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人与人之间一种重要的关系，由婚姻组成的家庭，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是一种最早的社会关系，是基本的社会群体。当整个社会中两个性别群体的关系模式都呈现出“男强女弱”的模式时，家庭内部的两性关系——夫妻关系是否也保持完全一致？
在中国人的生活习俗里，男女双方最初在缔结婚姻关系时，热闹与喜庆常常是不变的主题。在这种表面和谐的背后，一切可能使婚姻不稳固的因素，出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都被隐忍下来。但是当婚姻走到尽头时，在男尊女卑的外环境下，作为弱者的女性的遭遇往往更加令人同情。
男性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体制中一直是社会的中心，是主宰。《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作品，奠定了以天、君、父、夫、男为“阳”，以地、臣、子、妻、女为“阴”的高低尊卑的伦理纲常。在此番崇尚男权、父权的体制下，帝王的身份几乎涵盖了“阳”的所有范围，而帝王的妃子则几乎是“阴”的所有身份的集合体。
封建朝代的帝王和妃子固然处于社会地位的最高点，就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来说，他们则更加具有代表性。一个民族至阳与至阴两种性别的聚合体，在婚变时的心理和行为是否更加体现该民族的群体心理状态，乃至该民族与外族的相互关系？
“元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有关爱情婚姻的叙述模式主要有：1、神人恋；2、帝妃恋；3、弃妇；4、才子佳人。其中帝妃恋可追溯至西汉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中描写汉武帝与陈皇后之事，以及汉武帝的《李夫人赋》之李夫人。而流传较广的汉元帝与王昭君之事经《汉书》、《后汉书》，尤其是葛洪的《西京杂记》渲染，逐渐形成帝妃恋的模式。此类故事压卷之作当属唐明皇李隆基与杨玉环之恋。”
帝妃婚变戏代表作品文本概述
关于帝妃婚变的戏曲作品，题材主要是围绕唐明皇和杨贵妃、汉元帝和王昭君。元杂剧中有《罗公远梦断杨贵妃》、《唐明皇哭香囊》（曹本）、《梧桐雨》、《汉宫秋》。待到明代有《彩毫记》、《惊鸿记》、《和戎记》、《幸上苑帝妃春游》、《昭君出塞》、《宁胡记》（残本）、《琵琶语》，清朝时期主要有《长生殿》、《长生殿补阙》、《天宝典史》、《昭君梦》、《吊琵琶》、《青冢记》。其中有些剧本或失传或散逸，故本文选取保存较完整，且流传最广、最为人熟知的三个剧本作为分析对象，即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马致远的《汉宫秋》。
先看有关唐明皇杨贵妃的《梧桐雨》和《长生殿》。同样说的是李、杨之恋，但两部作品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上都有巨大的差异。
《梧桐雨》大致剧情首先上场既是楔子：安禄山兵败。唐明皇赐带罪的安禄山给宠爱的杨贵妃作义子，并加官晋爵，为后来的战乱埋下隐患。
第一折：七夕之夜，唐明皇对杨贵妃盟誓矢志不渝，且对她与安禄山的私情毫无察觉。第二折：唐明皇沉醉于色艺俱佳的杨贵妃，把国家大事抛之脑后，不知战祸逼近。而杨贵妃对安禄山怀有私情，致使安禄山为劫杨妃祸乱国家。第三折：马嵬坡下杨贵妃求救于唐明皇，但仍被赐死。第四折：唐明皇终日思念杨贵妃。
