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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剧本的社会效应

李莹

    一、新剧本的舞台实践

  

    好的剧本是戏曲演出的基础,然而是演员在演出中对剧本思想的传达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导演的艺术创造主要是,甚至只能是,通过演员的创造才能完成”。清末戏曲改良运动得以开展,新剧本能取得较强的社会反响,演出者的活动功不可没。彼时,倡导戏曲改良运动的理论日益兴起,真正将戏曲改良的影响扩大到全国并造成一定声势的,还是戏曲界自身响应理论号召,而涌现出的积极从事戏曲改良的团体和个人。他们对于戏曲改良理论能身体力行,注重舞台艺术的实践,所编的剧本大部分都付诸实际演出,具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和社会宣传效果。

  

   如前文所述,戏曲界名伶谭鑫培、汪笑侬、田际云等人都是戏曲改革的积极行动者。

  

   谭鑫培是京剧界的知名艺人,他功底扎实,熟悉戏曲,曾宫廷内为慈禧太后唱戏。在相关改良人士的积极影响下,他也开始参与戏曲改良,并对改良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05年,杭州贞文女校校长惠兴女士因向将军募款被辱,愤而自杀,这一事件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夏润田据此编写了一部新戏,田际云联合谭鑫培上演此戏,公开揭露了瑞兴的罪行,引起民众的积极响应,并将戏款都捐赠给了贞文女校。《大公报》曾对这次的新戏演出有所报道:“杭州惠兴女学堂总理费中权君,于日前来京,田际云特于二十六日在广德楼开演惠兴女士全传,请费君登台演说惠兴学堂之历史,并致谢京中志士提倡之热心。是日特约同志多人前往观演云”。

  

   汪笑侬,原名汪僻。曾中举,担任过河南太康知县,为人刚正不阿,后被劾罢职,进入戏曲界,成为清末著名的京剧改革家。汪笑侬在戏曲演出及剧本改良方面颇有建树,他改良新剧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内容入手:第一、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主张编演时事新戏,用以唤起国民精神,宣传民族大义,激发斗争热情;第二、编演历史题材,通过歌颂英雄人物,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第三、编演国外历史剧,用以激发民众,振兴精神;第四、改编小说,编演反映日常生活题材的剧作来暴露旧社会的黑暗。除了提出理论,汪笑侬也积极实践,编写了多部戏曲剧本并参与新剧的演出。

  

   田际云,河北高阳人,名麒麟,有“想九霄”的绰号,也是这一时期活跃在戏曲改良舞台上的业内人士。他较早的接触到维新思想并深受其影响,相关资料记载,他曾参加过戊戌变法,维新变法期间,还曾“为光绪帝采买新书,为维新派人士传递信息……”。前文提及,他曾与谭鑫培等人共同演出新戏,他不仅自己编演新戏,还直接讽喻时政,还筹款拟建学堂,为戏曲界的长久发展培养优秀人才。1905年,《大公报》以《伶人兴学》为题,对此进行报道“兹又闻伶人香九霄、王二头日前递呈学务处,情愿筹款开办学堂,为改良戏谱起见,略称筹款之法,系言每日登台唱剧,愿加演一剧,即以此项剧价作为学堂经费,则年中可集矩款以资兴办”云云。进入民国时期后,他又创办了第一个女科班,开始专门培养女艺人,是梨园界积极进行戏曲改良活动的代表。

  

   金月梅是清末著名的京剧花旦,因编演时事戏而出名,为戏曲改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那个年代,学戏唱戏都被认为是伤风败俗之事,即使是生活艰难也不可以,女子学戏更是受到来自世俗各方面的压力。其父得知她在母亲的支持下靠演戏赚钱时曾这样说道:“我倒未癫,你母女太对我不起,我一生无缺德事,何以生尔玷辱门风之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金月梅仍刻苦努力学戏、演戏,还开办了自己的戏院,“月梅本识字,于聊斋、宣讲拾遗、今古奇观、三国演义等书,已烂熟于胸中。于津门自为老板……”。作为这一时期戏曲界女艺人的优秀代表,金月梅还积极投身戏曲改良运动,在编排新剧上也有自己的成绩。她的剧场在演出新剧之前,都充分地进行宣传,“先分布场幕,各授以当讲之词,当做之过场。先张海报曰某日开演某某新剧,及开演之日,果然满座,几无容足之处。数日即演一本,月余既有若干之新本戏,轮流出现于舞台观客之多殊为向来所无,获利亦不可以胜计。当时月梅所排新戏,如全本《带棒打》、《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二县令》等剧,皆传诵一时者也。”,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夏月珊、夏月润两兄弟参与创办我国第一座有先进设备的近代化剧场。1908年,新舞台剧场在上海落成,这个剧场的落成,使戏曲改良在外部形式上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式演出场所,将戏曲改良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新舞台落成后,两兄弟不断地在此编演新戏,使新舞台十分红火。

