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投身“南国”　意外被捕

　　1929年3月间，黄芝冈辗转到达上海。下船后，他并不知上海还有其他朋友可找，只好径直到时在法租界金神父路日晖里住家的田汉处落脚。田汉，既是黄芝冈的同乡，又是学友，还是亲戚。前文业已提及，黄的连襟（妻姐丈）易虎臣是田汉的舅父，黄的堂侄女黄大琳时为田汉之妻，按辈分，黄竟高田一辈。因此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除了在同学期间共同接受新思想，抱有急切变革现实的热忱外，付诸追求进步、自由的奋斗行动也庶几相似。1923年，正当黄芝冈思想迷蒙时，田汉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即约黄到上海去跟他学日文。黄到田家住了半年。当时田汉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事情很忙。因此黄跟田所学日文甚少，下半年即转回长沙长郡中学教书。6年过去，当时的田汉已经创建“南国社”，从事轰轰烈烈的戏剧运动，家里来往的客人很多。黄芝冈的到来，更显拥挤热闹。黄芝冈遂与廖锡瑞、陈子展等另佃亭子间住。不到两月，长沙来信，黄芝冈患产后痨的妻子病死。田汉母亲为了抚慰黄的悲伤情绪，劝他搬到田家去住。约在1929年5月间，黄芝冈又住进了田汉家，事实上就成了南国社社员。

　　黄芝冈不曾参加南国艺术学院的创立和“鱼龙会”的演出活动。他到田汉家后，所认识的是从南国艺术学院毕业的一群青年社员以及较年长的社员，年长的如洪深、唐槐秋、周信芳等。青年社员如陈凝秋（塞克）、郑重（君里）、张恩袭（曙）、金德麟、张惠灵、万籁天……是南国社的基本队伍，是“鱼龙会”演出的主力。田汉所写的《苏州夜话》、《父子回家》、《名优之死》等剧本，基本由他们演出。黄芝冈原以教书为业，对搞戏剧演出不大在行，无法参加南国社的戏剧演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用黄素的名字在南国社创办的《南国周刊》、《南国月刊》先后发表了《自由的呼声》、《论巫舞》、《论挽歌与魁垒》、《论丑》、《论旦》等文章，以及《中国古代戏剧史》部分章节和短篇小说《蛰居》。其中《论丑》、《论旦》两篇长文被田汉加上了“唯物史观研究”的标题。1929年下半年，黄芝冈用黄素的名字加入“自由大同盟”，担任常委。1930年3月，又用同样的名字和田汉等人一起创立“左翼作家联盟”，任执委。在“自由大同盟”约一年、“左联”约半年的时间里，黄芝冈认识了上海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并常到法租界辣斐德路天生祥酒店走往。这酒店是佘书山、周酉南夫妇所开，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马日事变”前佘是党员，在长沙搞农运，周酉南是周竹安的姐姐。“马日事变”后他们在上海开酒店，在这所酒店里经常能见到一些来自长沙的如董维键、曹伯韩等朋友，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在这些朋友的影响下，黄芝冈接受并投身于“普罗”文学运动。

　　1929年的南国社是一个公开的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没有关联的戏剧团体，它以田汉家为活动中心是众所周知的。1929年春天，南国社社员曾一度到南京演出，由此可知这时候南国社和南京政府原没有什么裂痕。到1930年夏初，南国社演出《莎乐美》，稍后演出《卡门》，都是以国民党要人俞大维的侄女俞珊为主角。《莎乐美》由唯美派王尔德的剧本翻译，是国民党当局容许上演的。时在上海文坛，“普罗”文学新潮涌起，并迅速占据最高位置。沈端先（夏衍）等人创办的现代剧社在日租界小剧场演出《西线无战事》，这是国民党当局不能容忍的。但因现代剧社的活动不公开，国民党当局一时也无法下手。本来，南国社演出的《卡门》，是以异域情调见称的浪漫主义剧作，但田汉在翻译时，较多受当时上海“普罗”文学新潮影响，并非直译，加进了他的不少“革命”语言。兼之在《南国周刊》和《南国月刊》上又载有田汉大量“左倾”言论的长篇评论，故被国民党反共分子潘公展之流所嫉恨。他们要对付正在兴起的“普罗”文学潮流，就拿南国社开刀了，明令解散南国社。

　　南国社演出《卡门》后，上海就流传国民党要捉田汉的话。在一次“左联”大会上，鲁迅给田汉做手势，意是“要抓你”。回到田家后，大家分析了形势，认为暂时避开一下，事情就可能过去。黄芝冈当时认为自己既非中共党员，又非南国剧社演剧人员，不会成为当局逮捕目标，应该无虞，就对大家说：都先走吧，他来看家，应付一些未了的社务。大家认可。于是田汉避居日晖里附近、社员张锷和康景昭租居的一所房子里。当包打听领着巡警到田家时，男人就只有黄芝冈在。包打听问他姓名，他便用避居长沙乡下时的名字黄伯钧回答。巡警问他要名片，他推说没有。巡警把他锁上，并将田汉房里所有书籍以及来往信札、文件、南国社社员登记卡、服装、道具，并田汉母亲箱子里的一些东西都盛入箩筐，装上卡车运走。后来，黄芝冈在《自述》中风趣地记载了他这一意外被捕的过程：“我问他要逮捕令，他交给我看了。逮捕令上约有十六个人的姓名，田汉居首，宗晖、张恩袭、郑重等参加《卡门》演出的人都在内。我说：‘我没有名，你不能逮捕我。’包打听说：‘我不管。你姓黄，你是田汉爱人家里的人，我捉了你，就可以捉田汉。’就这样把我带走了。”

