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贵妃明皇、昭君元帝的悲剧，一条最直接的概括便是：痴心女子负心汉。或许帝王身上的政治色彩过于强烈，往往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整个国家的命脉，故而常常面对皇权和爱情的两难问题。而且牵涉到过多的政局角斗、民族矛盾的因素，帝王少见有纯粹真挚的感情。
相对之下，过着简单生活的普通百姓的婚姻家庭又如何呢？纵观古代戏曲中的婚变戏，不难发现主角更多的是平民书生。众多的平民婚姻的问题中，多见的题材也是痴心女子负心汉类型。
常言道：商人重利轻别离。但从《张协状元》、《王魁负桂英》、《墙头马上》、《琵琶记》等这些代表性的剧本看来，那些饱读诗书的书生文人在面临个人利益与感情的取舍时，第一想到的依然是自身的利益。而且读书人一旦绝情绝义的话，似乎比商人更甚。整个社会都笼罩在男尊女卑的思想下，平民男子在负心婚变中自然同样处于主导者的角色，享有一切主动权和话语权。而女子仍是被动的去面对，去接受，等待命运的安排。
平民婚变戏代表作品解读
《张协状元》是现存南戏最早的完整剧本。张协作为一个读书人，以光耀门楣为己任，他进京赶考内心愿望很直接且简单：“十载学成文武艺，今年货于帝王家，欲改换门闾”。他在五鸡山突遇强盗劫财且受重伤，落魄投宿于古庙，并且巧遇王贫女。贫女原本生活困顿，但仍旧善良的收留了张协，并对他多加照顾，然而张协不但不感激，反而念念不忘在家的享福生活：
【锁南枝】平日在家里，须读古圣书。这般雪儿才下，多是饮着羊羔，浅浅斟绿蚁。或赋诗，或探梅。又怎识这滋味。
但是他又念：“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想与贫女成婚。
【红衫儿】算未张协病，相渐效可。虽然恁地，归犹未得。一举登科，强在庙里。带汝归到吾乡，真个好哩！
可见张协对贫女的既没有丝毫爱意，又没有半点怜恤，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毫不掩饰地暴露出他性格中自私、卑劣的特点。因而，当他中状元后，对于贫女则视为陌路，吩咐下人：“还有村夫并妇人，不得放入，须密地前来通报。如犯约束，重行治罪。”由于贫女的存在，他不敢贸然攀龙附凤，于是“（生）恨消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一剑教死。和那神庙，一时打碎”。其用心何其歹毒！而在最后的大团圆结局中，虽然与贫女重归于好，但张协真实的想法：“（生）张协本意无心娶你，在穷途身自不由己。况天寒举目无亲，乱与伊家相聚。”（出处同上）
与《张协状元》剧情极其类似的《王魁负桂英》，也是我国最早的南戏剧目之一，但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流传下来。在徐渭的《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题作《王魁》，注云：“王魁名俊民，以状元及第。亦里俗妄作也”。故事见于宋代张邦基的《侍儿小名录拾遗》，内容大致是：书生王魁未中第时，与妓女敫桂英相爱并得到她的鼎力相助，将去考试谋取功名之前于海神庙发誓：“吾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但当其科第高中之后，竟背弃桂英与崔氏为婚。桂英悲痛至极，自刎而死。其鬼魂谴责王魁的负心，王魁因此而死。在南戏的《王魁》中，情节基本一致，只是王魁负心之后，桂英变作厉鬼复仇。
落魄时得到贫女或妓女的帮助并结为夫妻，一旦高中状元则为弃妻而杀妻。自私、凶残、无耻，这便是张协、王魁身上的烙印。背负这种品性的人物，即便高中状元，他们飞黄腾达的身形背后，只有个渺小卑劣的影子。对照善良忠贞的贫女和桂英，张协和王魁只是个为谋一己私利不择手段的小人，在精神境界里，他们无疑是个弱者。
南戏《赵贞女》流传到元代晚期，被高明改编为《琵琶记》。其中的男主人公蔡伯喈虽是才高八斗的新科状元，貌若忠孝两全，实际内心却是及其懦弱而没有主见、委曲求全。
蔡伯喈的“三不从”向“三从”的转化过程，集中体现了他性格的苟安、懦弱。在参加科举考试的事上，他本意是“爹妈高年在堂，无人侍奉”、“甘守清贫，力行孝道”，但最后还是顺从了蔡父的“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意愿。当他高中状元后，牛丞相奉圣旨招他为婿，他开始是坚决不从：“自小攻书，从来知礼，忍使行亏名缺。父母俱存，娶而不告须难说。悲咽，门楣相府，虽要选，奈佳人，实难存活……”；“我明日上表辞官，一就辞婚便了”。好一副忠贞之态，但是当被圣旨驳回后，他的软弱立刻再现：“他那里望得眼穿儿不到，俺这里哭得泪干亲难保。闪杀人一封丹凤诏。”入赘相府后，便享受着“攀桂步蟾宫，岂料丝萝在乔木。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的生活。