  

   天津的乔荩臣也是这一时期戏曲改良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他精通英文又长于音学更提倡社会教育,他集合友人在京演出女子爱国等新戏,用女学界的爱国之心感动民众,鼓舞国民自强之气。每次演出都使观者点头拍手称好,感触落泪。还有王鸿寿(又称王麻子)也很活跃,他每日在北马路绘芳茶园所演诸戏多是忠臣孝子义士烈女之事,正人心,维风气。《大公报》曾评价他:“最重者在情理兼尽,雅俗共赏,为难能可贵也”。

  

   除了戏曲演出的艺人外,一些新剧演出团体的积极表现也值得关注。

  

   寰球学生会于1904年成立,是归国留学生的组织,负责介绍归国留学生应聘事宜、为各地经沪出国学生作各种安排,因有常设会所,成为上海、全国各地学生借作活动的会址和联络中心。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是爱国青年,由因为工作关系经常接触到归国留学生,颇受先进思想的熏陶,积极加入到戏曲改良的时代潮流中,编演新戏,为开化风气做出自己的贡献。该会演出新戏的消息还曾被《大公报》刊载:

  

   寰球中国学生会定于今晚八点钟在大马路小菜场楼上开演新剧。兹将其所刊说帖列下:

  

   “因吾国轻视优人,几屏之于四民之外,较之西人尊曲本名家显格斯非为诗王者,相去几何。本会欲以欧西之文化顺流而东,特组织此演剧大会,登场者皆为有学问有职业之人,俾国民皆知演剧为教育界最显活泼之现象,即为社会界最可尊贵之事业,且从此进而益上,并可令外人知中国非无显格斯非其人也。

  

   因本会愿力宏大,经费不足,致应办各项事业尚未实行。兹以得未曾有之特色绍介于吾社会,以筹欵项而充公益,在座诸君即以怡情之举为修德之地,—举两得,乐莫大焉,或不以此举东施效颦,贻笑方家也”

  

   这段说辞意在说明,学生会演出新戏的目的是要介绍西方文明,将演剧作为教育界常用的方式来启迪民众,还直陈该组织自身目前编演新戏在资金方面存在困难,希望观演者积极捐款支持这项工作。

  

   本次演出的新戏名为“光绪四十二年之中国”。主要内容在《太公报》刊载如下:

  

   “第一出:社会改良 某顽固老者之子嗜赌博吸洋烟,又有某顽固老者之女缠足而佞佛,此一子一女相配成婚,洞房花烛之夜,新郎与贺客聚博,无何互相争斗,新郎受伤,新妇遣走,卒乞灵于庙神并誓以愿酬。病愈,夫妇二人步行往庙,将践凤愿,乃至中途均行本能行,盖一以瘾发,一以足痛也,厥后有新学家出,将旧社会之风俗逐渐改良,而此夫妇二人亦同归于善。

  

   第二出:要求立宪 新学家以时不可失,遂草一要求立宪禀稿,持往各处游说,请各学堂各学会赞成签名。某学尝请新学家前往演说,并在该禀稿上签名,以表同情。

  

   第三出:内阁会议 军机太臣以国民公禀呈入御览,君主命即日编订立宪草章,军机处会集各部尚书在内阁开议,国务书记官宣读草章,学部大臣之意请选举权宜以学问为限制,民政部尚书反对之,经众大臣决议以学部尚书所议为然。即日入奏,君主当蒙俞尤,传旨宣布实行立宪,并命陆军会操为纪念。

 

   第四出:陆军会操 陆军总司令晓谕全军,体操、兵操、军歌”。

  

   从内容来看,剧本情节并不出彩,但涵盖了当时社会的流行思潮,如提倡社会新风气,反对聚众赌博,缠足裹脚;宣传君主立宪和召开内阁会议的政治主张,还对新军操练进行了简单介绍。

