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毅然下海演京剧

　　1914年初，陆镜若带领新剧同志会的一班人回到了上海。为了生计，他们选择了在南京路外滩口的一个有600个座位的精致小剧场——谋得利戏馆，重打“春柳剧场”的招牌准备演出新剧。这时，欧阳予倩也赶到了上海。但不巧，他患了腮腺炎，脸颊肿得老高。陆镜若和吴我尊见他上不了台，也执意不准新组建的春柳剧社开演。这让一些新社员特别奇怪，他们不知道这个衣着土里土气的湖南人到底有何本事。过了不久，他们才知道他竟是春柳社的“老前辈”，也都争先恐后拜他为师父。

　　这一时期，作为真正的职业演员，欧阳予倩开始仔细钻研起自己的演技来。一次，一位观众看了他在《家庭恩怨记》中的演出之后，说：欧阳予倩演的小桃红始终有一种高贵之气，而小桃红只是一个婢女，哪有这种气质？欧阳予倩听后，觉得在理，便认真注意起下流社会中女人的言谈举止来。他暗自揣摩，让角色面目一新。在又一次演出《家庭恩怨记》后，报纸上发表了剧评：“予倩为学界中人，何以自贬而演此类角色？其饰小桃红也，烟饰媚行，居然一妓。”这种批评，虽然不能接受，但从另一方面“肯定”了他的艺术创造。因此，欧阳予倩听后反觉“非常得意”。

　　同时，他开始苦练自己的基本功。他说：“无论为哭，为泣，为笑，为哂，与乎一切动作表情，绝非不用苦功所能做到。我天才有限，在舞台上一部分的成功，完全是由笨干来的。”

　　基本功有了长足的进步，舞台演出的经验也日渐丰富。

　　一日，欧阳予倩与新民剧社的郑正秋同台演出《潘金莲》，欧阳予倩扮演潘金莲，郑正秋扮演武松。他们都是深度近视眼，演出时只能按照声音和步伐来判断对方的位置，虽感到不便，但二人的配合还是比较默契。这天晚上，当演到武松持刀欲杀潘金莲时，郑正秋手里的刀不慎脱落，在台上寻摸不到，场面十分紧张。可是欧阳予倩尚不知情，还在做着被杀时的挣扎表情，嘴里还说：“叔叔，我能死在你的手中也心甘情愿的呀。”如此久候不见刀来，只听郑正秋低声说：“糟了，刀不见了。”于是，欧阳予倩也忙着为郑正秋找刀。刀终于被欧阳予倩找到，但如何交给郑正秋呢？欧阳急中生智，高声叫道：“叔叔，刀在这里，为何不杀奴家呢？”台下观众兴趣盎然，认为是剧情所致，没有觉察出丝毫破绽。

　　这时，梅兰芳第一次到了上海。他看了欧阳予倩的演出后说：“欧阳先生（予倩）参加的春柳社，是借谋得利剧场上演的，如《茶花女》、《不如归》、《陈二奶奶》这一类纯粹话剧化的新戏，就不用京剧的场面了。这些戏馆我都去过，剧情的内容固然很有意义，演出的手法上，也是相当现实化。我看完以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我就在北京跟着排这一路醒世的新戏，着实轰动过一个时期。我不否认，多少是受到这次在上海观摩他们的影响的。”

　　在上海，为满足口味不断翻新的市民观众的需求，一种没有剧本、只有演出提纲、能够快速生产的“幕表戏”应运而生。这使陆镜若、欧阳予倩领导的春柳剧场和新剧同志会的艺术家们很不适应。正像1914年的冬天一样，寒气一步步袭来，观众一天天减少。这期间，家里人从浏阳老家不断来信，要欧阳予倩回家过年。正好，郑正秋的新民社和张石川领导的民鸣社合并，在天仙茶园演出欧阳予倩编写的《大闹宁国府》，欧阳予倩连续观看了两场演出后，回到了浏阳老家。

