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首届中国戏剧节开幕。戏剧界的同仁们争相去北京参加庆典，笔者却心血来潮，想去基层看一看戏剧界的老百姓是怎样度过自己的节日的……

　　一、“编剧万元户”

　　谣传张林枝成为了“编剧万元户”，不大相信。一年之前，她为一个《桃花吟》的上演问题折腾得五痨七伤，怎能在短时期内暴发？

　　我不动声色的来到了攸县剧院。剧院挂牌的剧目是“通俗音乐喜剧《为了您的幸福》”，由株洲市花鼓剧团演出。这正是我所要见识的张林枝所编剧目。当日演出两场，六点一场，八点一场。两场均已客满，经与剧场联系，热心的经理将剧院工作座位给了我。我便混入了一群大男细女、张王李赵之中。

　　事先得知，这出《为了您的幸福》，是一出宣传交通安全的戏。既然是宣传戏，自然不能抱过高期望；剧场中的观众也是有组织而来的，自然也有不少的人有“接受教育”的心理准备。

　　戏开场了。剧场里仍然是一片磕瓜子的响声。我想，攸县剧院这一点不错，他们不因懒于打扫剧场而禁止观众“吃有声响的食物”；至于“影响演出效果”，那演出效果能被一点瓜子声影响，这戏好才怪哩！眼下，剧团和剧院并没有剥夺观众的这丁点“自由”……

　　果然，笑声取代了瓜子响声。我扫瞄了一下剧场，吃瓜子的不多了。我旁边的四、五个女孩，手捧瓜子包肆无忌惮地笑。一个姑娘在跺足拍手时将瓜子溅出纸包，她眼光盯住舞台，下意识地将瓜子包塞入口袋。

　　没抱期望的欣赏获得了意外的满足。

　　这个戏是九月三日正式公演的，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八十八天中共演出一百场，剧团演出收入近十万元。一个“宣传戏”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呢？我开始探究其中的奥秘。

　　在株洲，我见到了这样一个文件：《株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区交通警察队〈关于组织观看《幸福》剧的通知〉》，现摘其要点如下：

　　……

　　《幸福》剧对于帮助人们遵守《条例》有较深刻的教育意义。各单位要把观看好《幸福》剧工作作为普法内容之一和纳入年度交通安全工作评先条件之中，认真组织职工家属，中、小学生和机动驾驶员和骑自行者观看。并于×月×日前到指定的俱乐部、剧院，按预定的票数办好交款购票手续。对于没有按规定组织观看的单位，将根据区政府”双百日安全”竞赛活动的规定予以处罚直至停办有关业务工作。特此通知。

　　我们的警察办事历来是铁面无私的。党政机关各部办委局，都按指定票数购买戏票；就连历来“看白戏”的市文化局也得购票200张，去欣赏他们已经欣赏过了的，他们治下的演出。据说，有的交警队更厉害，他们通知各单位：负责人带付款委托书来开会。当然，没有不来的，因为各单位担心“按规定予以处罚直至停办有关业务”。真够玄乎的！

　　有警察的宣传和票务工作，剧团的演出得到了保障，但观众进剧场之后是否买账呢？据了解和观察，观众进入剧场之后，极少有“抽签”离座的。他们从头笑到尾，一点三、四十分钟，长短恰到好处。

　　交警们的热情是少有的，他们为演出东奔西跑，心甘情愿，我在观看此剧之后才了解个中奥妙。

　　这个戏描写了一个正直无私、办事认真的交通警察罗米多的工作和爱情生活，戏中也不乏感人之处。比如罗米多由于坚持原则得罪了未过门的岳家，爱情遭受了挫折，他唱道：

　　……自从踏入岗亭内，好似红薯进灶煨，酸咸苦辣谁知味，冬熬雪雨夏听雷。十五年，站直了马路站弯了背，十五年，白脸汉变成了黑乌龟，十五年，路上的小车换了好几辈，十五年，我还是光棍一条无家可归……穿这警服我不悔，交警不是无作为。没有我、城市失却一手臂，没有我、繁忙交通谁指挥？没有我、多少人要作车下鬼，没有我、市长也得皱双眉。交警不求人赞美，但求理解慰心扉！