  

   虽然寰球学生会这一组织的规模不大,在剧本创作方面也并不专业,但他们编演新剧的行动却说明当时中国学生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表明戏曲作为宣传新思想的工具,已经被青年一代所接受,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移风乐会是这一时期从事戏曲改良活动的组织。1906年在天津成立的移风乐会,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自称为戏曲改良团体。该会成立后,编演了《潘公投海》(留日学生潘子寅投海事)、《破迷信》、《悔前非》等剧目,以期转变社会风气,引进文明,“颇受社会欢迎”。被《大公报》称为“皆有益于社会者”,并表示“移风易俗,莫善于新戏亦云。”其新戏演出活动也多次被报道。如:“移风乐会会排有新戏一出,名曰民强基,全本连演,最足启发国民思想,激人爱国热诚。兹定于初八日下午五时在鼓楼北桂仙茶园内,约名角路三宝等依次演唱,场面一新,欲扩眼界者观乎”。该戏演出后,《大公报》又报道说:“前纪天津移风乐会会长刘子良氏,新编民强基一出,昨日午后在鼓楼北桂仙戏园开演,该戏劝诫鸦片,作出种种警讽节目。路三宝扮女角罂粟花,赵仙舫扮烟楼掌柜之尹也大,郭凤仙扮被解臂腿之辛不齐,冯慧林扮劝友戒烟之时务达,随段加以演说,情节极为沉痛,开演说之先,由刘君邀本报社长英敛之氏,登台演说戏曲有开社会之大意,及祸福自召之理由。戏毕,复由刘君致谢坐客。是日来宾甚盛,无不欢欣鼓掌称善云。”这部新剧本中作者希望通过沉痛的情节,触动观众的内心深处,使民众彻底远离鸦片。此外,在实际演出时,还创新地加入了演说的环节,请《大公报》的社长英敛之先生登台发表言论,介绍戏曲开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他们的演出活动深受观众欢迎。

  

   除了北京、天津等戏曲演出活跃地区,广东地区也有一些戏曲家积极投身戏曲改良运动。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一书是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史料,其中的《广东戏剧家与革命运动》一文,概括描述了辛亥革命之前广东戏剧家的戏曲改良舆论和活动,肯定了改良戏曲开民智的作用,同时简要介绍了辛亥革命前十年出现在广州的新剧团,为了解这一时期广东地区的戏曲改良活动提供依据。文中写道:“广东号称革命策源地,世人感归功于新学书报之宣传,然剧本之改良及维新志士之现身说法,亦与有大力焉。在庚子(1900)拳乱之前,粤中风气尚极闭塞,士大夫能稍言维新变法者,寥落如晨星。及庚子之后,有心之士……或则以报纸鼓吹,或则借演说倡导,然皆未能深入民间……遂有编撰戏曲唱本以引人入胜之举。最先发起者为乙亥年(1899)十二月出版世称革命元祖之中国日报,该报首在附刊之旬报特辟【鼓吹录】一门,由杨效欧、黄鲁逸数记者撰作戏曲歌谣,或讥讽时政得失,或称颂爱国英雄,庄谐杂出,感人至深。……歌唱之声,盛极一时。甲辰已巳年间(19041905)有陆军学生前辈程子仪者……与兴中会员陈少白、李纪堂过从甚密,以其时民众识字者寡,徒恃文字宣传,实难普遍收效。于是建议创设戏剧学校,编制各种爱国剧本,招收幼童,授以相当教育,俟其学业有成,乃使出而实行表演,如是方可涤除优伶平时不良之习惯,一新世人之耳目……定名【采南】歌戏班……粤人通称新剧为曰志士班。示与旧式戏班有别……戊申年(1908年)陈铁军又组织一社,名振天声……迄己酉之四五年间,经报界之热心鼓吹,及志士之现身说法,其影响所及,遂使在旧式戏班之诸名伶亦渐有排演爱国新剧之倾向……【岳飞报国仇】一剧……唤起一般遗民之民族观念,其收效之速,较新剧之宣传,有过无不及……”。

  

   当时的程子仪及其创办的志士班、陈铁军及其创办的振天声戏曲社,都编演爱国新戏,影响广大,盛极一时。在语言运用上,他们还注意结合地方特色,使用粤语,增强了新戏演出的效果。从上述资料中可见广东地区的剧本改良活动的发展情况及社会影响。