　　1915年的春天来了，但春柳剧场的春天没有到来，依然在贫困中奋斗。年后，欧阳予倩重回上海。一年过去，春柳负债了。会员之中，没有一个不穷，衣服大半是破的。全体会员几十个人一同住在租赁的四间房内，铺板靠铺板，挤得缝都没有，没有被褥的就两个人睡一铺。伙食每人四块钱一月吃包饭，菜很难吃。有烟的时候大家对着拼命抽，没钱买烟，便将一支烟剪成两段，一人抽一半。

　　生活的贫困犹可忍受，事业的衰微却让人窝火。欧阳予倩想改组新剧同志会，但被为人温顺谦和的陆镜若所否定。剧社改组的动议未实行，内部却因此而发生了冲突。那天，春柳剧场演出《凤双飞》。一个早就对欧阳予倩有意见的演员借事生非，引起欧阳予倩的恼怒，便骂了他几句。不料那人拎起一把演戏的指挥刀，猛地向他刺来。欧阳予倩一闪，顺手夺过指挥刀，却让那人一个踉跄倒在地上。谁知另外出来一个人帮忙，捧起一叠菜碗，乘势向他砸来，幸好未中。欧阳予倩连忙向后一退，操起了一根铁棍，准备战斗。此时，对方也举起了刀，双方冲突正要升级之际，陆镜若正从前台回到了后台，他连忙制止住了对方。众人也把欧阳予倩劝住。前台，正在等待饰演姐姐的欧阳予倩上场，可气头之上的欧阳予倩却把此事忘了。扮演妹妹的马绛士大声叫姐姐，却不见欧阳予倩上台。于是对观众说道：“姐姐未来，定在梳妆打扮，让我去催催她。”借机回到后台，却见“姐姐”头发零乱、衣裳不整，只得拖着欧阳予倩直奔前台。二人回到舞台上，相互配合弥补演出的差错，笑容满面地做起戏来。

　　台上的笑脸，始终掩盖不了心中的愁苦；个人的痛楚，更多的是来自国是的悲凉。自从辛亥革命的烟云消散，作为鼓动革命的新剧也就走向了穷途末路。

　　1915年秋，陆镜若积劳成疾，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欧阳予倩离开了新剧，将自己满腹的才华和忧怨，一同寄予京剧。不久，欧阳予倩就在京剧表演上一举成名。191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京剧著名青衣、40岁的吴彩霞，与丹桂第一台的演出合同期满了。第一台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有人极力推荐了28岁的欧阳予倩。这就开始他在上海“丹桂第一台”的搭班。要与上海的名伶周信芳、冯春航、小喜禄同台演出京戏，欧阳予倩不免有些胆怯。他唯一能演出的拿手好戏《彩楼配》，由于有众多的名伶扶持，连演三天，居然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他也“觉得过瘾”。

　　成为职业演员后，欧阳予倩突然意识到了“玩票”，跟“专业”之间的区别：在台下唱着玩的时候，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可是一到台上就大不相同了。胡琴和锣鼓所处的位置，离自己远了，相互之间的照应就增加了难度。扮演了角色，既要塑造人物，又要配合身段表情，半点也不能马虎。另外还要与其他演员交流，与观众交流，要做到得心应手还真不容易。

　　更重要的是，欧阳予倩意识到自己的底子太薄，能够扮演的剧目只有屈指可数的7部，对于上海的京剧演出市场而言，太少了！他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新的剧目。陈祥云、江梦花、林绍琴、克秀山、李紫仙、汤双凤、周福喜等大师、名家，都成为了他“四功五法”方面的老师。

　　就在欧阳予倩刻苦学习京剧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自己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袁世凯悍然称帝，不仅打破了国民党中一部分人运用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的幻想，也打破了进步党中梁启超、蔡锷等人通过袁世凯建立“开明君宪”的迷梦。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紧接着，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与此同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频繁地发动起义。1916年，各路护国军开始倒袁。6月6日，袁世凯满怀忧惧地一命呜呼。树倒猢狲散，霎时各省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山西拒沈铭昌，福建抵胡瑞霖，广东攻龙济光，四川伐陈宦，湖南逐汤芗铭……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战时代。

　　用枪杆子说话的时代，绝不是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话语年代。苦闷、忧郁、颓废、沉沦等时代情绪，充斥了整个中国社会！

