧创作的繁荣，实现了戏剧创作“案头”与“场上”的交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戏剧创作的“案头化”倾向，而且明显加强了戏剧创作的“文人化”倾向，致使古典戏曲在明代的发展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首先，戏剧语言的雅丽化。在明代戏剧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不乏语言质朴的戏剧作品，但是与元代相比，大多数戏剧作品的语言却是典雅华丽的。一方面，与艺人的艺术追求不同，文人作剧追求精雕细琢、脱俗入雅，那么在戏剧创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大量地用到“清丽之词”；另一方面，对明代文人来讲，戏剧创作只是一种高雅的娱乐方式和可以展现自身才华的文字游戏。因此，在戏剧创作过程中，他们比较注重遣词造句和使事用典，使戏剧语言基本上失去了元代戏剧浓重的民间色彩，形成了明代典雅清丽的文人风格。
其次，伦理说教色彩变浓。徐子方教授认为明代戏剧作品之所以普遍带有浓重的伦理说教色彩，原因在于明代文人的戏剧创作心态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作剧不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出于阶级本能的归属要求”。而笔者认为，除此以外，明代戏剧带有浓重的伦理说教色彩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教育文化体制的限制。一方面，明代文人饱受儒、释、道三家文学经典的熏陶，封建伦理思想必然会在其内心深处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另一方面，明代科考以理学家批注的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强化了封建伦理思想对文人的影响。因此，明代戏剧作品普遍带有浓重的伦理说教色彩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再次，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发展。元代戏剧作品中虽然也有一些浪漫主义的描写，但是，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戏剧创作中被广泛使用且大放异彩，是从明代开始的。尤其是明代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个性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文人剧作家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和加强，再加上文人天生的感性和浪漫，使得明代后期的戏剧作品将描写对象锁定在了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憧憬上，促进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在传奇创作中的广泛应用和长足发展。其典型的表现是：这一时期，剧坛上涌现了一大批通过浪漫幻想的方式描写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层层阻碍而获得爱情自由的作品，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朱金藩的《风流院》、陈六龙的《雷峰记》以及孟称舜的《娇红记》。
最后，戏剧题材的时事化。明代中后期，严重的内忧外患，不但影响了明王朝的政权稳定，也唤醒了文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主体意识，引起了文人对君权至上的政治格局的反思和对社会黑暗现实的砭伐。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人历来注重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他们将文学写作的目的阐发为“明道”，甚至将文学作品视作“经国大业”和“不朽盛事”。明代文人也是如此，反映在戏剧史上，便有了王世贞的《鸣凤记》、史粲的《忠孝记》、张岱的《冰山记》、穆成章的《洗剑记》、张凤翼的《平播记》等等，一大批反映明代政治军事斗争、揭露社会黑暗的戏剧作品的应运而生，开启了戏剧作品取材于当代历史事实和重大政治斗争的创作新模式。
2、提高了明代戏剧演出的艺术水平
明代家庭戏剧演出活动的组织者，通常是知名的官绅富户，他们不但对组织、观赏戏剧演出具有满腔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而且精于“词曲之道”，对戏剧演出艺术有较高的追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而不惜花重金蓄养家庭戏班，通过精心培养演员以及对剧本的深入研究和导演排练来贯彻自己对戏剧的审美主张，极大地提高了明代戏剧的演出水平。