  

   清末戏曲改良运动不仅在思想界、戏剧界及民众间引起了强大的社会效应,在“票友”界,特别是观戏的上层人士中也有一定的反响。这一时期众多文人日记中,都有关于观看新剧的活动记录,这些资料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戏曲活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末民初的社会名流孙宝瑄著有《忘山庐日记》一书,里面就记载了很多他看戏评戏的活动。

  

   孙宝瑄(18741924),一名浙,字仲玛,浙江钱塘人。“父诒经,是光绪户部左侍郎,兄宝琦,曾任清廷驻法、德公使暨顺天府尹等官,入民国后一度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其妻妇李瀚章,即李鸿章之兄,任清两广总督。宝瑄以荫生得分部主事,继得保补员外郎,历工部、邮传部及大理院等职。民国初,任宁波海关监督。”。因生活年代的特殊背景和自己的特殊身份,孙宝瑄的交游活动体现出一定的特点。通过阅读他的日记,不难看出,他交往的人中,有社会名流,如章炳麟、梁启超、谭嗣同等;亦有戏曲界人士,如谭鑫培、汪笑侬、李伯元、金月梅等人。通过他与戏曲界人物的交往及对新剧本的关注,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戏曲改良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为戏曲界人士的戏曲改良活动探寻佐证。

  

   孙宝瑄十分热爱戏曲活动。《忘山庐日记》始于1893年,这一年开始,孙宝瑄就多次观看谭鑫培、孙菊仙、汪桂芬等人的戏,他不仅爱看戏也懂戏,能看出他们演戏的特点,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如他在1901415的日记中写到:“……擅其技者,惟京师之谭心培、孙菊仙二人,余生平所最喜听者。”又在190171日的日记中夸赞汪桂芬:“余曰:菊仙,钟鼓之音也;鑫培,萧馆之音也。惟汪桂芬,兼两人之所长。”

  

   由于长期观戏,孙宝瑄对诸位戏曲家在戏曲改良方面的话动也有所关注,并有一些及时的记载。

 

      19014月,汪笑侬加工改编的《党人碑》首演于上海天仙茶园。该剧本根据清人丘园所作同名传奇剧本改编。作者借北宋书生谢琼仙怒毁元秸党人碑的故事。悼念戊戌变法中牺牲的改良派人士谭嗣同等烈士。同年612日,孙宝瑄就在日记中记载“夜观《党人碑》第三本,感人至深”。

  

   孙宝瑄和李伯元也有交往。前文提及,李伯元在戏曲改良方面有一定的成就。早在190145日,李伯元主编的《世界繁华报》就创刊于上海,有“梨园志”、“徘优传”专栏,1910年停刊”,这是李伯元较早的戏曲改良行动。这一事件在孙宝瑄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往习东文,适松林他往,因至大马路亿鑫里,遇李伯渊《元》谈梨园中评语甚多,伯渊《元》自创《繁华报》,销售颇广”。

  

   虽然出身于宫宦家庭,但在孙宝瑄的思想中,并没有过多对女艺人的歧视。女伶金月梅的戏曲演出活动,他也有关注,常去观演并不吝称赞。“夜,观剧,金月梅演《杀狗功夫》,极臻化境”。

  

   及至1906年,戏曲改良运动已较为广泛的开展。近代著名的京剧演员王鸿寿,结合社会时事编演了很多的新戏,在社会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媒体也给予了报道。“王鸿寿者《报称三麻子》假北马路会芳茶园,每日所演诸戏,多系忠臣孝子义士烈女,诸事积洵,足以发扬忠义之气,久为士林所推重,今更编出《自强传》,形容潘宗礼蹈海轶事,惟妙惟肖,曾经连演数日,学界商界中人观者尤为感奋,或者谓证人心维风俗戏曲之力居多,然最要者在情理兼尽,雅俗共赏,为难能可贵也。”同年,孙宝瑄便观看了王鸿寿在田际云的玉成班扮关羽的演出,记载到:“至玉成班观优终日,有三麻子者,演《临江会》,作关云长,状酷似图画中家家所奉祀者。”,认为其表演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作为一名京剧票友,孙宝瑄不仅关注演员的表现、剧本的内容,还关注戏曲演出环境的变化。前文提及,1908年,我国第一座拥有先进设备的近代化剧场一新舞台在上海落成。新舞台开张不久,孙宝瑄即前往观戏并在日记中记载到:“是夕,复与少山至十六浦观新舞台演剧,台屋构造步武欧西,有三重楼,可坐数千人,皆绕台作半圆式,台形亦如半月。未开演时,亦垂以幕。须臾,幕启,始奏伎,歌舞弦吹皆如旧,惟布缀景物,时有变化,悦人心目。”对新舞台的布置表示赞赏。