剧作家白朴在作品中加入不少杨贵妃与安禄山私情的内容，且多次提到。
比如安禄山在赴渔阳任节度使时说：“别的都罢，只是我与贵妃有些私事，一旦远离，怎生放的下心？”他叛变谋反的理由也是：“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又如杨贵妃在七夕时也自言道：“近日边庭送来一蕃将来，名安禄山，此人滑黠，能善解人意，又能胡旋舞……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
在白朴笔下，杨贵妃放荡不堪，生活秽乱奢靡。对感情不忠，丝毫没有坚定的立场。于家国天下毫无益处，只会招蜂引蝶，害的社稷动荡不稳。实属红颜祸水，当除之后快。
与白朴的做法不同的是，在《长生殿》里，洪昇秉承他“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的原则，极力将杨贵妃塑造成正面美好、毫无瑕疵的形象。
《长生殿》前半部分主要是还原历史，既铺成了相关的历史事件，又细腻地表现了帝王与后妃的生活。洪昇精心排上《春睡》《献发》《闻乐》《制谱》《舞盘》《密誓》《情悔》《仙忆》《补恨》等情节，细细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两人的感情日渐纯真浓厚的过程，直至七夕达到生死不渝。
但作品的后半部分则主要是洪昇的个人创作。由于安史之乱，杨贵妃自缢在马嵬坡后，洪昇又安排了《情悔》《哭像》《私祭》《仙忆》《改葬》《觅魂》《补恨》《重圆》等大量章节描写明皇的悔恨、悲痛、追思以及贵妃在仙界对明皇的念想，并最终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场。
洪昇塑造的杨贵妃，用情专一炽烈、不容唐明皇对自己不专分情。而且冰清玉洁，并无任何私情秽事沾身。处处能以社稷为重、深明大义，她在兵变中宁愿为保全君主而自我牺牲，可谓烈女。此时的杨贵妃不再是个被动接受命运摆布的一介女流，而是一个积极主动、敢于追求的人。所以她被赐死的结局，引人无限同情惋惜。
若说《梧桐雨》主要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批判杨、李之恋，感慨历史兴亡。而《长生殿》主要从爱情角度赞美杨、李之恋，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向往。那么马致远的《汉宫秋》则兼顾了历史政治和爱情两方面，讲述了汉元帝和王昭君的帝妃爱情故事。
马致远大胆的跳脱出历史史实，将剧情改为：王昭君被画师毛延寿诬害而不得见于元帝，后元帝偶闻琵琶琴声见得昭君，封之为明妃。昭君美貌贤淑，元帝温柔多情，两人浓情甚好。后来因奸佞之臣毛延寿的背叛与朝臣的懦弱无能，呼韩邪单于为抢夺昭君而兵临城下，元帝即使身为帝王，却也不得不牺牲所爱之人委曲求全。最后昭君不肯入藩，在黑水河边投江而死。
《汉宫秋》是一出末本戏，其中汉元帝的戏差不多占到了全戏的三分之二，而马致远对王昭君正面描写只有寥寥数笔。但在这部作品中，王昭君与汉元帝的爱情从未被后人看作祸国的缘由，反而把她主动出塞和亲的举动视为义举，昭君被人们以圣女之名久久怀念。
汉元帝和唐明皇同样是宠爱妃子而荒于朝政，昭君和贵妃的命运也大致相近，但为何结局却天上地下？
作品中男女人物的性别意义
杨贵妃
《梧桐雨》也是部末本戏，杨贵妃只有通过一些简单的对白才能表达自我。马嵬之变时杨贵妃有三句道白：
“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报得，数年恩爱，教妾怎生割舍？”；“陛下，怎生救妾身一救？”；“陛下好下的也！”。