　　——原来，剧作理解和赞扬了被称作“马路桩子”的交通警察，警察们怎么不会为戏剧迎接观众而奔走呼号呢？！

　　我于是大悟：这戏不仅仅是宣传，而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肯定，因此，作为回报，“人”便肯定了戏剧。

　　有人借用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来评价这一演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团”。株洲市花鼓剧团的同志赞同这一说法。今年演了这出戏，剧团的日子比往年要好过得多；八九年上半年，他们将去省内各省辖市巡回演出，这样，在度日如年的苦命的戏剧界，他们算是幸运儿了。

　　当我见到张林枝，她不免有些春风得意，爽快地说：“写戏十几年，才尝到写戏的甜头。以前怕写中心，反对写中心，现在才知道写中心的好处。今后谁要我写中心，我还会乐意去写。”“当然利也要，名也要，我还会要写一部让专家也买账的作品来……”

　　面对着这一切，我百感交集，难以对答。这是戏剧的幸运，抑或是戏剧的悲哀？而对张林枝，我只有一个祝愿：愿她成为万元户，也祝她写出举世公认的好作品来。

　　二、无声的哭泣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湖南文化报》和《长沙晚报》报道了两条发生在十月份的新闻，一条是《常德市发生辱打演员的恶性事件》，一条题为《湖北舞协艺术团金刚遇险记》。且摘录如下：

　　10月20日晚，安徽皖北歌舞团演员在应邀来常德市武陵区巡回演出中遭到当地流氓的侮辱和殴打。团长和两演员受重伤，一女演员被劫持侮辱达一半小时之久，演出设备被捣毁一空。

　　第二条新闻是：

　　中国舞蹈家协会湖北分会艺术团结束了在浏阳县城的演出，于10月11日上午乘坐湘运129次长途汽车赶往醴陵市演出。这趟客车中，除了艺术团的29多名演职员以外，还有几位浏阳本地乘客。其中3名家居浏阳金刚乡的乘客上车以后，把一包蔬菜放在汽车行李架上，蔬菜中的水珠断断续续地滴落在一名女演员的衣服上。这名女演员要求将蔬菜挪动一下，可遭到对方拒绝。一名男演员帮这位女演员说理，双方争执起来，继而互相扭打。艺术团的其他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双方拉开，事态总算平息。可金刚的乘客仍不服气，威胁说：“你们还想不想下车？”

　　汽车到达金刚，当地的3名乘客临下车时，突然将驾驶员的车钥匙抽出来，与其他两名乘客一起下了车。……没有多久，金刚乘客便叫来一伙人，手持棍棒，从车窗、驾驶室爬进车厢，强行抢走艺术团演员的牛仔衣、粗毛衣和羊毛衫各一件，手表一块，现金200多元，并见了男演员就打。一名电吉他演奏员头部、手腕、背部、肩胛等多处被木棍打伤，鲜血直流，当即处于昏迷状态。围攻殴打近一个小时，围观的当地群众达几百人，竟无一人出面制止，艺术团人员苦苦哀求，这伙人仍余怒未消，竟提出要100元现金。无可奈何，演员们只好凑足100元钱交给他们，才被允许乘这辆客车离开金刚。

　　……

　　这十天之外发生的两件怵目惊心的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不久亦获得了妥善的处置。

　　但是，发生在基层剧团中、更多的并无新闻价值的、属于演职员们心灵的创伤，又有谁去抚平呢？

　　一位剧团团长伤心地对我说：“最使人寒心的是，我们的社会地位日益低下。”

　　戏剧需要发展，必须有赖于剧团的存在；剧团若要生存，就只能长期地辗转在乡村集镇。

　　在一些乡村集镇演出，由于剧场条件简陋，剧团与剧场的演出收入按八二分成。这时，便由剧团成员兼管场务工作。演员清场查票，常常与一些当地人发生冲突。在冲突中，剧团方面唯有退让，才能免于遭受殴打，这样，也还得被人斥骂一句：“朽什么？讨米的！”