  

   在孙宝瑄的交往范围内,还有很多戏迷和票友,《忘山庐日记》中也记载了一些他们对于戏曲演出的言论。以孙宝瑄为代表的清末戏剧票友们的言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戏曲的发展,是值得关注的。

   二、新剧本的社会反响

  

   由于戏曲在民间艺术及人民心中的处于重要地位,所以它对于民众确实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戏曲改良运动兴起之前的义和团运动中,就存在着戏曲影响的痕迹。参与义和团运动的民众模仿戏曲人物的语言、行动,探索戏曲中的反叛思想和忠义观念,并以此作为指导开展活动。陈独秀也曾把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视为造成义和团运动的原因之一。

  

   随着戏曲改良运动的开展,新剧本开化风气、启迪民智,“颇足以发人深省,开演后受世人欢迎,见戏者无论男妇老少,皆获无穷大益”。这一时期的媒体对新戏演出进行了充分的报道并附有作者的观戏感受。伴随着戏曲演出市场的日趋活跃,报刊媒体对它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就笔者所见的史料,在1902年——1910年的《大公报》上(特别是1905年之后),关于戏曲演出的报道及广告十分常见,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新剧演出引起的社会反响。

  

   首先,《大公报》经常介绍各地的新戏剧演出活动,为戏剧改良运动的发展烘托氛围。19037月,《大公报》发表《开通风气》一文,称上海绣像小说出版后,“为开风气起见,近日伶人汪笑侬等应允按该报排演戏文,每礼拜六开演一次,洵为开通愚人之无上妙法也。”当年有消息称:广东戏班曾排演新民丛报社所出小说报上《黄萧养回头》一剧,“曾到港中开演,近且在附省四乡大舞台上传唱一时,观者如堵,莫不谈为新奇。”1905年该报又报道了广东艺人程子仪的戏曲改良活动,称其“改良戏本,以开发下流社会”,并拟招收15岁以下的少年子弟60人,程子仪除了教他们演戏之外,还要求他们读书识字,“养成人格,不以优伶自贱”,“将来学成后,赴各乡演剧,于登岸之际,均一律穿着操衣,头戴草帽,足穿革履,高唱爱国之歌,和以军乐,排队而行,向村外环绕一周,然后登台。开演之前,先由男丑登场演说,将是同所演戏本其宗旨若何,事实若何,一一宣布,并将戏本当场发卖,使观者于此事之始末了然胸中,而曲中所发挥之理论,藉此辗转流传,亦可为开通风气之一助。现已撰成曲本若干种……所拟戏目尚多,不能遍举,而一以唤起国民之精神为主义云”。

  

   《大公报》对于北京的新戏演出活动也给予关注,如曾报道北京天乐园内开演新戏,效果良好,“颇为动听”。还曾报道北京一些戏班艺人义务演出新戏的活动,如“京都王成班、田际云等在北京演惠兴女士事,春三月初五、初九、十二等同在北京演出,各角不取分文,筹款5千余元,捐助杭州贞文学堂。闰四月下旬,玉成班又在北京演唱两日,所得交为国民捐”。这些新戏的演出,不仅影响了民众的思想,还筹集了善款,达到了支持戏曲改良运动的目的。通过这些报道,可见当时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媒体呼吁新戏出现、褒扬戏剧艺人参与戏曲改良的立场。

  