蔡伯喈其实是个面对压力，只会立即缴械投降的懦弱之人。他虽有才学却不能遵从先贤教诲、做个有识见的读书人。虽愚善却做出了违背己愿、辜负亲人的举动，看成是封建社会愚忠愚孝知识分子的代表。相比之下，不论发妻赵五娘还是相府千金牛小姐，不光光是贤惠善良，俩个女子之间的包容和相互理解体谅所体现的大度，尤为让人赞叹。
赵五娘历尽艰辛照顾公婆并为之殓葬，千里寻夫却得知高中状元的夫君已然入赘相府。而且最终在相府得见牛氏时，依然能保持个人的尊严绝不俯首乞怜，亦或撒泼取闹。面对牛氏，赵五娘不卑不亢，字字玑珠。作为社会里的弱势群体，一个平民女性面对权贵女子能有如此勇气，着实令人赞叹。
虽然《琵琶记》最终是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很大原因也是因为牛氏的贤良、包容，否则赵五娘难得善终。宽容又善解人意的牛氏虽贵为相府千金却最终屈居为妾，但相信无人会认为她是弱者，依旧会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赞许。
从以上三部平民婚变戏中已不难看出“男弱女强”的模式一再出现，但客观说来，贫女、敫桂英、赵五娘虽然品性纯良、和善忠贞，但仍旧展现的是中国传统贤妻良母的柔弱姿态。她们对夫君另寻新欢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还是隐忍，远没有杨贵妃的恣意的醋意和妒火。即便是敫桂英对王魁的复仇，也只能虚弱的借助鬼神之力，而非自身直接有所作为。相比看来在平民婚变戏中，身处婚变当中的女性群体里，白朴所作的杂剧《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则表现出难能的果敢和无畏，一扫“弱女”的陈旧印象。
《墙头马上》是白朴根据白居易的乐府诗《井底引银瓶》改写成的，故事被安排在唐高宗即位仪凤三年。剧中李千金对情感表现的尤为炽烈直白，甚至激越。她丝毫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即使侍女、下人在侧也毫不顾忌大胆地道出：“爱别人可舍了自己”。当裴尚书强行要拆散李裴二人时，李千金不屈不挠据理力争。可叹她生生爱慕的裴少俊却无所作为。孤立无援而又无可奈何的李千金最后只好认命：“瓶坠簪折，咱义断恩绝！”何等刚烈之女子！
待裴少俊得官后前来复婚，李千金丝毫不为所动。她己看穿裴家父子：一个跋扈陈腐，一个懦弱无能。她言辞犀利的职责裴少俊：“你娘并无那子母情，你爷怎肯相怜顾？问的个下惠先生无言语。他道我更不贤达，败坏风俗；怎做家无二长，男游九郡，女嫁三夫。”当裴少俊说到“我如今得了官”“父亲致仕闲居”时，李千金则不依不饶地讽刺到“你父亲告致仕，却离了京兆府。吏部里注定迁移，户部里革罢了俸禄；枉教他遥授着尚书，则好教管着那普天下的姻缘簿。”
好一张利嘴！骂的痛快！当裴少俊要搬到李家与她一起居住，居然为自己辩解说“这是我父亲之命，不干我事”。可想若无裴尚书之命，裴少俊或许还想不起要复婚咯？此等苟弱之人，即便得官又有哪点配得上李千金的刚直勇毅？最终他们得以复婚还是李千金自己“须是俺断不了子母肠肚”的母爱，倒便宜了裴家父子。
平民婚变戏与帝妃婚变戏成因比较
事件的发生一般总有内外两重因素共同作用，外因是契机、条件，内因往往才是主导因素。平民婚变中作为内因的，应当是负心男子为求功名、为发迹变泰、为光耀门楣的强烈内心愿望。而协助书生得以在仕途上攀爬的科举制度，主要还应归类于外在的因素。由此可以缩小范围，将视线主要集中在男性群体对积极入仕、热切希望改变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心理状态的分析上。那么从何时起，平民书生信条变成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进而热衷科举，发迹变泰？
早在唐代，戏曲尚未完全成形，但另一种文体却异常活跃：传奇小说。众多收录在《太平广记》中的唐传奇里，《会真记》、《霍小玉传》等也是典型的书生弃妻的故事。其中的莺莺和霍小玉，或许便是贫女、桂英、赵五娘的“前世”。成书于宋代的《张协状元》、《王魁负桂英》显然承袭了一直以来人们的群体意识：男子都应求功名，但富贵易妻的概念也流传了下来。
自宋太祖赵匡胤由陈桥兵变上台，他吸取了五代十国武人拥兵自重、把持朝政、伺机篡夺皇权，致使政治混乱，政权更迭频繁的教训，逐步废除了重用武人的制度，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因此宋代的朝堂由文人主军，且朝廷对带军将领一直有所压制。
政治地位的提高直接促使了文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宋代文人待遇优厚，生活水平达到了封建时代最高水平。只要做官，除丰厚的月俸外还有职田，宋代文官均有大量土地。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宋代文人获得了社会普遍尊重。即便是穷酸腐儒，人们亦未敢贸然小觑，因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这种优厚的待遇下，宋代文人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宋人诗文中再也没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感慨，供养子孙读书成为宋人的社会风尚。即便是贫寒之家亦会勒紧腰带让子孙走读书入仕之路，宋代文宫中出身寒微者比比皆是。