　　一位演员针对这种事情说道：“是的，我们是讨米的，只是集体讨米。背着被包草席，走村串户，卖唱卖笑……”

　　演员长期在外流浪演出，就出现了新的“夫妻两地分居”。有个剧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同意剧团演员家属每月可以到剧团演出所在地探视一次，往返差旅费由剧团报销。我到一个小镇采访，这个团正好来了几名家属。演员们晚上睡觉大多是大房间，过道上，我真不知道这些探视的家属将如何安顿？然而，一到晚间散戏之后，我的疑虑全消。只见那几位演员搬来几块布景片，在舞台的乐池中隔成了几个小房间。就靠这几块景片的遮拦，这样便是他们久别新婚的“洞房”。

　　我领略到了一种莫名的辛酸。在某市，我遇到省某剧团的演员，他们全住在招待所，八元、十元一晚的床铺，在所不惜。问他们为何不象地县剧团一样地自带被盖？他们说：“三毛钱一天的被包补助费，谁带？”

　　这就是差别。是全民的，有补助也不带；是集体的，无补助也得带。难怪一些集体工总想转为全民工，因为全民工可以调入全民单位。而在全民单位，就存在这般活生生的好处。

　　在另一个剧团，我遇到了一对夫妇。他们是长沙市的下放知识青年，由于爱好文艺，才从农村调到县城。他们有一对儿女，小的带在身边，大的从三岁起就由长沙的奶奶带养。大女儿从小没在父母身边，与父母毫无感情，回到家里住几天，总闹着要到长沙去。女儿读小学，在长沙找点门路还不成问题；如今她已长大，考初中却要长沙市户口，眼下，他家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位作演员的妈妈对我说：“我女儿讲，要她回×县，她就去死。……这孩子自尊心强，总有些寄人篱下的感觉。她说得出，到时也做得出……”

　　听了此话，我哑然。以往，我总是劝一些爱好艺术的同志安心留在剧团，而此时，我不得不劝他们：“赶快想办法调回长沙，要不然……”

　　演员们被自己的家庭问题所困扰，大多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然而，更为突出的问题是：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在这次采访期间，我遇到了好几个演员评上了中级职称而拒聘的事情。下面，是其中的一次采访记录。

　　问：听说，你已评上了中级职称但拒绝受聘，是不是由于没有工资增加？

　　答：不！能增加一级工资。

　　问：那为什么拒聘呢？

　　答：我不愿意与你谈此事。

　　问：我想，你有什么牢骚和苦恼，说出来比憋在心里好，虽然我不能替你解决，但我还是可以替你反映反映。

　　答：（不屑一顾地神情）三级演员！我要什么三级演员？要挂牌倒会把观众挂跑。三级演员，三流演员……

　　问：全国都是这样，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答：反正，我不干了。现在出剧团，三十来岁，还有人要，我也能重新学点什么。要是到了四、五十岁，人老珠黄，戏也不能演，外边也没人要，后悔就迟了。你看，那是我的儿子（她指了指在远处与别的演员嘻闹的孩子），今年才两岁，拖着他，他受苦，我也受磨。剧团三天两天就转点过家，装车卸车都是演员自己。有儿子拖着，我不能参加，别人不说，我知道他们心里也有意见。临到演出，我在台上演戏，他在台边由别人带着，我总担心他跑到台上来……你去调查调查，剧团里的伢子妹子，有几个读书成绩是好的？我自己耽误了，我要考虑考虑儿子的前途……我知道，我并不蠢，做其他什么工作，我也能做得好。戏剧不景气，我为什么偏要吊死在这棵树上？！戏曲死不死，我不想妄加议论，但总不能拉我去陪葬……

　　她的话说得很绝，我觉得丝毫没有说服她的余地，因此，我也只能默默地听着。

　　在株洲市花鼓戏剧团采访时，该团的李副团长也曾说过：“现在大气候对剧团工作不利”对戏剧不利。但我想，只要能挺得住，生存下去，将来是会有好日子过的。”