   其次,关于新戏内容的报道也是十分常见的。清末的戏曲改良活动,剧目大多结合时事编排,目的在于宣传介绍新思想,受到观众的欢迎。19064月,《大公报》以《文明新戏续演之确闻》为题,报道了一些新剧目即将在北京上演的消息,文中称:“都中各戏园……合同编定日期,续演潘子寅烈士及惠兴烈女死事,并波兰女子爱国新戏,又调取上海汪笑侬新编之党人碑、苦旅行等曲本,以便开通下等社会云。”,这大概是北京戏曲界一次大规模的新戏上演活动,从剧本内容看,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大公报》还对新戏出演取得的效果所的报道,“初五日广德楼田陈云扮演惠兴女士传,正在众宾拍掌之时,忽闻哭声起于南楼之下。哭声大号不止,警兵闻知即前去劝解,方始停哭。细询原由,实因观剧触发感情之故。说者谓北京戏园二百余年,此乃感动第一声也。”。此后,《大公报》又连续报道了这几出戏上演时的情形,称“都中戏界渐次开通,前田际云编演惠兴女士传,分演三日,为北京改革戏剧之发起人。兹于二十四日前门外肉市广和楼戏园义顺和班班长又编演《女子爱国》新戏,观者坐为之满。”。

  

   在当年《大公报》上还有过北京义顺和班上演新戏的连续报道。522日该报刊登消息称:“二十五日义顺和班新排桑陆战纪一剧,又名女子爱国,其内容为震旦不兴,各国窥伺,东亚国为震旦土地以致与北强国开战。有某女志士恨祖国不能自立,与其兄往东亚留学,以兴祖国,当两国战时,极有声色,燃放炮竹以助威。此戏之命意撰词,均大有益于社会,次日尚演一天。闻此戏为名优崔灵芝所排,以资开化云。”。根据该报对内容方面的介绍来看,该剧讲述的是日俄战争背景下中国志士赴日留学救国的故事,一天之后又有报道称:本报已掌握北京义顺和班排演新戏内容,该班次日所演者为“某县知县卞良法力矫官场积习,访求公正乡绅郭粹存,以教育蒙童为己任。又有女志士自东瀛留学毕业归国,力劝戒缠足兴女学,伎女子足以自立,唤醒同胞,是日看客为之感动,咨嗟叹息之声与拍掌喝彩之声,洋洋盈耳。以名优而演时事,感人尤易,可与汪笑侬之新戏南北竞争矣。名优演时事,使这出戏易于达到良好的效果。当年10月,又报道北京义和顺班编成庚子纪念新戏,“演出拳匪之种种怪现象,并华人受伤之惨情,洵可激起人心自强之观念”。从这些报道中,不难了解清末新戏贴近现实、激发民众爱国情感的内容特点。类似的报道在《大公报》上还有很多。如“天仙茶园新戏《好男儿》‘观者以为美哉’,但犹有遗憾,由移风乐会改编,不日上演”、“寰球中国学生会定于今晚八点钟在大马路小菜场楼上开演新剧”等等。

  

   在新戏大量演出的社会背景下,《大公报》围绕戏曲改良,还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建议,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前述某候补主事的奏稿曾提出十二条小说戏曲等改良办法,并建议对新戏许以专利:“谨拟办法十二条……小说门类甚多,如说部弹词外史杂记传奇戏本以及各种歌谣皆是,兹拟不拘何格,并蓄兼收,然编篡者总以总之纯正识见通明议论警醒为主”,“俟有改良戏本足资观感后,凡一切旧戏无裨民智有害人心者一律不准再演,……以表彰忠孝褒奖廉平及阐发一切新理为主(编书亦然),优伶中有能编出此种有益新戏者,准专利数月或一年,……编辑小说能全用官话者尤佳。”张蔚臣在《开民智莫善于演戏说》一文中,针对旧戏剧的弊端,还提出了戏曲改良的十二条具体建议:“一曰设俱乐部,二曰简定专官,三曰创行戏报,四曰择定班科,五曰审定音乐,六曰编制曲本,七曰奖励编才,八曰禁止淫戏,九曰开女戏馆,十曰改建馆式,十一曰划一戏价,十二曰不用坤角”’。

  

   除了刊发剧本,报道新戏及其社会演出效果,媒体通过其他方式推动戏曲改良的社会影响。剧作者们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开辟了《歌谣》一栏,创作短小的歌谣,有词有曲便于人们传唱。第一期的歌谣是爱自由扦的《祝自由神》全文如下:

  

         “自由自由天之神,共和世界万景新。

  

         欧洲白种真天骄,痛饮蒲籣餐麦包。

  

         和风甘露百花香,世界人种多发皇。

  

