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避难闽沪，著作两部

　　国民革命军北伐失败，湖南的“无政府主义”不成气候。为了躲避军阀的缉捕，原本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先后跑到福建的濒海城市泉州，巴金（1904－2005）、张庚（1911－2003）、吕骥（1909－2002）等都在泉州的黎明学园任教或作过讲座。1929年4月，经湖南劳动大学学生汪某介绍，周贻白也来到泉州，在西隅师范讲授国文。时任泉州黎明学园音乐教师的吕骥后来说：“我来了以后，经常到在西隅师范学校任教的周贻白同志那里去玩。周贻白同志告诉我一些情况，他说：红军快要来了，四周的革命形势很好。”可知周贻白心中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关注。

　　泉州是个古老而开放的中小城市，宋代以来就是接触海外的重要港口。当时，新文化思潮在泉州盛行，学生运动活跃，有时演出一些根据日俄剧本改编的文明戏。周贻白经常参与学生的民主运动和演剧活动。据黎明学园的父老称：当地的文明戏就是周贻白这些戏剧人带来的。1932年，泉州学生破除迷信，砸烂乡村庙宇的菩萨土偶。又因为地方军阀强娶一位年轻的护士，护士自杀，学生们通过演文明戏和罢课游行，迫使当局在市中心盖起一座钟楼，以示悼念（至今钟楼犹在）。据当地父老回忆，在西隅师范主讲国文的周贻白，讲课时身穿工人的背带裤，不拘一格，一方面倡导文明戏、新剧；另一方面着力于梨园戏遗迹和南戏遗响的采风。

　　这种广泛涉猎中西文化的习惯他始终保持着。其藏书多有“购于泉州”或“购于厦门”的题签，如：［俄］蒲力汗诺夫《艺术论》（鲁迅译）、［俄］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鲁迅泽）、［俄］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史》、［日］木村毅《世界文学走纲》、［日］田中湖月《文艺鉴赏论》、［日］有岛武郎《生活与文学》、［日］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英］德生《文学研究法》、［美］摩尔《蛮性的遗留》、赵景深《现代世界文坛鸟瞰》等。

　　20世纪30年代前后，已有《英汉大词典》问世，又有英、法、德、意、日、希腊、印度的各种文学史和戏剧论著翻译出版，包括以西洋文化和艺术为主的《文艺词典》、《文艺词典续编》等，这些都在他的藏书之中。尽管他对英语并不精通，但是习惯于查阅英汉词典。他的藏书十分宽泛，还包括中外哲学史、考古、图腾艺术、心理学、逻辑学、佛学的各种著述。泉州教学时期的新文化思潮对周贻白影响很深。所以，30年代末他在上海开始着手有关“中国戏剧史”的著述时，曾将古希腊戏剧、欧洲戏剧与中国戏剧进行多方位的比较。如：他在1936年撰写并出版的《中国剧场史》开头就说：“剧场，原文为theatre，其语源出自希腊的动词theasthai，原意为‘看’。沿用至今日，便成为一个含义颇为广泛的名词，所包括者有戏剧、剧团、舞台、客座，及其他关于戏剧的各方面。换言之，便是戏剧的全部。”

　　泉州留有不少古代戏曲的遗迹。在那里，周贻白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实地采访，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他曾经研究过泉州开元寺雕梁上的飞天乐伎，认为其横抱琵琶的姿态是唐代梨园乐伎的痕迹；他翻检《泉州府志》，反复观看当地的戏曲、曲艺，访问当地的父老、曲师，抄录南曲曲谱，对尚被学界忽视的南戏产生了新的看法，在后来的《中国戏剧史》中单列为章节。

　　从1929年到1934年，周贻白在泉州西隅师范教了4年国文。1934年春，因该校的青年学生砸烂庙宇中的土偶，当局指认周贻白为后台，他随即离开了泉州。此前，同为湖南人而比他年轻的张庚、吕骥均已离开泉州前往上海，分别在上海劳动大学、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事左翼文艺的戏剧、音乐活动。周贻白离开泉州后，先后在湖北汉口的《时代日报》当过校对，在京汉铁路江岸站工人子弟学校讲授国文一个学期。1935年春，他来到上海，寄居在自强小学三楼的一个亭子间里，用笔名“剑庐”写些文章，投稿于报刊。

　　后来，经人介绍，周贻白在中华海员工会找到了一个谋生的差使——调查科的文书干事。白天，他处理日常的公文纸片子，任职之余，蜷伏在亭子间里从事戏剧方面的写作。

　　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亭子间，家具仅有一张小桌和随身携带的一对藤箱。藤箱的盖子和箱体是同样的厚度，两个藤箱打开后竖放起来便是一对书架。“书架”的大部分被他的书籍和笔记占据着，仅在最下面的一格塞有简单的被褥。夜里将行李拉出铺在地板上便可睡觉。如此有年余时间。