为了追求一流的演技，精通音律、酷爱戏曲的家庭戏班主人对班中优伶日常的度曲和表演训练投注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与指导。如潘之恒《鸾啸小品·情痴》记载吴越石家班说：“博雅高流，先以名士训其义，继以词士合其调，复以通士标其式”。所以，其家乐演《牡丹亭还魂记》“能飘飘忽忽，另番一局于缥缈之余，以凄枪于声调之外。一字不遗，无微不极。”如潘之恒《鸾啸小品·广陵散二则有序》记载汪季玄“教吴儿十余辈。竭其心力。自为按拍协调。举步发音，一钗横，一带扬，无不曲尽其致。”又如张岱《陶庵梦忆·朱云崃女戏》记载“朱云峡教女戏，非教戏也。未教戏，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箫管、鼓吹、歌舞，借戏为之，其实不专为戏也。”也有聘请著名曲师前来指导的，如阮大铖《春灯谜·自序》对其请教习陈裕所指教家优一事记载到：“有裕所陈君者称优孟耆宿，无论清浊疾徐，宛转高下，能尽曲致，即歌板外一种颦笑欢愁，载于衣褶眉棱者，亦如虎头道子，丝丝描出，胜右丞自舞《郁轮》远矣。”因此，张岱《陶庵梦忆·阮元海戏》一则评价阮大铖的家庭戏班“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色勒，尽出苦心，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其串架斗笋、插科打浑、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至于《十错认》之龙灯，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戏；《燕子笺》之飞燕、之舞象、之波斯进宝，纸札装束，无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
当然，也有不少家庭戏班的主人对戏剧演出时的舞台调度比较关注。如《陶庵梦忆·刘晖吉女戏》记载：
刘晖吉奇情幻想，欲补从来梨园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宫》，叶法善作，场上一时黑魃地暗，手起剑落，霹雳一声，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圆如规，四下以羊角染五色云气，中坐常仪，桂树吴刚，白兔捣药。轻纱慢之内，燃赛月明数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撒布成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为戏也。
可见，刘晖吉不仅注重戏剧演出时舞台的装饰与布景，更在乎戏剧演出过程中，声音、光线和布景的相互配合。可以说，他对装饰与布景的大胆改革，为我国古代戏剧舞台美术，尤其是景物造型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推动了戏剧理论批评的深化
明代家庭戏剧演出的繁盛，为丰富戏剧理论家的观剧实践，及时总结戏剧创作与表演的经验，促进戏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深化戏剧理论批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正是基于明代家庭戏剧演出活动的繁盛和戏剧理论家丰富的观剧经验，明代中期以来的戏剧理论发展，才得以摆脱明代前期“戏剧理论批评继元人之余绪……总的趋势不够活跃，经验总结、问题讨论等甚少，理论匮乏，进展缓慢”的局面，涌现出了李开先、徐渭、王世贞、沈環、潘之恒、王骥德、祁彪佳等一大批知名的戏剧理论家和《词谑》《南词叙录》《曲藻》《曲品》《曲律》《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等诸多深刻影响戏剧发展的理论著作。
与元代相比，明代戏剧理论的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创作演出理论的深化。明代明中期以来，在戏剧理论的阐释与戏剧创作的实践中，理论家出于演出需要的考虑，都开始普遍关注所谓戏剧“本色当行”的问题。不论是魏良辅《曲律》中的声乐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对于“本色语”及“声”和“辞”之间关系的探讨及吕天成《曲品》中的“双美说”，还是徐渭、沈璟、徐复祚、王骥德、冯梦龙、祁彪佳、凌漾初等人戏剧理论著作中对于戏剧创作、演出过程中的“本色”、“当行”、“风神”、“虚实”等问题的研究，都已经超越了元代胡祗遹、杨维桢、周德清等人对于戏剧创作、演出技巧的认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戏剧的创作演出理论。