         二十四纪活剧开,壮夫一呼天地迴。

      

         庄严丈六高入云,云车风马来时巡。

  

         我爱自由真老饕,魂思梦想天地劳。

  

         巴科民族独何罪,北面稽首帝财狼。

  

         昆仑山顶国魂啸,华拿二圣投入胎。     

  

         嗟哉奴隶之黑狱,愿照太阳光一轮。

  

         自由之运不可交,哀哉奴隶我同胞。

  

         呜呼自由今已死,亚洲大陆其洪荒。

  

         我祖轩辕任指挥,自由之神福我来。”

   第二期的歌谣分别是爱自由者的《汽车》、胡作虞的《祝大舞台》,前一首运用比喻的手法,通过描述交通工具的变化及对社会的影响,呼吁民众一切走向通往新生活的大路上,“邀游路权安属莽莽国旗飘呜呜火车绕到转杀向前途”;后一首描述了社会现状,在二十世纪的社会大舞台上,中华民族遇到民族危机,这时就需要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二十世纪大舞台》恰好起到了这一作用,作者作此歌谣,寄托了对这一刊物的祝福,希望改良后的戏曲在启蒙社会思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全文如下:

  

          “二十世纪大舞台,汉族藉汝恢。

  

          呜呼欧与美,到此也难免祸灾。

  

          东胡贱族尽成灰,吾党其快哉。

  

          三百年来,黑暗网霉,一旦忽洞开。

  

          平地一声雷,鹏程万里去不回。

  

          祝汝万岁,颂汝万岁,崇拜大舞台”。

  

   戏曲在开启民智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使伶人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佩忍”的传奇《南唐伶工杨花飞别传》就体现了社会舆论对戏曲艺人本身的关注。文章中作者改变了传统的传记写法,没有直接从人物情况入手,而是先介绍社会背景,指出南唐之所以亡国,是因为后主李煜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没有得力的大臣规劝且“日导之以淫佚宴乐为事”,也没有杨花飞这样得才兼备的伶人,“元宗以得以杨花飞而改过自新,后主以不复见一杨花飞而国以永亡,此则后主之遗憾”,埋下伏笔,使读者对杨花飞人物产生兴趣再进行介绍。花飞是杨氏南唐人,生于乱世百罹之时,幸得自烈祖建唐后励精图治,使社会安定,“歌哭之为术,亦何不可发人深省哉,而优伶其可贵也”,因此杨花飞积极投身于优伶事业。在看到君主沉醉于歌舞不理政事之时,身为伶人的杨花飞却是“足趦趄而口嗫嚅者久之”,他在歌舞中表达感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君主的规劝,终使君主神悟大开,后人对杨飞花的功绩是肯定的,甚至夸张地表示,国家的复兴“皆花飞一歌之功”。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认为优伶负担了很大的国家社会责任。文章中有些内容夸大了伶人的作用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有志之士要求提高伶人社会地位,肯定了伶人对社会进步所做的积极贡献。

  

   随着女艺人现身戏曲演出的舞台,积极投身戏曲改良运动,她们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兴女学也开始受到清末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新戏曲即以此为内容,《大公报》的报道也有体现。19065月,该报曾介绍了一部名为《女子爱国》的新戏(即前述北京义顺和班所排新戏),剧中卢姓女士劝知县“卞良法”兴办女学堂:“卢女士又请县令办女学,卞良法以为男学堂奉旨开办,就以书院为地基,而渐渐推广,尚非难事,至于女学不易入手。卢女士又谓先立一个小小女学堂,招二十名学生,三年之后,二十学生可做先生,风气既开,女学可发达,教习不患无人,厥后县令商之夫人,欲向夫人筹经费,彼时有二女子一助银五白金以办学堂,一助瓦房一所,卢女士一见夫人,夫人问学堂利弊,女士答之,又谓立学堂并非用夷变夏,仍是尊孔尊王,一大段演说已毕,夫人乃慷慨为之,将衣服簪环出售银千两以助学,于是学堂始立。……是日正值星期,学界观者尤多,嘻笑怒骂,个中人无非醒世,咨嗟叹息,旁观者大动感情。戏曲大有益于社会,谁曰不然。”,对她兴办女学的具体行动表示支持和赞扬。

  