　　正是在这段时期，他与同在中华海员工会工作的杨钰相识。杨钰是江苏武进人，1936年高中毕业于上海肇和中学，在海员工会调查科任助理干事。当年肇和中学毕业的女生仅杨钰一人，她是在新文化思潮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周贻白与杨钰1936年相识、订婚，于1939年6月正式结婚，证婚人是阿英（钱杏邨）。

　　在海员工会工作之余，他完成了两本学术性的著作——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略》和《中国剧场史》。1939年7月，又在上海《风报》开设“剑庐论剧”专栏，连续发表了《关于大嗓子唱小生》、《〈打渔杀家〉之取材及编制》、《排场的演变》、《剧评与伶工》、《关于〈西游记〉》、《关于〈火烧红莲寺〉》、《北平的海派戏》、《关于排演〈水浒〉》、《请注意本戏》等系列文章。

　　《中国戏剧史略》和《中国剧场史》是与他年龄相仿的湖南同乡向培良（1901－1961）约写的，属于“戏剧小丛书”里的两册，策划人是向培良和徐公美（1881－1950），发行人是王云五（1888－1979）。二书尽管都是不到10万字的小册子，却能体现周贻白与新文化时期青年同仁对戏剧的新见解和新观念。戏剧小丛书在“编纂例言”中写有这样的宗旨：“自西洋话剧（drama）传入我国，与旧有的戏剧颇不像侔。其间轻重不能以数言决定，但发扬思想、促进文化究以话剧为宜。故本丛书研究以话剧为中心。”“我国旧剧亦有久远的历史，故辑我国戏剧史及剧场史两种。……drama虽传自西方，但我国自有其特殊的国情，不尽适合。本丛书力矫食而不化之病，发挥取例均参研西方析中国情，以求切合实用。”

　　其中所说的“辑我国戏剧史及剧场史两种”，就是周贻白撰写的《中国戏剧史略》和《中国剧场史》。其中，《中国戏剧史略》在民国初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基础上，不仅涉及古代戏剧的发生，也不再限定于宋元的“戏曲”，而是进一步探索了宋元以后乃至明清以来戏剧的状况，直至当代的皮黄（京剧）。实际上，该书已勾画出中国古典戏剧“通史”的框架。其目录为：“一、戏剧的发端；二、中国戏剧的初型；三、汉代的乐舞与百戏；四、六朝时代对于戏剧的表见；五、隋唐间戏剧的各方面；六、宋官本杂剧及大曲；七、南戏的出生及其进展；八、诸宫调与元杂剧；九、元杂剧的结构及其他；十、南戏的复兴与琵琶记；十一、从海盐腔到昆山腔；十二、沈璟与汤显祖；十三、明清戏剧的趋势；十四、花部与雅部的分野；十五、花部诸强的兴替；十六、皮黄剧的来源及其现况。”

　　另一本小册子《中国剧场史》，则提供了中国剧场的历史性研究框架。如上文所说，其“剧场”概念并非局限于戏剧演出的建筑物，而是借鉴西方theatre的观念，包括“戏剧、剧团、舞台、客座及其他关于戏剧的各方面”，“换言之，便是戏剧的全部”。其目录为：“第一章　剧场的形式　第一节　剧场　第二节　舞台　第三节　上下场门　第四节　后台　第二章　剧团的组织　第五节　剧团　第六节　脚色　第七节　装扮　第八节　砌末　第九节　音乐　第三章　戏剧的出演　第十节　唱词　第十一节　说白　第十二节　表情　第十三节　武技　第十四节　开场与散场。”

　　在《中国剧场史》的“凡例”中，周贻白还作了如下表述：“本书意在说明中国剧场各方面的演进。每一事物俱详究其源流，不作空泛的叙述。”“本书所述，纯就中国戏剧固有的事物立言，故截至今代的皮黄剧而止。话剧虽为后期之秀，但因其别具渊源，自当另文详述，不涉本书范围。”

　　这两本小册子奠定了周贻白研究中国戏剧史的起点。戏剧理论家赵景深后来称：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是“前无古人的开山著作”。

　　《中国戏剧史略》和《中国剧场史》不能充分体现周贻白的学术宗旨，他认为：“戏剧本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不比其他文体，仅供案头欣赏而已足，是则场上重于案头，不言而喻。……徒根据剧本以辨源流，终属偏颇”，“两书虽能并行，然已离案头与场上为二。昧厥初心，不无耿耿”。于是，开始动手另撰书稿。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中国戏剧史》的初稿大纲。

　　此时，抗日战争开始了。在国难当头的战争形势下，书斋里的学术之梦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