　　欧阳予倩也走不出这种时代的迷境，“除却敷衍几出戏之外，专和一班怪人，饮食征逐，除掉吃，就是游山，发起牢骚来便胡乱哼几句打油诗；没有事便和人打两块一底的麻将，打不满四圈我又跑了，以后便没有人肯和我打。有时到茶馆里去下下围棋，有时便一个人到留园假山背后去躲个半天。……我一天到晚只觉没有路走，消极的愤慨，变成无聊，一天天的日子无不是混过的。同班的人都觉得我的地位很好，看着有许多神经过敏的地方，便以为我有些神经病。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只有‘穷’‘愁’两个字可以包括”。

　　此时查天影、汪优游、朱双云正在上海合办“笑舞台”，查天影邀请欧阳予倩加盟；欧阳予倩也看到了查天影很适合扮演贾宝玉。二者一拍即合，开始了京剧《红楼梦》的创作和演出。

　　“笑舞台”本来是演出新剧的戏馆，欧阳予倩的加入，让文明戏的演出中，不断加进了红楼戏。他陆续排演了《宝蟾送酒》、《馒头庵》、《黛玉焚稿》、《晴雯补裘》、《鸳鸯剑》、《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摔玉请罪》、《鸳鸯剪发》等戏。其中除了《黛玉葬花》、《晴雯补裘》是与张冥飞等人合编外，其余均由欧阳予倩自编自演。

　　欧阳予倩借鉴新剧的理论和实践，对传统京剧进行了改良。首先是剧本，以往的京剧演出很少有“铁本”演出。人物的上下场频繁，场与场之间零乱，演员常常临场即兴发挥。往往忽略了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失去动作性和戏剧性。欧阳予倩的红楼戏大都有完备的剧本，注意到了场与场之间的紧凑，讲究情节的集中和时空的规整，演出时每个角色的唱词、对白、动作都严格地以剧本为依照。而且新剧讲究布景。朱双云特意为红楼京戏设计、制作了布景。灯光、道具、服装也积极地配合舞台上的演出：服装方面也有改良，最初的服装“跟老戏里不同，有点接近时装戏的模样”。

　　《黛玉葬花》演出之后，欧阳予倩又改编上演了《宝蟾送酒》。春柳社时期，欧阳予倩曾在冯叔鸾排的全本《夏金桂》中扮演过宝蟾。这次，他在全剧之中选取“送酒”一段改编为一出京剧短剧。改编中，有意去掉了小说中的色情描写，将宝蟾塑造成一个调皮伶俐的小丫头，时而装憨卖傻，时而打情卖俏，时而又撒泼耍赖。他把一个情节简单的折子，作为一出喜剧来处理，全剧唱少白多，引人人胜之处全在演员的做工上。他结合以前新剧表演的经验，将小丫头刻画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这个花旦小戏，一经上演便大受欢迎，成为欧阳予倩经常演出的看家戏。欧阳予倩在京剧的喜剧方面作出了一次新的尝试，进一步拓宽了《红楼梦》京剧演出的路子，再一次证实了他作为演员在表演上的多才多艺。

　　演出了《红楼梦》系列，欧阳予倩成为了上海红极一时的旦角演员。

　　这时，新文化运动正在中国的大地上悄然兴起，一切有志的青年人正在黑暗中寻求未来时代的光明。欧阳予倩没有落伍，他不断地吸收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更多地了解了西方的戏剧，“一脑门子的易卜生”。他认定了舞台才是一个自爱、自重演员的归宿之处。他常常告诫自己，堕落不得。于是每天有闲暇，便读书、做诗，并补习些外文；他所注重的是演戏，演自己想演的、对得起时代的、对得起观众的戏。

　　从1916年的“笑舞台”，到1919年的新舞台，欧阳予倩都是戏院挂头牌的旦角演员。就在欧阳予倩以《红楼梦》新戏在上海的京剧舞台上红极一时之际，北京的梅兰芳也因演出“红楼戏”《黛玉葬花》和《千金一笑》（又名《晴雯撕扇》）而名声大振。敏锐的新闻媒体开始将二人并称为“南欧北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