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芝冈（1895－1971），原名黄德修，又名黄衍仁、黄素、黄伯钧。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戏曲史家、民俗学研究专家，前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员。他的人生历程曲折而坎坷，他的道途选择矛盾而离奇，他的学术贡献独特而显著，是一个棱角凸显、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

　　（一）追求进步　渴望变革

　　黄芝冈1895年生于湖南长沙城区，初名黄德修。其时，他那在长沙开钱纸铺、从事小本经营的祖父和中过秀才的伯父已不在世。他父亲黄锡庵，由长房过继到四房。当时四房父辈有些房产，因一所铺面租给人家开鱼行，却收不到房租，只好变卖。房产没了，无钱读书。黄锡庵辍学后，到岳阳城陵矶厘金局做事。后又学医，晚年在长沙杏台，颇有名气，竟能以医养家，温饱度日，黄德修兄弟姐妹五人才得有家塾课读、识文断字之机。

　　1902年，7岁的黄德修在彭静仁家附学发蒙，三年间学的全是旧学经书。1905年转入王氏家塾读小学，两年间新学旧学掺半。1907年入选升小学读高小，以读经书为主。有清季世，长沙开始建有一种官办的半日制小学堂，完全免费，专收长沙城区穷家子弟，读半天书，发给铜元一枚。时例，选升小学选这种小学堂的优秀生入学，读完高小。当时黄德修和兄弟黄德安同在王氏家塾读书，冒别人姓名考进选升小学，黄芝冈就是黄德修入学时所冒之名。1909年，黄芝冈兄弟同在选升小学毕业，相继考入长邑中学。因付不起学费，只读了一年，即进入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其时正当中华民国元年（1911），辛亥革命胜利，满清皇朝被推翻，中外各种新思维和新思潮风云泛起，年仅十五六岁的黄芝冈兄弟，“和选升旧同学曹伯韩（典琦）、田汉在一道，都是些不驯顺的学生”，他们向长沙师范学校的生物学教员潘石岑借阅《民声》刊志。《民声》是刘师复所编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小刊物，这种刊物对在1916年毕业的长沙师范本科一班的学生影响很深。1916年，黄芝冈在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本科一班毕业，旋即在徐特立所创立的育英小学教了一年国文。1918年，经由徐特立向湖南通俗教育报馆馆长何雨农介绍，在报馆当了一年编辑。1919年先后在周竹安任校长、主事的城区第一国民学校、长沙县立师范附属小学教书。1920年在周南女校高小班任教一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被介绍进入中国，各种学会也出版了大量介绍其他近代新思想的书籍，让正当青春、风华正茂的黄芝冈等学子，像海绵吸水那样，未加选择地将这种种新主义、新思想全部吸收进头脑中。时当统治湖南才一年多、却因贪婪成性、引起民怨沸腾的督军张敬尧被赶走，很想轰轰烈烈地干些大事情的黄芝冈和一群选升旧校友在激动之余，竟将张敬汤安放在长沙县立师范学校内的长沙城隍菩萨神像的头部劈开。当他们到湘江边寻找过河的渡船时，留在城隍神像旁看守行李的两个校友被当时街坊劣绅视作暴徒，活活烧死。在一段时间里，黄芝冈等人被长沙劣绅和不明真相的市民热传为“暴徒”。对此，黄芝冈自己是这么认识的：“在1919年‘五四’运动里，我认为封建主义思想已经摧毁，也认为已经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曾说我当时读的书如尚志学会出版的《近代思想》，我对于易卜生主义看得懂，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看不懂，这是实话。虽不能因这样一说，就能够判定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在当时是一个个人主义、盲动主义思想倾向极强的青年人，是一个在当时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下却具有极多非无产阶级思想本质的青年人……”黄芝冈的这种追求进步、渴望变革的思想也是有家世渊源的。据黄芝冈堂侄女黄大琳遗作《荆棘之路》所写：“先世为江西人，以出为浑州牧，遂落在长沙。祖父（当为黄芝冈的堂伯父——引者注）以才名被清帝召见，钦赐进士，放任江宁县知县，因与友人谭嗣同参与戊戌变法事发，谭遭杀身之祸，祖父在宁赴宴后，即毒发身死。”祖辈们畅快地接受新思想、积极变革社会现实的举动，无疑地融入了黄芝冈的血液因子，不断地催生出他求进步的满腔激情。