第二，美学理论的深化。“技进于道，是对艺术更高层次的追求。”在戏剧创作和演出技巧研讨之余，从美学的角度去审视戏剧创作和演出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继而总结出一些带有艺术哲学色彩的认识，有助于将戏剧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如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潘之恒《鸾啸小品》中的《神和》和《情痴》三篇文章，要求创作者和演员在戏剧创作和演出过程中要神情归一、形象逼真地去模人状物，以求创作和演出由“技”的层次升华到“神”的层面。这样的一些理论观点，无疑对于深化中国古典戏剧美学理论和丰富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鉴赏品评理论的深化。明代文人的笔记小说，常常会涉及作者对家庭戏剧演出的一些直观的感受。虽然这些“感受”与当时专门的戏剧理论著作相比，还显得比较随意、不够规范，但是这些随意的文字却暗含着对家庭戏剧演出品评鉴赏所必需的一些理性的思考。比如，潘之恒的《鸾啸小品》和张岱的《陶庵梦忆》都有大量精彩的文字记录明代末期官宦和民间的家庭戏剧演出活动，而且评价的地域遍及秦淮、两湖和江浙地区，评价的演员有歌妓、串客和知名的家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演员的评价，除了外表形象和内在素质之外，还比较注重舞台表演的准确性、分寸感以及表演格调的雅俗高低。
二、家庭戏剧演出对明代社会文化的影响
从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到思宗朱由检自缢，最终由高度专制下的大一统走向了积贫积弱的封建皇权的没落。在这两百多年里，随着封建统治的步步松懈，文人缙绅开始主导社会文化的重新构建。也即是郭英德先生所说的“文化权利下移”，“明代文化构建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即以阜家贵族为代表的贵族文化，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文人文化和以下层百姓为代表的平民文化，三者共同构成相对平衡的文化结构。一般地说，贵族文化总是顽固地接续着古典的传统，平民文化往往活跃地标示着时代的风貌，而文人士大夫则处于这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与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因缘联系，形成一种亦此亦彼而有非此非彼的独具风貌的文化。”
家庭戏剧演出活动，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兴起、发展并达到繁盛的。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决定，决定它们的归根到底仍然是现实生活。”有趣的是，明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家庭戏剧演出活动的影响是相互的。换言之，明代特殊的社会文化为家庭戏剧演出活动的兴起和繁盛创造了条件，而家庭戏剧演出活动也对社会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具体如下：
1、社会风气的转变
关于这个问题，王家东曾从明代“观众对戏剧选择”的角度分析过，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改变的前提下，明代社会风气发生了社会心理“由自信自负到哀怨尚情”、审美趣味“由尚俗到尚雅”、精神选择“由尚旧到崇新”三个方面的转变。
毫无疑问，王家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从“家庭戏剧演出活动对社会风气影响”的角度来考量明代社会风气变化，我们就有必要在其结论的基础上，加上消费观念由“民俗勤俭，不竟浮华”到“崇奢黜俭”的转变，作为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了。
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家庭戏剧演出活动的日渐繁兴，文人缙绅蓄养家庭戏班的现象愈发的普遍起来了。其中，除了少数失意官场的文人是以蓄养家庭戏班的方式来消磨时间、抒发心中苦闷和实现自己艺术理想之外，而大多数人只是为了炫富和满足自我声色之娱的需要罢了。而且，每次家庭戏剧演出的举办，都会伴随着奢侈的宴会。人们不再以纵欲享乐、放浪形骸、纵情声色为耻，购买优童，宴集吃喝、修建园林、观戏如痴之风蔚然兴起。
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说，潘允端曾为了组织家庭戏班演唱昆山腔，专门从上海跑到了江浙一带购买“戏子”，并斥资修建了占地七十余亩的“豫园”；董含《莼乡赘笔》则记载，顾正心为让一个少年扮演《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甚至不惜“立取白粲三百石送其家”；而据祁彪佳日记记载的情况看，他一个月内观看戏剧演出的次数竟然高达十次；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更是记载，