在宋代，原本盛行于唐朝的门阀制度势力消亡，显官不过三代。故而若要长久富贵，必须借助科举。许多达官显贵便从与豪门望族联姻的最佳选择，转向物色及第文人为乘龙快婿的明智之举。如果说唐代婚姻价值观注重门当户对，宋代婚姻价值观则偏于郎才女貌。也确如后来戏曲中描写的一样，许多青年进士成为宰相或其它显贵的女婿，进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当改变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难度不再高不可攀，并且放低门坎到任何人只要发奋读书并功成于科举，就有可能一夜之间改头换面，跻身名流。此时若再有权贵以招为女婿的诱饵来招手示好，并能稳固其长久的富贵，这种诱惑又有多少苦读数年的平民男子抗拒的了？自隋朝开科举以来几百年，读书人的命运从未有过如此优待，每个人都不愿错失机会，其结果便是整个社会都蔓延开醉心功名的氛围，每个人都难掩内心强烈的愿望：为发迹变泰，为光耀门楣！但是说到最深层的原因，还是为自身利益。
但是平民男子在宋朝的好运的同时，女子就没这么幸运。她们在男权社会里依旧地位低微，对男权统治有无奈的认同。已嫁作人妇的平民女子，多半还会督促丈夫发奋读书好考取功名，为的是期待当丈夫高中之后，自己也能顺带着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想始终是古代女子的主导。作为男子的依附品，当她们在面对男子负心婚变时更多的只有忍耐和逆来顺受。缺少社会地位的平民女性如此容易打发，平民男子自然选择能带给自己更大利益的权贵女子，而舍弃了那些在自己一名不文时给与自己帮助的糟糠妻。
在男权社会里，糟糠之妻是平民男子跻身上层社会的阻碍，权贵之女是男子发迹变泰的踏脚石，二者实际上都是男子攀爬的工具。重视实际利益，轻视情感伦理；看重结果，不计过程，是平民男子在负心婚变中常见的心理和行为模式。
转身再看帝妃婚变，按照之前分析平民婚变的内因、外因模式看，虽然帝王家婚变的模式依旧是男负女，但造成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内因不存在。帝王已位于人极，是站在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享有无尽的政治权利和经济财富。处于权贵顶峰的帝王无须再去求功名、求光耀门楣，而且还掌握着天下普罗大众的命运。
为充实后宫可以搜罗全国的女子从中选秀；为满足宠妃喜爱荔枝，可以不惜千里飞骑扰民。造成平民男子负心的外因，对于帝王也没有作用。帝王作为科举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本人完全不会受科举制度所制约，更不需要通过科举来实现自身社会地位的改变。科举在于帝王，只是为己所用的工具。
且帝王婚变中女方非但不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糟糠妻，反而是整个社会中女性群体中的塔尖人物：宠妃。她们无不貌若天仙又精通乐舞，且对帝王没有任何直接的不利因素。和平时期，她们虽贵为男性帝王的妃子，受宠无比，但依旧不可以对帝王有任何忤逆，否则也是挥之即去的结局。战乱时期，当帝王的皇权受到威胁时，这些妃子便沦为帝王维护皇权统治的工具：或被当作替罪羊赐死用以安定军心，或作为挡箭牌送出和番以求胡人不犯汉室。满朝文武此时不再有任何文韬武略，或积极“逼迫”帝王赐死妃子，或冷眼旁观一律不作为。高高在上的帝王此时失去百官拥护，非但不能发号施令，反而只能顺从群臣的意愿。
在社会金字塔的底端，平民男子出于改变自身社会地位、财富水平的强烈愿望，利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女子，或者直接说是资源，为己所用。女性或主动或被动的牺牲，使得男性踩踏着女性的肩背，成就自我的荣华。
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不论帝王或臣子，男性的不作为，使得一直处于弱势的女子被迫从闺房走到朝堂。君主无力、群臣无策，女性无奈的承担起男性应承担的责任，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换取一世太平。妃子虽然最终都以自杀的方式终结生命，却都是被逼无奈，无处可逃。再多的不情愿，最后都被刻画成深明大义，舍生取义，实际上她们是被男权社会集体戗杀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