白朴笔下的杨贵妃仍是传统观念中宠妃、怨妃的形象，她的宠冠后宫，在政治危机下于事无补。惊变开始杨贵妃还表达“数年恩爱”的恩情，故而“死不足惜”。随着事态的严重，杨贵妃意识到情况危急，便立场动摇了，悲切地向唐明皇求救。最后哀求无效后她不禁发出了对唐明皇的怨言。她的怨，直接揭示了帝王爱情的脆弱，也流露出对帝王爱情的遗憾。
按照史实，杨贵妃在天宝四年被册封为贵妃时年二十七，而唐明皇已年六十三。原本做了六年的寿王妃，却被年迈的公公强行纳为妃子，杨贵妃作为一个女子是否真的甘心？虽然而后宠冠后宫，仍不由让人暗自揣测她与安禄山的私情，是否有报复明皇的成分。她与梅妃争宠表现出的妒意，让人感到她在感情上的一种“强势”。在以女子贞顺为德，妒怨为恶的封建社会，白朴笔下的杨贵妃一举一动都有悖后妃之德，为人诟病。但是以今人眼光来看，杨贵妃那些叫人纳罕的举动，其实出于杨贵妃在感情上少见的“勇气”。历来古代女子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都是弱柳扶风一般恹恹弱质，少有像杨妃这般富有“活力”：敢于张扬情感，敢爱敢恨。这样的女子不被普通男子所喜自是情理之中的了。所以，白朴这般塑造或是忠于史实，或是厌恶杨贵妃，冠以红颜祸水之称。但终究在事实上，杨妃作为政治的牺牲品，仍有替罪羊之嫌。
而《长生殿》中的杨贵妃，面对惊变表现得多情而又十分镇定、有主见。这里的杨贵妃不同于在《梧桐雨》里是被动地接受，她积极补救危机，大哭道：“痛生生怎的舍官家！”为了唐明皇能安全抵达蜀，她“望赐自尽，以定军心”，“残生愿甘罢”。杨贵妃只得哀叹：“是前生，事已定薄命应折罪。”承认自己“罪孽深重”，慨叹将士们“兵威不向逆寇加，逼奴自杀。”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杨贵妃自是也无可奈何，但仍以国事为重，用牺牲一己之身以保君主的万安，不得不说是勇气使然。杨贵妃一遍遍自行请死，反而让人感觉她被缢的冤枉。临死前还对侍从叮嘱要照顾唐明皇，可见情之深。
以至她死后到了仙界，思恋唐明皇之余还为其辩白：“岂是他顿薄劣！想那日遭磨劫，兵刃纵横，社稷危矣，蒙难君王怎护臣妾？妾甘就死，死而无怨，与君何涉？”（出处同上）《情悔》一出，便是杨贵妃痴情的最好写照：无怨无悔。洪昇在这里极尽所能，把杨贵妃作为一个极其正面美好的形象来塑造，不论生前死后，杨贵妃都体现了对爱情的纯真坚定、执着忠贞。
唐明皇
《梧桐雨》里唐明皇在发生兵变后，无力保全杨贵妃，坦言道：“不济事了，六军心变，寡人自不能保。”权衡过江山皇权、个人生死之后，唐明皇背弃七夕誓言，却又说：“卿休怪寡人”，绝情的背后还有卑伪的面孔。
《长生殿》则将唐明皇塑造得略重情义一些。马嵬惊变时，明皇道：“你若捐生，朕虽有九重之尊，四海之富，要他则甚。宁可国破家亡，决不肯抛弃你也！”（出处同上）。但是作为帝王，安禄山的叛变本身就是对皇权的极大挑衅，为避乱而外逃的途中又遭随军将领兵变。兵变将士喊道：“不杀贵妃，誓不扈驾”。试想：若无人扈驾，皇威何在？皇权何在？唐明皇与一介草民有何区别？不光皇权岌岌可危，性命都堪忧。
作为帝王，唐明皇最难以丢弃的是皇权，既然贵妃被迫站到了皇权的对立面上，无论平日里如何情深意重，此时都没有选择余地了。再说杨贵妃自缢后，唐明皇虽然立即后悔并恨恨地说：“我便不去四川也值甚么！”但事实上大军仍旧继续西行，并无他途。而且，途中遇到成都道使臣，使臣趁机奉上春彩十万匹。唐明皇立刻将之分发给扈驾士兵，甚至反劝他们回家与妻儿团圆、赡养父母。士兵纷纷感激不尽，表示愿誓死扈从，军心籍此又重新大振。若真如唐明皇自己所言“宁可国破家亡，决不肯抛弃你也”，此时贵妃刚死，他悲恸不已，如何有心情和谋略立刻想到要去笼络军心、稳住大局？事实是，精明的唐明皇及时的在控制局势上获得了主动权，杜绝了随军再次哗变的可能。贵妃之死只为笼络军心，最终还是为了自己性命和皇权。明皇虽然事后也悔恨，但他的悔恨多半仅仅是些许自我谴责。皇权，永远在帝王心中是第一位的。