　　1921年，黄芝冈和周南女校高小班同事钟楚生同到浏阳师范讲习所教学，因在长沙《大公报》发表通讯得罪了浏阳当地劣绅，下半年即折回长沙；就教于岳云中学。当时，长沙建有两个青年团体：一个是新民学会，是一些团结在中共小组领导人毛泽东周围的马克思主义青年所组织的，会员有易礼容、许文煊、周毓明、李思安等，他们每周星期日在岳麓山爱晚亭聚会。另一个叫青年学会，会员有无政府主义青年，如潘明诚、杨人搬、李少陵等；有同情无政府主义的，如胡博苏、周敦祜等；有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如袁明濂（任远）、曹伯韩、蒋兆骧等，思想成分比较复杂他们每星期日在何叔衡任馆长的通俗教育报馆聚会。黄芝冈和黄爱、庞人铨等也参加这个团体。之前，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生黄爱、庞人铨、王光辉、萧同兹等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湖南劳工会湖南劳工会原是个联合长沙纺织、印刷、泥木、缝纫、刺绣等行业工人，以增进劳工福利、发展工人教育为主旨的不含政治性和阶级斗争的工团组织，但由湖南劳工会掀起湖南第一纺纱厂工友运动以后，在和资方华实公司面对面进行斗争并揭露军阀赵恒惕伪省宪假面具的情况下，事实上已卷入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当黄芝冈从浏阳回到长沙时，黄爱、王光辉正因组织工友运动等罪名被赵恒惕所逮捕，刚从狱里出来。黄芝冈当时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劳工会会员，经由朋友胡博苏介绍结识了黄爱、庞人铨，且一交情深。黄、庞两人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人运动上，从来不过问自己生活，缺衣少食都仰赖萧同兹随时供应。他们从未意识到，萧同兹这时已经暗地成为湖南第一纺纱厂的工头。

　　湖南劳工会成立初期，曾假手无政府主义青年办工人夜校，这些青年浮夸不实，黄爱、庞人铨也感到难于应付。当黄芝冈和黄、庞结交以后，黄、庞思想上已倾向中共。就在1921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等中共党员的影响和指导下，黄爱、庞人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他们听取了毛泽东的建议，将湖南劳工会由工团组织改组为劳动组合书记部，黄爱任执行委员会书记部委员，庞人铨任执行委员会教育部委员，已自觉置于中共湖南省支部的领导之下。不久，担任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委员的王光辉由中共支部派往莫斯科参加会议。湖南劳工会改组后即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太平洋会议的政治性工人游行，和上半年的工团活动已显然不同。

　　纱厂资方华实公司最害怕湖南劳工会这种转变。1922年初湖南第一纺纱厂工人罢工运动起来以后，华实公司和军阀赵恒惕勾结起来，在1月17日杀害了黄爱、庞人铨，解散了湖南劳工会。第二天中共湖南省支部领导人召集一部分人在船山学社开会，党内同志有何叔衡、宋先觉，劳工会会员有萧同兹、李少陵，非劳工会会员有黎宗列和黄芝冈。当时议定由萧同兹筹款，由黄芝冈管宣传，由李少陵到武昌、上海进行活动。李少陵木工出身，无政府主义者，他到上海后大言皇皇，指实赵恒惕杀害黄、庞布告时所诬加的罪名：“黄爱、庞人铨宣传无政府主义”。黄爱、庞人铨被害后，毛泽东曾在清水塘住地约黄芝冈和萧同兹谈黄、庞事。毛问：王光辉在上海宣传湖南劳工会是无政府主义，应如何看？黄芝冈答说：黄、庞是Ｃ.Ｙ.（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共产党领导的，怎么会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当即送给黄芝冈一本《共产党宣言》，言谈之中有促黄加入共产党之意。黄芝冈也感到再无法和王光辉、萧同兹这样的劳工会员同伍，遂于1922年下半年向中共支部领导人毛泽东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批准。

　　黄芝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前后，在中共党组织和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与领导下，主动积极参加了湖南的革命活动。1922年5月5日，在湖南第一师范召开并有毛泽东同志参加的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大会上，黄芝冈以《马克思的历史》和《剩余掠夺》为题，做过讲演。1922年至1923年间，黄芝冈先后加入了湖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船山学社、湖南自修大学等组织并在其中工作，如在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任教员；与曹典琦一起共同担任湖南自修大学中湖南义务教育促进会编查干事；参加脱胎于自修大学的湘江学校工作，在湘江学校结束的会议上曾慷慨陈词：“本校的一生好比蚕子，又好像炸弹之制造，不知费几许精力，现在丝已吐，弹已炸，目的可算达到了，收束正是其时了。”参与了当时建立粤汉铁路工会的工作和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和岳云中学学生到安源煤矿考察等。