   从《大公报》的报道内容看,该戏还有续演,525日该报的消息称:“是日所演者,女学堂已开学,教习演说,又解地球自动之理,及八大行星之位置,又讲办学堂之秩序及用人方法。”19067月该报又有消息说:“梁巨川中翰为义胜和班所编女子爱国新戏,已由崔灵芝演唱,感发社会,动力颇大,兹已由该班主排印成书,在宾晏楼等处寄卖,每本五百文。……不及五日,已销售至六百三十余本。”,这部新戏剧本的热销,表明社会对女子演出新戏开始接受并持欢迎的态度。从这些报道中,大致可见这一时期新戏内容的趋向及新剧本的积极社会影响。

 

   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一些官员也开始关注戏曲改良。前文提及,移风乐社是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建立的。另据《大公报》报道,掌管民政部的肃亲王本身就通晓戏曲音律,到1909年也开始注意到戏曲改良的积极作用,写信给自己的尚书,称:“演戏最能移风易俗,当此人民进化时代,戏曲亦应从速改良,然苦於无人编演,拟俟奉安后议定戏曲改良办法,如果各戏园中能有惩创感发,实可裨益世道人心者,定行酌给奖励云”,鼓励编演新戏,准备对在戏曲改良方面表现优秀的戏曲艺人及团体进行奖励。除了对倡导和鼓励开展戏曲改良,官府还积极维护新剧编演的环境,如1909年天津本埠巡警总局发布了一则告示,主要内容是关于天津移风乐会的。移风乐会为开化社会风气曾经编演多出新戏,后因经费问题暂停,后复出演剧。排演新戏时总有无业之徒聚集,借排演新戏之名滋事,有碍新戏演出秩序。故特发一则公告,说明“不准各处私设票房,聚集无业游民演戏杂剧,尚敢阳奉阴违,已经本总局查出定行拘留绝不宽贷”。

  

   戏曲改良运动促进了话剧的产生。1906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成立,把改良戏曲作为其行动的旗帜。随之,戏曲改良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戏曲界人士不仅仅通过演出宣传新思想,更通过演戏做社会公益事业,是年,江北水灾,“名优田际云建议在福寿堂演戏助赈,自二十四日起接演十日,所得戏资全济灾区,已约谭鑫培、王桂芬二名角共襄义举矣。”之后2令月内,《大公报》上都有关于江北水灾赈灾义演的报道。直到1910年,还有赈灾义演的消息见报:“湘省饥民激变,刻下各绅商正在筹捐……邀请间吟社全体社员(戏曲改良社)演唱助赈……二十二日演俄罗斯奈何天,二十四日演黛玉葬花,二十六日演香祖楼,每日另配杂剧数出,观者极形拥挤云”,湖南遭遇了饥荒灾害,绅商邀请戏曲改良社通过演戏的方式筹集善款,每日都吸引了众多观众,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戏曲改良运动的影响下,有志之士亦通过开设演说会的形式启迪民智。1907年,“启智社自开演电影以来,每日入境者不可胜数。现在该社主人又约集演说研究会,讲员每日至。该员以一小时演说,并约诸学界中人至该社试验理化仪器,以期广开民智云云”。

  

   戏曲本身的改良与发展,还使舞台设备及剧场其他设备有了进步。前文提及,1908年,我国第一座近代化剧场——新舞台在上海落成,使中国的戏曲演出有了更先进的场所。另据1905年的《大公报》报道,戏园中也出现了电话。北京中和园掌班因看见商场内安装电话,唯独戏园无此举动,遂决定在戏园泰铢上设一处电话,同时贴出广告进行宣传电话的用法:想要听戏的民众摇铃报告,即可在家中欣赏戏曲演唱,不必亲自赴园,出更高的价钱还能多听几出戏,这一举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被称为“戏界之奇闻亦二十世纪之特色也”。

  

   总体来看,肩负宣传新思想任务的新剧本的出现,表明戏曲界人士在知识分子的号召下,开始积极参与到戏曲改良的浪潮中,他们结合时事编演新剧,唤起了民众的爱国情感和革命情绪;民众受到新剧本的教育,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有了变化,心系国家,积极支持革命事业,参与兴女学和赈灾义演等活动。以新编历史剧和爱国、革命为主题的新剧本的发表和演出,进一步推动了清末戏曲改良运动的发展,深入宣传了资产阶级改良、革命的新思想。

  

来源:天津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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