而可悲的是，事实上早在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唐明皇其实已然失去了皇权。他在仓皇逃难的途中，遇到草民郭从谨献饭。在郭从谨露骨的话里可以看出，民心不再，早已背离了唐明皇。
平叛回京后，唐明皇不得不让位，成为太上皇。原本赐死贵妃的一番作为只为保住皇权，不想终究还是一场空。全部白费不说，还白白痛失了宠妃。直到此时，唐明皇方才彻底看透，幡然醒悟，追悔莫及。他的悔恨和内疚变一一唱在《哭像》一出中：
【正宫·端正好】是寡人昧了他誓盟深，负了他恩情广，生拆开比翼鸾凤。说什么生生世世无抛漾，早不道半路里遭魔障。
【脱布衫】羞杀咱掩面悲伤，救不得月貌花旁。是寡人全无主张，不合可将他轻放。
【么篇】如今独自虽无恙，问余生有甚风光！只落得泪万行愁千状。
尤其是唐明皇梦中的情节。
【蛮牌令】（生怒介）陈元礼，你当日在马嵬驿中，暗激军士逼死贵妃，罪不容诛。今日又特来犯驾么？君臣全不顾，辄敢肆狂骁。（末）陛下若不回宫，只怕六军又将生变。（生）陈元礼，你欺朕无权柄闲居退朝，只逞你有威风卒悍兵骄。法难恕，罪怎饶。叫内侍，快把这乱臣贼子，首级悬枭。
梦是现实心理活动的最好反映，唐明皇在梦中的言行，表达出惊变当时他内心想做却未做之事。唐明皇虽然忏悔不已，作者洪昇也饱含无限同情，但依然让人觉得唐明皇有负杨贵妃之情。
王昭君
如果说《梧桐雨》是女色亡国，那么《汉宫秋》则是国弱亡女。
《汉宫秋》中的王昭君起先不愿贿赂毛延寿，可见其性格刚直，不愿委曲求全。退居永巷“十年未得见君王”，她的琵琶声中传达出惆怅和哀怨。后来虽得元帝临幸备受宠爱，也未见她骄横。可惜有命无运，当昭君得知被迫和亲时，虽十分不愿，却仍为国家和君王着想：“（旦云）妾既蒙陛下厚恩，当效一死，以报陛下。妾情愿和番，得息刀兵，亦可留名青史。但妾与陛下闱房之情，怎生抛舍也！”昭君在深明大义的背后，想必是深深的无奈。又不愿为他人做春色，遂投江而死，红颜薄命。王昭君实在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这个角色没有半点主动性，丝毫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被动的受冷落、被动的承恩、被动的出塞。
“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毛延寿的这一句话，恰恰是封建社会中两性地位悬殊的写照。男性握有统治权，可以主宰一切，自然包括女性。在他们看来，女性和物品并无不同，都可以被任意占有。而且，对于女性这一特殊的物品的占有与支配，是男性专有的特权。女性和普通物品一样，不需要说话，亦不需做任何选择。她只能被动的面对国势衰微的事实，被动地面对匈奴进犯却满朝文武无人统统懦弱无能，被动的面对身为自己夫君的汉元帝将自己当作挡箭牌，推向来犯的胡人。
平民女子遭难时尚可逃命自保，而昭君身为帝王的妃子却无处可逃。偏偏她那手握兵权的夫君汉元帝，非但无力保护反而亲手将她送上不归路。唯一可以主动把握的，仅有自我了结。
昭君之死，是她对命运的最后一搏，保全自己彻底的不再受命运的摆布；昭君以死方能实现自我，不再受人摆布。她的超然赴死，是对欺压她的所有男权因素的彻底诀别与辛辣讽刺。
昭君自主选择赴死，完成了一个女人从可悲到可敬的升华。一个弱女之身，以死平息了匈奴百万强敌，可谓国之功臣。昭君尚有慷慨牺牲的勇气，有以死相拼的气魄，男性则如何？“枉养着那边庭上铁衣郎……”，这句话其实可以看作剧作家本人发出的诘难。
坐拥泱泱大国的汉元帝，以一介女流为盾牌来御敌，不禁让人耻笑以为汉室无男丁。昭君为国献身，又成就了她从一而终的美名，流芳百世，但仍旧是民族悲剧的牺牲品。