　　我相信这话。也希望我们都能挺住。

　　三、另一个“舞台”

　　剧团的演职员们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我想：现在的退休演职员的今天，也许就是他们的明天。退休人员的生活过得怎样？也值得调查调查。

　　在益阳市文化局，我遇到了艺术科长，他告诉我：“早先年退休的演职员，由于退休时工资低，现在年龄偏大又体弱多病，生活过得不太好；而近几年退休的人，经过几次调资，工资都比较高，再加上他们也还有些活动能力，大多生活不错。”

　　他们退休之后都干什么呢？

　　答曰：给业余剧团排戏，外串其他剧团演出，做道场……

　　说起做道场，在益阳市区还有一件新鲜事，那就是“殡仪改革”。

　　早在三年前，益阳市区内的一闲散艺人组织起了专门的治丧班子，为死了人的丧家操劳白喜事，他们吹吹打打，唱戏守夜，颇受欢迎。

　　不久，他们发现城里居民大多居住拥挤，要做“道场”，要开追悼会，都得借材料、搭凉棚，诸多不便。

　　早在六十年代，益阳县花鼓剧团创造的活动舞台闻名遐迩。那舞台是以铁架木板拼成，拆散不到一拖车，拼拢不花一小时，上山下乡演出，方便得很。做“道场”的艺人们受此启发，也开始制作“活动凉棚。”这种凉棚结构简单，柱、梁均是直径三厘米左右的细钢管，顶棚便是塑料厚膜。这凉棚收拢来不到一板车，运输方便；敞开来有四十多平方米，马路边、空坪上都可以架设。同时，凉棚内设有天幕、边幕和门帘。天幕上画有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和金童玉女，天幕下是一组小型灯具，因此，被人们称为“电光布景”。边幕很讲究，有三至四道，如同舞台上的边幕。而门帘更是别致，上边描龙画凤，也写有二字“灵堂”。门帘上方和两边都留有一些余地，供丧家书写横幅和挽联。

　　“灵堂”中的音响设备一应俱全，麦克风、扩音机、小喇叭，据说这一全套他们也只花了一千多元。

　　“灵堂”的老板被称作“灵主”，每一位灵主属下便是十来位闲散和退休的老艺人。

　　为了进一步了解老艺人参加这种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我决定去找退休艺人采访。

　　来到某剧团，团长接待了我。谈及此事，团长半开玩笑的说：“这种事，他们很愿意干，不要喊，只要得一点讯，就会扯起脚杆子跑。……他们到处打听哪里死了人，好去作道场。他们经常派人到医院里去打听，看是不是死了人。见到抢救室里有病人输氧气，就对医生说，还救么子啰，扯掉橡皮管子算了……”

　　听这话，便知道是笑话，可这笑话也勾划出了某种心态。

　　我推开一位老艺人的家门，他们正在摸麻将。一见面，我们都有些尴尬，因为牌桌上有些零零碎碎的人民币，他们正玩得在兴头上。

　　我不便打扰他们，搬了把凳子坐到了一旁。

　　“你们不计‘番’，是‘糊’了就算吧？”我问。

　　“也要二、五、八‘将’。”一位老艺人答道，他是评上三级演员以后就退休了的。

　　我看他们糊了一牌，一局输赢为五分钱。

　　“你们玩一天输赢多少？”

　　“不等。两三块、四五块。”那应声似乎有些不快。

　　我赶紧扯开了话题：“×老，听说您参加了一些治丧班子，我想听您介绍介绍一下情况。”

　　他边摸牌摸说道：“哎呀，你昨天不来？昨天来了还能看得到，”他对另一位问道，“今天没消息吧？——今天就看不到了。”

　　我佯装后悔，又说道：“听说你们作了一些改革？”

　　“是的。以前他们上场就唱，我去后就先致悼词，”接着他念念有辞，滔滔不绝地来了一大段“台词”之后又说道，“我一直要念得孝家的人痛哭流泪为止，这样，就与孝家溶为了一体。”

　　“你的这些台词有没有变化？”