　　约在加入中共组织五个月后，黄芝冈即“以体弱难做工人运动为理由”，向党的负责人毛泽东再三请求退党，态度坚决。最后，易礼容向他传达了党组织同意他退党的请求。

　　黄芝冈入党后不到半年就决定退党，其举动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让人不可理解，个中原因并非仅因其自称所谓“体弱”。40年后，他在所写《自述》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述说了他为什么加入和退出中共的心里话：

　　我不愿退下阵来，也只有这条路走。但我在加入时并没有深加考虑。我还是以黄、庞友情为重，而不是真想献身无产阶级革命，是一时感情用事，而不是真树起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目标。……因此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我这具有极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本质的人，显然是不相宜的。……我曾和岳云中学学生同到安源矿山旅行，遇见了×××。他当时在工人运动里要推行一种红帮规章叫“丢人”，凡是犯规的人可不先告知本人，即乘他在深夜荒山里将他杀害，把死尸丢向山脚下去。我反对这种做法，因此我回到长沙，就以体弱难做工人运动为理由向领导人请求退党，写过三次请求信，态度很坚决，领导人最后允许了。……

　　当时我认为离开工人运动也能革命，我能搞新文学运动，想不到这种运动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同时，我不想离开家，让父亲和兄弟支持一家生活，不能破自己的家，就无法全心全意走上工人运动的路。我请求退党，真的原因是抱住自己的阶级立场不放，并非和中共小组闹对立。因此，我退出中共小组后，仍和小组同志保持亲密关系。我当时已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船山学社、自修大学，并不因自己退党，同时退出这些组织。

　　退出中共组织后，1923年下半年，黄芝冈去了上海，旋即于1924年返回长沙。在何叔衡主持的《湖南通俗教育报》报社担任编辑，矢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不少有益于培养革命干部的工作。是年下半载，徐特立创办长沙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聘请黄芝冈在该校任班主任并教国文，和他同时任班主任并教国文的有周竹安、周敦元（世钊），有数学教员廖锡瑞（庶谦）、历史教员陈章甫。周竹安、廖锡瑞、陈章甫当时是中共党员，廖锡瑞还参加过农民运动。所教的学生如朱端绶（后为熊瑾玎爱人）、张瑞琳（即张健，后为廖锡瑞爱人）、黄颐、周铁忠、刘英（张闻天夫人）、许文萱等也先后加入了中共。因为黄芝冈同时兼任了船山中学、协均中学的国文课，便与时任船山中学教职员的谢觉哉、姜梦周，协均中学校董的柳直荀等中共党员往来甚密。但他在这段时间里仍不肯听党内同志劝告，坚持不再加入中共。1926年，国共合作后的北伐军进了长沙，黄芝冈的政治态度仍未改变。其时，长沙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一群学生见黄芝冈尚非中共党员，就对他说，黄老师，你不入共产党，也应当入国民党。黄芝冈禁不住她们的敦劝，就承认加入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了。关于这段历史，黄芝冈在《自述》中是这么表述的：“我加入国民党是说了就算，并没有什么介绍人等。这个党在当时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我当时虽不是以个人资格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人，但我认为我加入国民党有党的需要和要求，我应当属于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分子，不应当说成是叛党的国民党反动派。”