汉元帝
《汉宫秋》是以汉民族的政治代表汉元帝为主角的末本戏，而非以王昭君为主角的旦本戏。作为第一主人公，汉元帝是马致远精心刻画的艺术形象。但是和昭君相比，身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的汉元帝实在让人气短，他比昭君更被动。
剧作轻描淡写汉元帝的贪色腐败、治国无能，浓墨书写他的多情。同时又是一个在民族冲突中被伤害的弱者，失去了大汉天子的尊严，成为一个饱尝外族欺凌的皇帝。
或许他对昭君的感情是真挚的，但在危难之时他不但无法保护心爱的女人，还不得不亲手将其送给敌国。若说昭君是弱女子，她尚可以死明志。而汉元帝却什么都没有办法，除了诛杀毛延寿之外没有任何作为。他的臣子们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汉元帝集中体现了剧中男性群体的形象：懦弱无能，除了逃避，无力解决任何问题。只有把自己的妃子推到前堂，息事宁人之后再日日追悔思恋。悲剧的主角便是：弱者！
汉元帝痛失昭君，但不反思昭君之死的真正原因。作为帝王此时除了感伤追忆，没有任何实质的作为。他非但没有履行帝王应该承担的治国责任，反而像稚童般偏执的在梦中幻想昭君逃回到自己身边。更加可悲的是，汉元帝梦中是在怎样的情形下见到朝思暮想的昭君的呢？
“根据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他认为梦是一种欲望的幻想性的满足。”在梦中昭君是自己逃回汉宫的，而汉元帝仍旧没做任何施救措施。而且在梦中番兵的利爪刚将昭君抓回，汉元帝便醒了。可怜坐拥泱泱大国的汉元帝，在可以任意驰骋的梦境中，依然是个被动的人物：无能的他仅仅只会坐等昭君自己逃回。
强大的番兵在汉元帝心里一定留下深深的恐惧，以至在梦里番兵一上场捉拿昭君，汉元帝就醒了——在梦里他都无法保护昭君，在梦里他都不敢对抗番兵。相比之下，唐明皇尚能在梦里下令斩杀陈元礼，而汉元帝在梦里他都没能给自己设计反抗的举动，只好用梦醒作为逃避，无作为到了极点！
皇帝也沦为失败者，承担了只有平民才有的失妻破家的悲剧，其中的失意情绪非常强烈。但作为汉民族的最高统治者，汉元帝同时也身兼汉室男性群体的代表。马致远带着同情的眼光去刻画他，尤其在第四折用整整一折的篇幅写的都是汉元帝的悲哀。但汉元帝的悲哀中又处处显示出他的懦弱无能，性格孱弱。相比昭君以死抗争的刚烈气魄，汉元帝的举动反而倒像个女子，有负昭君的刚烈。
帝妃婚变戏中的两性模式
综合看来，上至帝王贵胄，下至平民百姓，封建社会里各个阶层的男子在婚姻两性关系中，首要考虑的问题基本是一致的：自身的利益。虽然每个人为谋求自身利益并没有什么过错，但若自身利益是建立在对他人的利用或践踏基础上的，就另当别论了。更有甚者，若利用且践踏的对象都是自己的配偶，那便给人造成一种整体的印象：男性群体对女性群体的利用和践踏。
按照传统文化中三纲五常的规定，以及女子缠足的风俗的广泛流传，还有宋代以后男子对女性贞节的极致追求，这一切都使女性自然而然的沦落为被利用和被践踏的角色——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弱者。然而从帝妃婚变戏的分析结果看来，似乎一切却是完全相反的：不论剧中女性角色被男性剧作者塑造成怎样的形象、怎样被践踏和理由，似乎她们都暗暗的自持一种不屈、刚直、勇敢的气质。