　　“当然有，老人是老人的，年轻人是年轻人的，男的是男的，女的是女的的台词。随机应变嘛！”

　　“念完之后呢？”

　　“唱戏。大多是折子戏。比如《芦林会》、《清风亭赶子》、《百日缘》、《韩湘子化斋》等等。有时，丧家要点戏，他们点什么戏，我们就唱什么戏，全是老戏。”

　　“你们的收费标准怎样？”

　　“以前是三块，后来涨到五块、八块，个别给了二十元。看情况，不定。状况好的，多收一点，不好的，少收点。五保户无钱的，我们一分不收，也唱。”

　　“灵堂的租金呢？”

　　“以前30块，如今涨到了60到70块。”

　　“还有什么其他待遇？”

　　“有。我们一般从晚上六点半开始，唱到晚上十二点，中间吃餐夜宵。另外孝家发两包烟，一条毛巾。第二天出殡送到火葬场，另外再加。”

　　“你们生意好不好？”

　　“好！”他直言不讳，“我有时生意来了，我晚上要跑两家，多的一次唱了三家，这里唱完就跑那里，就象放电影跑片一样。”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孝家点名要。”言下之意，他的知名度高，请得他去，孝家就能平添几分荣耀。

　　“看来，你们很受欢迎？”

　　“当然，移风易俗，有的工会都请。灵堂现成的，比他们借东借西花得还便宜、又省事。再者，有的人家没死过人，事到临头，六神无主。我们都是老经验，可以帮他们作参谋。每到一处，我们还代写花圈、挽联，孝家无不说我们想得周到。”

　　“你们一月能收入多少？”

　　“不等。”他有点儿答非所问，“反正事情来了，有时搞手脚不赢。”

　　这些人中间，有中国戏剧家协会的老会员，也有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但他们都很荣耀地充当治丧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干这种事，他们毫无卑微之感。

　　我忽然想到：时下，不少人担心戏剧死亡，而他们没去担心；他们把一个个死人埋葬，却让戏曲在一个意外的地方获得新生。他们在戏剧舞台上已经消失，却在另一个“舞台”上纵情高歌。他们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刚刚画上句号，却在这里又另起一段……

　　我似悲，似喜，沉思良久。

　　四、“影都艳祸”

　　剧院，也是我这次采访的重点，因为，剧团在求生存的过程中，需要剧院的支持。通过采访，我发现：剧团需要剧院，可剧院并不一定需要剧团。

　　大多县级剧院在制定全年演出规划时，基本上只在年初和年尾考虑安排戏曲剧团来剧院演出。因为只有在这一段时间内，县城召开的会议比较多而集中，而会议需要看戏。从农村基层来的干部不喜欢看电影，愿意看“人戏”；会议组织者也因考虑到娱乐经费有限也不愿意包场观摩流行歌舞，因为歌舞的票价高出戏曲的一、二倍。

　　我到某市，剧院经理曾针对本市的剧团发出感慨：“我们剧团每年财政拨款十万元，但十万元买不到一个过年戏！”他说的“过年戏”就是指的为本市年终先代会的演出。

　　除了年初年尾，一般剧院大多都是接纳轻音乐歌舞团。由于音乐歌舞票价高（每张票2—4元，而戏曲0.8—1.2元），上座率高（一般十成，而戏曲一般四成），接送剧团费用低（一般戏曲剧团布景道具，人员均多于轻歌舞团），所以他们的经济效益也高。

　　为什么一些高质量的戏曲剧目的票价（1.2元）反而低于某些水平平平的歌舞票价（2元）呢？——我以为这是由于受戏剧文化市场的制约：欣赏歌舞的是年轻人，他们一个月看几场歌舞，花上八元、十元毫不在乎；而欣赏戏曲的是些中老年观众，就是很富裕的中老年人，在花钱的问题上还是十分谨慎、吝啬。