　　就在黄芝冈加入国民党不久的几天后，即由谢觉哉将其从长沙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调往《湖南民报》任副刊《短棍》栏目编辑：《湖南民报》是当时湖南省国民党党报，社长是曾任船山学社社长的仇鳌（亦山）先生，是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资深国民党员－总编辑就是谢觉哉，新闻编辑是龚饮冰，另一副刊编辑是杨东莼，他们当时都是中共党员。《短棍》是《湖南民报》新设的副刊栏目，主要配合当时蓬勃开展的湖南农民运动，专门用来对付当时城乡土豪劣绅和一些作恶多端的宗教徒。《短棍》副刊专刊登载农民、工人和革命市民的来稿，实名揭露作恶多端的地主、土豪和劣绅，只要在《短棍》上被点了名的地主、土豪和劣绅，必然会遭到被农会毙命的厄运。1927年“马日事变”发生前，长沙城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俞秩华、叶德辉两个当时著名的劣绅在教育会坪经过人民公审执行枪决；一件是湖南重要反共团体“左社”被国民革命政府解散。两件大事发生的前一些日子，《短棍》副刊栏都曾发表过惹人注目的揭露俞、叶和“左社”罪行的文章。一时，《短棍》在配合农民运动上发挥了极大威力，得到湖南各地农民的极大拥护，地主、土豪、劣绅无不谈《短棍》而色变，因而也对《短棍》在心底种下了深深的仇恨。叶、俞两家和“左社”分子在“马日事变”后都把深仇大恨归到黄芝冈身上。当时，黄芝冈负责《短棍》副刊，是没有报酬的，一天一顿稀饭。稿件材料由各农会组织报来，然后由他执笔写成文章或予修改发表。用黄芝冈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当时竭力办好这副刊，把每天时间都花在看稿、改稿上面，认为自己不干工运也还有可做的事，就一刻也不敢放过党给予我的这个机会。……因此我得了个‘短棍老师’的称号”。地主、土豪、劣绅们对黄芝冈恨之入骨，采取各种报复行动。

　　一次，土豪组织人包围了黄芝冈工作的小楼，农会闻讯，马上组织人又将土豪反包围，黄芝冈才保无虞。“马日事变”后，黄芝冈因此成了反动派极力抓捕的对象。曾因受到《短棍》点名而被处决的恶霸叶德辉（叶开鑫）之子，就下决心报复黄芝冈。他组织人由长沙追到上海，此时黄芝冈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进了监狱，当叶德辉之子追到监狱时，黄芝冈又被解往苏州。再追到苏州时，黄芝冈已被保释了。一路追杀不果，此人最后气死了。黄芝冈曾对家人说，这段时间，一直有个鬼追着他。这个鬼，就是《短棍》打出来的。

　　因为黄芝冈办《短棍》副刊的影响，“马日事变”前，他被推为湖南济难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一次主持济难会的群众大会上，中共党组织的一个负责人上了主席台，径直走到黄芝冈面前说：衍仁，你这么红，不参加共产党怎么行？黄即答说：好，听从安排，重新参加。这个人马上又说：黄的处境很危险，叫他马上离开长沙！当晚，在形势十分紧张、秩序相当混乱、一时又无法找到党组织申请报告和向党内同志说明心境的情况下，黄芝冈偕同妻子避居长沙东乡锦绣镇杨四庙岳父家。第二天即1927年5月27日，就爆发了“马日事变”。反动派到处搜捕黄芝冈未果，黄也因此逃过一劫。由于赵恒惕操持的大屠杀短期没能停歇，兼之黄芝冈岳家处于平旷交通便利地区，不能久藏，故再和妻子避往纯化镇锅底塘连襟（妻姐丈）也即是田汉舅父易虎臣家。这里是山区，交通不便，适于隐蔽躲藏。易虎臣是一个在帮地主，他知道黄芝冈被通缉，但却同意黄芝冈利用亲戚关系在他家住下去。在易家，黄芝冈只能间常和家人通信联络，每月能得到家人的少量生活接济，但却无法筹措旅费，远走高飞，更少知外面的情况。因此，从1927年到1929年，每天困居易家房舍，几乎没有与任何朋友接触，只有胡博苏下乡时曾到易家看望他。胡是易家亲戚，和黄芝冈交情很深，黄是不避他的。胡和黄说了外面许多事情，说叶青把湖南中共党员名单都交给国民党了。有许多朋友在“马日事变”后被捕牺牲，虽然名单里没有黄芝冈的姓名，但反动派都说，是黄芝冈把他们害苦了，黄比共产党更可恶，捉到他非杀头不可。并力劝黄芝冈早些离开湖南。两年蛰居期间，黄芝冈以《二十四史》作伴，从《史记》读到《宋史》，并做了一些笔记，流露出些许在革命处于低潮时的思绪，“认为委曲求全在历史人物里是有他们一套办法的”。

　　1929年春天，黄芝冈收到胞弟黄德安从长沙城里的来信和到上海的旅费，信中说长沙城里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已经知道他避居的地方。为避捕杀，催他即刻动身避往上海。当时黄芝冈妻子刚刚分娩了第二个女儿，得了产后痨，正需其照顾。然而为了躲过“白色恐怖”，黄芝冈不得不别妻舍子，只身逃往上海。从此走上了他一生中更为曲折坎坷的道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