　　黄芝冈遭逮捕被寄押在法租界巡捕房地下监牢，约一星期后的中午十二点再解往白云观。解去时，问案的人拿出一沓信来，说这沓信是一个人写给他的，收信人写有三个姓名，一是黄伯钧，一是黄衍仁，一是黄素，黄芝冈承认了自己就是黄素。由此，问案人知道了黄是自由大同盟的盟员，也证实了黄是南国社社员。黄芝冈之所以避开了黄衍仁之名而承认黄素，目的是为了避开可能被解往长沙的主要危险。问话的当天午后，黄芝冈仍顶着黄伯钧的姓名被解往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月后，即1930年秋末，南国社的张恩袭（曙）也被押解到看守所来了。张是逮捕令上16个有名有姓者之一，前因政治嫌疑被捕，由田汉保释出狱。这次他在南京路上行走，与办南国社案的包打听（即前次捕他的人）不期而遇，顺手将其锁住，解来看守所了。至此，解散南国社案中就只有黄、张二人被捕。

　　张恩袭解来看守所后，和黄芝冈关押在第三弄堂同一间囚室中，共睡一个上下铺床，从1930年秋末到1931年春，共同度过了一段囚徒生活。

　　看守所的看守长和看守通同舞弊，在监的人只要有钱，连酒菜、吗啡都能送进监来。张恩袭家里有钱，常叫看守替他回家取钱，因此看守和他很谈得来。每有政治犯到监里来，他就利用看守代其设法打通外间关系，看守也视张为财神爷，乐于做这些事情。

　　不久，何孟雄案发，“左联”柔石、胡也萍五人案发，他们都被关押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来了，也关在第三弄堂，他们脚下都钉了镣。当时天寒地冻，他们都没有被褥。看守向张恩袭说：“这都是真共产党，我难于替他们想法子。”黄芝冈和张商量，让胡也萍写信回家，由胡的爱人丁玲来探视他，把被褥先送进来。张允诺，于是和看守谈好，将信送出。第二天丁玲来探视，给同弄堂每个人都送进了被褥。因何孟雄是另案，没有送进被子。黄芝冈把自己的被让给了何，和张同床共被。到何孟雄牺牲那晚，黄的被子被看守卷走，黄从此就没有被子了。丁玲送进被褥的事，看守长是知情的。他们认定这是一笔财源。送进第三弄堂的十多床被褥以及衣服等物，不到十多天就通由他们没收，这生意他们不能放过不做。他们做了，又害怕举发，就只好将关押的嫌犯调弄堂遮眼了事。于是，以黄芝冈和张恩袭同案、都是共产党嫌犯为由，将黄调到第二弄堂。与张分开后，黄因自己没有被，开始和其他政治嫌犯同床共被。

　　约在1931年春末，黄芝冈被判刑两年，解往江苏省第二模范监狱执行。南国社案从此告一段落。黄到第二监狱后，因饮食不洁，患了痢疾。痢疾好后，又染严重脚气，所钉铐镣因两腿浮肿陷入肉里，狱医认为是不治之症，开镣送病监。黄因不惯病监生活，请求回普通监。回普通监不久，约在当年冬天，转解苏州反省院。初到时，有人到病监查问，黄说他是教书人，和田汉是亲戚，到上海时住在他家，包打听到田家把他错误逮捕了。查问人记录谈话后，没再问啥。苏州反省院病监有专门医生为黄治脚气病，约四个月后，黄能下床步行了。

　　1932年秋天，在黄芝冈两年刑期尚有近半年之时，苏州反省院突然通知他可以取保出狱了。在苏州，黄芝冈举目无亲，保人难找。时其弟黄德安在南京农矿部当秘书，离苏州稍近，黄芝冈便将出狱手续委托弟弟代办。

　　其实，黄芝冈的出狱还与其表叔（后为岳父）师吉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努力营救相关。师吉是黄芝冈师姓祖母的亲侄子，自然，黄芝冈称其为表叔。师吉原为历史教员，当时在南京司法部做书记官，家却住在上海。有一天，他经过天生祥酒店，和周酉南攀谈中，得知周酉南和己女师文蕖（后为黄芝冈妻）曾是长沙周南女校、稻田师范同学，毕业后，同在醴陵教书时，办公室就是刘少奇与周等人开会处，说起来原是熟人。佘书山、周酉南得知师吉是黄芝冈的表叔后，便请他想办法营救正被拘押在江苏第二模范监狱的黄芝冈。师吉想起南京司法部有个部内十分走红的彭秘书，是黄芝冈姑父曹广权（东寅）的兄弟曹广桢的儿女亲家。于是让女儿师文蕖找曹广桢想法予以营救。曹写信给彭秘书说明此事，托他救人。彭既是司法部的红秘书，对一个轻刑案子当然说了就算。因此，黄芝冈很快就押解反省院了。之后，又在刑期未满之时予以保释。