　　近年来，流行歌舞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如今真正能叫座的还是那些著名歌星、影视名星；如果只是一些无名之辈，那么很难产生轰动效应。哪怕你这个团体再是哪一流的正规的歌舞团、哪怕你这个团、演的是晋获奖的歌舞节日，无一例外。你要有收益，必须拉上一、两位名星赴阵，还要在广告上宣传是“劲歌狂舞”、“疯狂霹雳”……

　　除了迎送表演艺术团体，剧院基本都开设了电视录相厅。

　　电视录相的投资不大，人员投入不多，因此成为了剧院创收的重头。前几年，录相市场放映的大多是香港武打片，近年来，便增加了港台言情片，外国警匪片。观众的欲壑难填，以前喜看男女搂搂抱抱，如今有的人却是不脱个一丝不挂也说是没刺激了。因此，译制片成了热门，而国产片无疑被打入冷宫。录相的广告也出现了：“保证200％的刺激”、“床上镜头、不堪入目，”“有开放镜头，决无虚言”等字样。就连某些机关的小型会议租片，也专挑那些有“强刺激”镜头的译制片。

　　因此，在益阳发生的“《影都艳妇》风波”也不足为怪了。

　　1988年11月28日《湖南日报》在第四版不显眼的位置刊出了一条醒目的新闻：两张照片和一封读者来信。照片一张是益阳剧院大门，一张是“雅厅录像”的广告牌。读者来信全文照抄于下：

　　岂能视而不见

　　编辑同志：

　　近日出差到益阳、常德，所见所闻，对某些社会现象深感不安。比如紧邻益阳行政公署不足20米的一茶座，放录相，广而告知：“影都艳妇”少儿不宜观看，系内部参考片。既是“内部参考”，为何公开放映？对这些引人注目的字眼，“公仆”们进进出出，却视而不见，岂非咄咄怪事。此外，在邮电局电话间的墙上，还写着粗野下流、甚至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字，也无人理睬，任其长留。在现在大声强调治理环境的时候，该不该有人出面来管一管呢？

　　湖医附一院彭重恩

　　来信见报以后，离茶座“不足20米”却“视而不见”的“公仆”开始“出面来管一管”了：益阳地区公安局治安科几位警察来到了剧院，申称是“奉有关领导指示”前来采取行动的。随即，录像带被没收；下午，放像设备被收缴，与之据理力争的电影公司×××被“带走”；雅厅录像，停业两天。

　　《影都艳后》确确实实是内部参考片，由湖南省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正如出版社“内部发行”的书籍在书店可以买到，新华社“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在邮局可以订阅一样，录相带自然也能公开放映。况且，定该片为二级“内参片”的也是这家出版发行社，既能发行，就能公映，这是惯例。

　　剧院的广告的确耸人听闻，如“揭露世界影都好莱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极其淫乱、下流之内幕”、“出卖肉体”等字眼：但是，这些词句全都是照抄自盒式带上的内容简介。唯有“少儿不宜观看”的字眼是剧院所加，增加这句用语的目的虽是招徕观众，但也确实为了拒绝少儿观看。

　　我来到益阳剧院采访时，剧院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被此事搅得晕头转向，心有余悸。经理不无感慨地说：“此事我有些想不通：茶座紧靠行署，为什么报纸上的照片却硬要登益阳剧院的门面？录相市场归文化局管，为什么要惊动公安局？录相带的发行混乱，为什么有麻烦偏偏只找剧院？……我不想发牢骚、找麻烦，我就只想此事快点结束！”

　　然而，我想：此事似乎是小事一桩，但又涉及到了文艺立法的大事。“公仆”们“视而不见”，似乎还表现出对文艺事业决不横加干涉的精神；但是，总有人呼吁干涉乃至动用专政工具。则是由于我们的文艺“无法”而“无天”的结果。

　　可怜，我们的文艺！

　　五、可敬的“湘军”

　　从基层采访归来，即奉命赴邵阳参加湖南省戏剧创作年会，此时已是一九八八年的岁末。

　　邵阳寒气袭入，然而，戏剧舞台上却生机勃勃：现代花鼓戏《儿大女大》、现代祁剧《狗村残月》、古装花鼓戏《奇案奇缘》、轻音乐歌剧《草莓之恋》等四台创作剧目相继被推上舞台，并且获得了观众这样一个评价：好看！

