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在商代已盛行于世。商代面具主要是奴隶主参加各种祭祀仪式用的假面具。另外，镂刻在器物上的各种类人面和兽面纹样，其实也是商代面具的纹样。

　　一、商代的巫术面具

　　面具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巫术道具。商代有复杂多样的祭祀礼仪，都需要戴面具。

　　商代要使川面具的另一种仪式叫做“燎祭”。

　　从三星堆祭坑的情况来推测，“燎祭”的礼仪并不限于殷商王室统治的地区，它也在商朝同期的各个方国中流行。因此，在商代时期，就已创造了各种各样的面具。

　　1986年，考古学者在四川省广汉三星堆发掘了两个商代时期的大型祭祀坑，坑内埋有一批金质和铜质的面具以及人头像。人们还发现，三星堆祭祀坑内瘗埋了大约3立方米经火焚烧又敲碎的动物骨渣，埋藏的金器、青铜器、玉石器、陶器和象牙器等也用火燎过。坑内还出土一什高达172厘米的青铜人像，头戴冠，身着云雷纹左衽长袍，双手可能握着沟通天地的玉琮，其身份可能是主持祭典的巫师兼蜀王。还有一棵高达数米的青铜神树，大概也属于连接人间与天国的象征物。

　　从上述迹象来看，三星堆的祭祀或许就是古代典籍上所说的“燎祭”，即所谓“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在祭祀坑内埋藏面具、雕像等物，再用火加以焚烧，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至今民间处理面具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舞完以后收藏到庙堂之中，另一种便是焚烧掩埋，待下一次祭典再做新的。

　　二、商代的青铜面具

　　商代的一些青铜面具是巫术用具，其特点保存了“圭首”的特殊标识。例如，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面具一件，面具两侧有似卷云纹的附耳，头顶中央“圭首”状标志十分明显，且脸框保持方形的特征。面具宽27厘米，高12.2厘米，四角有小圆孔。考古人员根据面具的大小及四角有系绳小孔，推断它是当时巫师祭祀时的实用器。

　　又如，陕西城固县出土的牛兽面具，作为牛首的特征，虽在面具的两侧出角上翘，但在两角的下方仍保留了一对小方附耳，特别是头顶中央显明地突出了“圭首”状标志。说明这青铜面具仍然是巫师在祭祀时戴的面具。

　　三、饕餮纹——商周时期的面具纹样

　　商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繁荣时期，奴隶们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在商代青铜器上，刻满了一种具有神秘而庄严感的饰纹。这种流行的饰纹在历史上并无名字。在仿古热极盛的北宋，人们根据《吕氏春秋》和《左传》的记载，将这种盛行于商代的饰纹取名为饕餮纹（贪财为饕，贪食为餮）。

　　《吕氏春秋•先识览》载：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左传•文公十八年》载：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谓之‘饕餮’。

　　饕餮纹虽有许多种，但图案特征均为大口瞠目，口中有锯齿形排牙或獠牙，额头上有一对立耳或大犄角，还有两只锋利的爪子。故而许多当代研究者认为饕餮纹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具有相同的寓意，都是描绘着头戴五彩羽王（皇）冠，脸上戴商具，象征神人与神兽（鸟？）合一的神人。

　　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说过：

　　从纯粹形式的观点来看，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古代中国青铜器上的饕餮面像看做是面具。

　　笔者也认为是面具和脸谱的滥觞。饕餮纹虽然可作为一种面具来看，但它并非只是一种纯粹的装饰，在其复杂的形式后面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四、面具的文字

　　在商代甲骨文的卜辞中有这个字，前人已做过考证。孙诒让认为是魌头，郭沫若先生在《殷墟书契》里指出：

　　甲骨文的字，就是魌字。它似一人头戴面具而舞。其面具为尖额头，两耳垂着饰物，眼部开着方孔以供佩面具者窥视。

　　这当是有关面具的最早文字记录。

　　尤仁德于1984年5月9日，不光摹绘了字，还帮我查找汇集摹绘了商金文字，解释为似面上有刻画纹饰并佩耳饰之舞人。

　　总之，用人戴假面装扮神、鬼的形象作文字符号，是完全说得通的，而且也符合殷商周时代的社会心理。

　　通过对良渚文化神像的剖析，使我们对神像的性质和有关装饰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为我们按照神像的形貌去探索甲骨文中“魌”字的来源，提供了更加确切的思路。

　　良渚神像头部所戴面具，是由方而呈尖顶状的羽冠和具有“方相”的脸形组合而成。

　　在良渚文化玉器雕刻上，曾出现过如图所示的三种表现手法：第一种，表现繁缛，是对原貌的写实；第二种，是在原貌基础上的简化；第三种已成为一种用线条表示的抽象图案。这幅图案的基本轮廓是羽冠高耸，顶部呈椎形，羽冠的左右两侧还有一对对称的小方附耳。如果我们以此比照甲骨文这个象形文字的头部形象，不难发现，这个字的面部器官除了作进一步的简化，即用方框来表示其双目外，其羽冠的外形实是一脉相承的。为此，我们认为：这个象形字形出处有据，它是对原始巫术行为中所用面具的忠实记录。在良渚文化原始宗教范畴中能见到它的祖形。