　　黄德安接黄芝冈出狱后，一同乘车去南京。车上，黄德安告诉黄芝冈说，父亲病中向他说：“德修（黄芝冈小时名）要革命，等我死后再去革罢。德元（黄芝冈三弟名）死后（‘马日事变’后在武汉牺牲），我不能再眼见他死。”并告诉黄芝冈，在目前的情况下，救他出狱的保人很难找。即便人家肯做保人，也声明莫担干系。至于去向何处，黄德安劝兄长先到北平易地疗养，把病养好再说。黄芝冈当时脚气病很重，且身无半文，勉强从弟所说，即赴北平。到北平后住在定埠大街张怀家里。张怀是黄芝冈和黄德安在长沙县立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曾由“庚子赔款”到比利时勤工俭学，回国后在北平辅仁大学当教授。黄芝冈在他家养病两三个月，足疾渐愈，可出门行走。但黄芝冈不与熟人来往，怕产生事端，贻害朋友，唯每天跑北平图书馆，和古书为缘。此时的黄芝冈“虽由于父亲的言语和自己身体长期为病所苦，但禁不起危难考验的心情却反从出狱后深有发展”。“在退党时，不决心破自己的家，想从搞新文学运动安身立命的同样想法，又进一步再抬起头来”。“当时的想法是从此不从正面接触革命政治，多做些历史考据，也能替后半生开辟一条出路。当时，顾颉刚的《古史辨》正风靡一时，我认为专从古籍进行研究，不从民间风俗着眼，还不免牵扯附会，因决从民俗研究的角度完成我《中国的水神》的写作”。于是，在半年时间里，他写好了《中国的水神》一书。

　　黄芝冈在张家养病，因不和人交往，也没有人去看他，唯时居北平的胡博苏是一个例外。有一天，胡告诉黄，萧同兹到了北平，想约黄吃饭。黄认为萧既已知道自己在这里，不见反而不好。因此在胡的引领下和萧在北平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餐早饭。后来没几天，胡又来对黄说，萧已经走了，留下二十元钱，以作黄养病费用，怕黄不肯受，托他转交。黄认为萧所送钱数不多，不受反着痕迹，遂不推辞。没曾想，这二十元钱，竟成为黄芝冈一生中拂之不去的心结：“这不是一件小事，这里面早预伏着到后来他约我到伪中央社总社做事，我愿意投靠这个人的一种因素。”

　　1933年日寇侵占山海关进入华北，北平社会秩序顿时不安定起来。黄芝冈认为在朋友家不能久居下去了，便向张怀借旅费再到上海，寄居在朋友曹礼吾家，这是曹聚仁主持的《涛声社》编辑室所在地。黄到这里主要是想卖脱《中国的水神》书稿，解决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问题。

　　此时，田汉已转入地下，田汉母亲用易老太太名义佃居一间前楼，和南国社社员吴似鸿同居一处。黄芝冈有时在她那里可以遇见田汉，但次数不多。因虑自己已非中共党员，南国社的活动不便打听。为了生计，黄芝冈当时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路是避开上海，另找一处地方另择一种方式谋生活。因为从去北平开始，他就有从历史考据人手，开启生活出路的打算。他曾想在上海以写稿谋生活，但时值国民党特务刊物《社会新闻》和潘公展所办周刊《微言》等正向上海左翼文坛进攻，《申报·自由谈》被迫刊登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也正在当年六月里，黄芝冈和陈子展都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有关讨论旧剧锣鼓的文章。黄以“何如”的笔名在6月25日发表的是《旧剧锣鼓论析解》一文。对此，《微言》有文章说，“闻此次辩论旧剧中的锣鼓问题，署名‘罗复’者即陈子展，‘何如’者即曾经被捕之黄素”。潘公展们紧盯着不放，前车之鉴不能不使黄芝冈有了戒心。另一条路是找中共地下党员，请求介绍重新入党，这条路在当时是能够找得到的，并且能够实现的，但他可能是不想走这条路，这在他处理再婚问题上可见端倪。据黄芝冈儿子黄大定与笔者通信中所言：“记得父亲68年（指1968年——笔者注）写给主席（指毛泽东——笔者注）的信中曾提到，在他由北平回上海后，为再婚，有两个选择：一是方志敏的妹妹，一是我母亲师文蕖，他最终选择了后者，正说明当时他革命意志消沉及感恩思想。”其时，黄芝冈表叔师吉已在沪战时患心脏病去世，表妹师文蕖在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做违警庭录事，由周酉南、陈子展介绍和黄订了婚，于是他更“不想从正面接触革命政治”。黄芝冈思想上的消沉、恐惧和感恩因素占了上风，决定了他在人生道途选择上的彷徨、犹疑和方向的迷失。从此，他飘忽不定，直至走上有违自己人生初衷的道路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