《梧桐雨》里的杨贵妃，白朴虽然带有很多贬义的写她骄横恃宠、妒忌梅妃、与人私情，但从女性立场角度看，其实说明杨贵妃并不是个逆来顺受的角色。她力量渺小微薄，但依旧不愿向男权社会妥协，甚至从有悖女性传统美德的角度维护着自己的意愿。西汉刘向著有一部《列女传》，是中国最早一部全面研究女性品行的著作。现存七篇：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孽嬖。前六篇极力彰显女性谨守女德，后一篇罗列历史上所谓淫女荡妇，予以申饬。白朴笔下的杨贵妃几乎一项女德都称不上。且不去评判她自己的意愿是什么、是否正确，她至少在坚持，没有屈从于男权社会的意志。这股子“坚持自我”的精神力量，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则显得难能可贵。单看这一点，此处虽然被作者有意丑化的女性形象，依旧比作者有意同情的唐明皇形象来的活力且伟岸。
《长生殿》里的杨贵妃和《汉宫秋》里的王昭君就更不用说，作者洪昇和马致远创作之时对她们就包含赞美之情，极力刻画成完美无瑕的经典节烈女性形象。这厢的杨贵妃纯真坚定、执着忠贞，惊变时果敢无畏，富有牺牲精神：那厢王昭君以一己之身平息千万番兵，且从一而终。无疑这些女性都是精神上的强者。
而剧中的男性角色，在社会里虽然强悍的掌握着最高级别的支配权、话语权，但在精神上，他们是弱者。唐明皇无助的哭诉、不断追悔莫及，尤其在他退位后一定有着深深的负罪之心。《长生殿》的《哭像》一出唐明皇的唱词可见一斑：
【脱布衫】羞杀咱掩面悲伤，救不得月貌花旁。是寡人全无主张，不合可将他轻放。
赐死杨贵妃是为了安定军心，保全皇位皇权；如今贵妃己死，皇位仍旧落空，更加促使唐明皇的反思和悔恨，恨“寡人全无主张”。而《梧桐雨》中的唐明皇和《汉宫秋》里的汉元帝一样，都是待到失去妃子之后，借助梦境排遣相思之苦。而且他们的梦境都一样：清一色都是妃子自己回来相间，而且都未曾看到唐明皇和汉元帝有何主动挽留的举动。
在反映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梦境里，男子都依旧“无主张”、无作为。再看《梧桐雨》，通篇有意强调“红颜祸水”、“女色祸国”的概念，实际上明明是唐明皇自身沉溺声色、用人不良、疏于朝政，而文官武将又无作为导致家国受难，但男性群体统统不愿承担自身的责任，转而将所有的责任统统归罪于“女祸”——杨贵妃。自己逃避责任，转而积极寻找替罪羊，并且处死替罪羊平息风波，这些举动怎么看够都不够光明正大，都是弱者的行为，甚至是小人的行为。
在这三部戏曲作品中，故事的内容都有相似的情节。男性群体中处于最高地位的统治者常常不理朝政、耽于声色；大臣们往往也都是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的庸才；而且其中必有里通外敌的奸臣，如安禄山、毛延寿。并且该内奸是叛变或战乱的直接促发者，动乱的平息都是以女子的自杀身亡为代价。
总结出来便是：男子不作为，女子被动的受牵连，去顶替男性应有的担当。之后女子要么赢得类似圣女的荣耀，要么落得女祸的黑锅。可见在戏曲作品中，男女角色的人物形象在精神世界里明显的呈现出一副男弱女强的态势。
由于帝妃婚变的典型性，帝妃所代表的不再是单一的两个人，实际是社会中男女两性群体。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代表了男女群体的局势。在平民婚变戏如《张协状元》、《王魁负桂英》、《琵琶记》中所展现的两性关系与帝妃之间并无太多差异。其中的贫女、桂英、赵五娘其实都是杨贵妃和王昭君的平民版，而撇除张协、王魁、蔡伯喈的性格中暴虐和残忍的地方，几乎有都唐明皇和汉元帝懦弱的影子。
另外，杨贵妃唐明皇和王昭君汉元帝的帝妃婚变戏中，造成婚变的外因总有相同的情节：战乱中敌对的势力总是胡汉双方（安禄山是胡人），胡汉之争中总是胡人更加骁勇，汉室相对文弱。在讲述帝妃爱情的故事里，加入了严肃的民族矛盾的问题。尤其是马致远，完全和历史史实相反的描述剧中番强汉弱的情形，用意何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