余少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规、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近一士夫请袁泽门，闻肴品计百余样，鸽子、斑鸡之类皆有。
宴会的规模越变越大，所用菜肴越来越丰盛，一桌酒席菜品竟然有百余样之多，足见当时宴会吃喝之奢侈。
更令人瞠目的是，张岱《陶庵梦忆》中，所记“包涵所”：
西湖三船之楼，实包副使涵所创为之。大小三号：头号置歌筵，储歌童，次载书画，再次偫美人。涵老声妓非侍妾比，仿石季伦、宋子京家法，都令见客。靓妆走马，媻姗勃窣，穿柳过之，以为笑乐。明槛绮疏，曼讴其下，擫龠弹筝，声如莺试。客至则歌童演剧，队舞鼓吹无不绝伦。乘兴一出，住必浃旬，观者相逐，问其所止。
包涵所的楼船，真可谓精妙绝伦啊！首先，这艘三层高的楼船，功能分区相当明确——有“置歌筵”的演艺区、“载书画”的休闲区和“偫美人”的生活区。其次，这艘楼船的装饰，非常精美，这一点从“明槛绮疏”四个字局可以看得出来了。最后，楼船上的演出也是精彩绝伦，不论平常老声妓的“曼讴”、“弹筝”，还是待客之时的“歌童演剧”，能引得岸上“观者相逐”，足见其精彩绝伦之处。
当然，在这样一种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奢侈为高的社会大环境下，张岱在其《自为墓志铭》中直言其“好美婢”、“好娈章”、“好骑射”、“好梨园”、“好鼓吹”，也就不足为奇了。
2、社会文化的发展
明代家庭戏剧演出活动的繁盛，不仅影响了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且影响到了当时诗歌创作和戏剧选本的发展。
第一，明代咏剧诗歌发展的深化。咏剧诗歌最早产生于南宋，元代开始数量增多。明代尤其是中叶以来，咏剧诗歌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除了记录戏剧活动、品评戏剧（包括戏剧作者和演员）之外，明代相当多的一部分咏剧诗歌针对戏剧史和戏剧理论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如江盈科《汤理问邀集陈园，杨太史、钟内翰、袁国学同集，看〈荆钗〉》一诗，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主人爱客情独诣，拣得梨园佳子弟。
歌声婉转如串珠，又似鸣泉触石际。
传奇演出号《荆钗》，恰少欢会多离哀。
极意描写逼真境，四座太息仍排徊。
或云此戏本伪撰，当日龟龄无此变。
便如说梦向痴人，添出一番闲识见。
从来天地是俳场，生旦丑净由人装。
假固假兮真亦假，浪生欢喜浪悲伤。
何如对客倾杯酒，且自雄谈开笑口。
醒能多事醉能忘，曲里糟丘真乐土。
五更酩酊金罍竭，归鞭挞碎长安月。
西窗一觉成未成，晓鸡喔喔催明发。
显然，江盈科认为，戏剧创作能“极意描写”直逼“真境”，就一定能打动观众，可以使其“四座太息仍徘徊”；而且，一味地将剧情与现实对号入座，并以此作为评价作品的依据，就容易闹出痴人说梦的笑话；因此，戏剧创作需要适当的艺术虚构，因为真亦假时假亦真，假亦真时真亦假啊！这样的一些认识，即使是现在看来，仍旧是符合戏剧乃至文学创作规律的。
此外，汤显祖与沈璟关于戏剧创作的争论，茅元仪对于戏剧艺术创新的认识，以及张岱关于戏剧表演“生”与“熟”的辩证关系的解释等等，也都是以咏剧诗歌的形式表达的，值得学人们给予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第二，明代戏剧选本的发展。《元刊杂剧三十种》的付梓刊行，标志着中国戏曲选本的开始。而伴随着家庭戏剧演出活动的发展、繁兴，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参与戏剧创作并开始重视和参与戏剧选本的编校工作，明代的戏剧选本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渐成熟。
具体来讲，明代戏剧选本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明初至隆庆年间，为继承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戏剧选本在沿袭元代选基本本体例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选本的内容和文人观念与选本编校的结合。《词林摘艳》《元曲选》等选本，不仅将所选的戏剧按题材的不同分成了“神仙道化”、“君臣杂剧”、“孝义廉洁”、“风花雪月”、“家长里短”等十五类，而且试图通过对戏剧分类的工作，来总结戏剧创作的规律。
万历年间至明末，是戏剧选本的成熟阶段。成熟期的戏剧选本不仅在数量上超越了继承发展期，而且，这一时期的戏剧选本的编选理念更为明晰，选本的编选过程中已经开始将戏曲和散曲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明确地分列开了；选本的外形更加整饬美观，大部分选都甚至配有精美的插图；选本分布的地域出江浙一带之外，江西、安徽、福建等地也有大量的戏剧选本出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