　　是的，戏是好看。唯有此，才能召回已经失去的观众。敏锐的湖南戏剧作家群体又开始了新曲探索。

　　早些年，湖南戏剧界曾经议论过湖南戏剧如何“出湖”的话题。至今天，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有《牛多喜坐轿》、《八品官》、《喜脉案》、《梅子黄时》、《深宫欲海》、《曹操与杨修》、《山鬼》、《公寓·13》、《风过小白楼》、《众生相》、《蜻蜓》、《小巷歌星》、《嘻队长》、《破铜烂铁》、《一天太守》、《为幸福干杯》、《现在的年轻人啊》、《啼笑姻缘》、《无船水也流》、《凤箫怨》，《疯人的妻子》等二十多出剧目走出湖南。湖南作者的剧本，已是《剧本》月刊上的“发表大户”。湖南也曾获“现代戏的基地”、“喜剧之乡”、“歌剧的绿洲”等美称。全国历届重大戏剧汇演，历届重大戏剧剧作评奖，也都少不了湖南的一席之地……

　　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在湖南，无论戏剧如何兴衰。总还是活跃着一支剧作“湘军”。

　　这支“湘军”由于下几方面军构成：

　　1.“谷雨戏剧文学社”

　　“谷雨社”成立于1985年11月，是一个民办官助的戏剧创作实体，成立之时十人，88年4月发展为十四人。由文化厅戏剧创作基金中拨款每人一千元，用于该社成员的深入生活、创作经费开支。“谷雨社”规定：入社的成员必须有两个省以上演出发表的戏剧作品；入社后也必须在三年之内拿出一部以上，在省以上发表演出的戏剧作品，否则，必须自动离社。至1988年年底，原有的十名成员已满三年，结账清算，十员大将均已超额完成任务。

　　如今“谷雨社”的十四名成员中，一级编剧二名，二级编剧十一名，三级编剧一名。前面点到的二十多部剧目，其中十二部就出自“谷雨社”的成员。

　　2.“黄埔第一期”

　　1981年5月至11月，湖南省文化局开办了一期戏剧作者培训班，各地市推荐了中青年剧作者46人为培训班学员，培训班请来北京、上海知名学者、专家前来授课，因为较为系统地学习戏剧编剧知识这在湖南还是第一次，因此，这个培训班就被湖南戏剧界戏称为“黄埔第一期”。

　　八年过去了，世事沧桑，然，除了去世二人之外，当年的四十多名学员，居然还有三十八人坚守在戏剧战线，且成为了湖南戏剧作者中的骨干力量。每次作品讨论会，总少不了他们的剧作；每次省内的戏剧汇演，

　　总有他们的作品面世。此次邵阳演出的四台新剧，其中三台就出自“黄埔第一期”成员之手！

　　3.“学院帮”

　　在湖南戏剧界，还活跃着一支从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两大学府深造归来的“湘军”，据粗略统计，这支队伍不下八十人。

　　在湖南剧作者之中，断然没有什么派，海派、南派、北派之分。由于有着“学院帮”的不断加入，湖南戏剧总是不断刮入清新之风，使湖南的戏剧总是处于不断探索之中，也使湖南的戏剧总处于一种理性的把握之中。

　　4.散兵游勇

　　说到底，湖南的剧作家并没有多少“帮”、“派”概念。而处在人自为战状态的“散兵游勇”也不乏其人，如获二级编剧职称的陈亚先、张天一、赵凤凯、钟黔宁、李克琳……等诸位既未入“谷雨社”、也未加盟任何军，然而，他们同样是“湘军”中的生力军。

　　剧作“湘军”到底有多少人？自下而上，自官而民，谁也说不出一个准确甚至大概的数字。爱护这支“军队”，关怀这些“士兵”，却应该成为戏剧界领导们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凭踪纪实，甜酸苦辣。但我并无消沉之感。艺术之火仍在倔强地燃着。它照映着我苦涩的泪眼，也照映着我希望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