　　这正合郑注《礼记•王制》所云：“皇，冕属，画羽饰焉。”为此，它为探断该字的表意提供了又一重要依据。其下部作倒梯形，其形亦与良渚神像的“方相”而形吻合。所不同的是，作为记录良渚文化面具的象形文字，其面部器官用方框来表示，而该字却用圆圈来表示，两者稍有差异，但其本义是一致的。由此可知，这两个字都是指巫术行为中表示面具的象形文字。

　　象形，脱胎于上古巫术中的面具。从神像的脸部看，五官虽勾画似人形，但颇夸张，特别是张口露牙示狰狞之态，由于貌丑，后世遂有鬼面之称，并产生从鬼字之形声字“魌”。

　　魌亦即倛，魌字又作倛。《周礼•方相氏》孙诒让《正义》案：“魌正字当作倛，又作倛。”义相通，它们都是古代面具的形声字，本义在商代是“终葵氏”。

　　“终葵”的本义是示其形而非指其物。故《尔雅》中“晕终葵，扬关斧”之说，也是说戴着用翟羽制成的冠饰，是原始巫术的一种装饰。巫师头戴形似“圭”形的面具，手持斧钺之器，借以通神驱鬼。为此，《左传》所载殷氏七族中的所谓“终葵氏”，必然是指那些从事祭祀职业的人，而决非以制椎为业的手工业氏族。

　　由于“终葵”一词是因所戴面具的造型而得名，上古时代有以祝融为职的重黎，而重黎正是原始时代人信仰的“人面鸟身”句芒神。

　　在以职为氏的商代，“终葵氏”是泛指从事巫术活动的人，而“终葵氏”的代表人物，即为“仲虺”。“仲虺”取自“终葵”的谐音。史载仲虺其人在商代居要职。

　　《左传•定公元年》载：

　　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

　　《尚书•仲虺之诰》疏载：

　　仲虺为汤之左相。

　　古之为相，既为政官，亦皆巫祝灵保。巫祝之职在《史记•天官书》中被称之为“传天数者”，也就是指通晓天文历法的人。在《尚书•尧典》中被称为“掌天地四时之官”。在上古时代，原始农业成为生产的主要方式后，确定农时是极其重要的。当时的氏族部落中曾经实行过“以火纪时”的火历。火历是根据大火，即心宿二的运行位置以掌天地四时，判明季节，指导农业生产。为此，只有具备天文知识、掌握自然规律的巫祝才能承担这一职责。按《史记•天官书》所载，我国历史上最早居“火正”而能光融天下的人是帝喾高辛时代的重黎。

　　由于祝融之职历代相承，故商代的仲虺承其职而取其名，这在史料上是不乏先例的。

　　《史记•楚世家》载：

　　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文献所载位居祝融的重黎，又可称重或黎，也可称重回。而“重”与“仲”音同，“回”与“虺”为一声之转，故“重回”即“仲虺”。

　　文献资料在追述上占神话时，位居祝融者必鸟属，这与图腾信仰有关。

　　如《白虎通义•五行》记载：

　　祝融者，属续，其精为鸟，离为鸾。

　　高诱注《吕氏春秋•孟春纪》：

　　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本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蔡墨论社稷五祀之辞中，也讲到“重为句芒”、“木正日句芒”。因此，高辛时代的重回，既为祝融，亦必鸟形。“东方句芒，人面鸟身”，就是良渚文化礼器上所绘刻的神像。由此可知，“终葵”一词的来历，也就是神巫句芒的别名，史料所载“终葵”为椎，当属它的引申义。

　　五、周代“方相氏”面具

　　在周代俗称“方相氏”。

　　《周礼•夏官》记载：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郑玄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魌头也。”

　　《淮南子•精神训》高诱注：

　　头也，方相氏黄金四目，衣赪，稀世之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丑言极丑也。

　　古代的方相氏既因戴而具而得名，何故用“方相”之名？原因在于方相氏的司职和行为本是从原始巫术中衍化而来。在良渚文化中，凡神巫的脸状都以五官狰狞、为畏怖之貌的“方相”表示。为此，“方相”原本是作为驱鬼的一种形貌，经长期渲染、流传而约定俗成，得名于“方相氏”的特殊称谓。

　　不同的是，后世的方相氏是“黄金四目”，而原始面具仅为两目。唐代人杨倞《荀子注》引韩侍郎曰：“四目为方相，两目为俱。”方相氏从两目向四目的演变，正体现了面具自身发展的先后关系。

　　六、西周“玉面鬼”原来是面具图案

　　我国西周时期的许多玉器都流失到国外，因这些玉器上的主要饰纹都是风格狞厉的兽面纹而被称为“玉面鬼”。现存国外各大博物馆的许多西周时期的“玉面鬼”，虽其面相各不相同，但其头顶上方有“圭首”的特殊标识是相同的。这些饰纹的头部中央均作“圭首”状，且两侧有附耳。有的耳下有坠饰。透过表象，可知这些“玉面鬼”与甲骨文字的表意是一致的，原来也是面具的图案。

　　“圭首”起源于原始巫术，是人具有鬼神意识的特殊标志。这种以“圭首”为逢凶化吉的特殊标志，却一直在我国历史上流传。直至现代，在少数民旅的民俗活动中还可以看到这种遗存。在巫师主持迎神驱鬼的迷信活动中都必然要戴一种法帽，例如，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东巴族巫师作法时必须头戴“五佛冠”的法帽，而其冠形却是原始宗教巫术中司空见惯的“圭首”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