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清朝，已经呈现出一种夕阳残照景象。满清贵族入关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实施政治高压的同时，又加强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连兴文字狱，消除文化舆论的抵抗。清朝是中国开始与世界列强发生冲撞并连遭痛创的时代，接二连三的战败与割地赔款，使这一腐朽的东方帝国日益走向了衰败。然而，清朝又是一个颓靡的时代，上自皇室贵族、朝廷大臣，下至八旗子弟、市井百姓，都沉溺在戏曲笙歌的靡靡之音里，寻求朝欢暮醉。在这一背景中，戏曲得到了最为广远的传播，在社会各个阶层中产生了极为深入的影响。

   清代成为地方戏曲广泛传播流衍的重要时期。明末清初，弋阳、青阳等诸多南曲声腔，因为血缘相近，在长期的共同流传和互相影响过程中逐渐同化了，混合为单一的声腔，而以高腔为名，其得名大概是因为和昆山腔相比，它的唱腔比较高亢直劲。高腔在长江流域如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形成了诸多的地方剧种，在北方也偶有遗留。北方各地流行的民间俗曲日益蓬隆纠结，终于也形成了新的声腔系统：中原一带地区产生了弦索腔，繁衍出了河南女儿腔、山东姑娘腔、柳子腔、罗罗腔等剧种，其中以罗罗腔影响最大、流布最广，从山西到河南、到北京、到湖广、到扬州，足迹遍布天下。在陕西产生了西秦腔，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传奇剧本《钵中莲》里已经出现【西秦腔二犯】的曲牌，证明至少在那时西秦腔已经十分盛行了。西秦腔在清初遍传全国各地，向南一路传到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向北一路走遍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和北京，并在各地扎下根来，形成梆子声腔系统的众多剧种。

   高腔、昆腔、弦索腔、梆子腔这四大声腔分别属于南方系统和北方系统，其中高腔和昆腔属于南方腔系，弦索腔和梆子腔则属于北方腔系。当它们一起在长江沿线自湖北、安徽到江苏一带地区广泛传播时，因为当地恰恰处在南、北方言区的交界地带，对两种腔系的语言基础都有更大的接受可能，因而发生融汇交流，从而又繁衍出既带有南、北双重特色，又用弦索乐器伴奏的新的复合声腔来，这就是吹腔系的枞阳腔、襄阳腔，梆子腔系的梆子秧腔，以及两者结合的梆子乱弹腔。

   枞阳腔产自安徽安庆地区，后来演变为徽戏，以及在江西河东戏、宁河戏、饶河戏，湖南常德戏、巴陵戏、荆河戏、祁阳戏、长沙湘剧，广西桂剧里都可以见到其踪影。襄阳腔产自湖北襄阳一带，后来发展为汉调，并传到云南等地。而吹腔系的影响更为遍及，我们在赣剧广信班的“松阳调”、饶河班的“琴腔”、绍剧的“阳语”、婺剧的“芦花调”、闽剧的“滴水”和“滂水”、湘剧的“安春调”、广东西秦腔的梆子腔、滇剧的胡琴腔、川剧的胡琴戏、山东莱芜梆子的乱弹等等里面都遇到它。梆子秧腔为昆弋腔与秦腔的复合体，在乾隆年间曾极度盛行，现在只在京剧的“南梆子”里见到它的嫡裔。梆子乱弹腔由【西秦腔二犯】和吹腔的【三五七】演变而来，曾流行浙江、江西、江苏等地，以后繁衍出众多后裔，诸如绍兴乱弹、金华乱弹、温州乱弹、浦江乱弹、黄岩乱弹、诸暨乱弹、处州乱弹等等。

   上述吹腔、梆子腔、乱弹腔不断受到秦腔新的刺激，逐渐又从它们的体制里脱胎出新的复合腔种：二黄与西皮。二黄先出，为安徽的枞阳腔吸收秦腔乐器胡琴后的结果，产生于皖南，影响迅速风靡，经由湖北传播到湖南、陕西、广西、云南、广东、福建等地。西皮后出，为西秦腔传到湖北以后，与当地声腔结合形成的腔调。西皮与二黄进一步结合成进一层的复合声腔，名为皮黄，在湖北为楚调，在安徽为徽戏，其音乐的包容性和表现力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遂跃居其他声腔之上，成为至今影响最大的声腔之一。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八十大寿，扬州唱二黄腔的徽班三庆班进京祝寿，正式拉开了徽班进京的序幕。以后汉调（即楚剧）艺人也逐渐北上搭班演出，把西皮腔也带入北京。后来二黄、西皮长期连袂同台，逐渐形成皮黄剧——京剧的一统天下。

   清代地方戏形成的路径，除了上述各种复合声腔剧种生生繁衍变化以外，还有在民间歌舞说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路。出自民间歌舞的有花鼓戏、花灯戏、秧歌戏、灯戏、采茶戏、彩调戏等，出自民间说唱的有道情戏、摊簧戏、曲子戏等。其中如花鼓戏，渊源于民间一种边打花鼓边做身段表演并唱歌的社火舞蹈，形成于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逐渐演为戏曲。相对前述声腔和复合声腔来说，这些民间剧种形式上都比较简陋，出场角色少，音乐唱腔简单明快，表演风格生动活泼而生活气息浓厚，演出剧目也多半是比较简单的民间生活内容，通常称之为地方小戏。其数量极其众多，覆盖地面也十分广阔，成为清代中、后期戏曲声腔流派里一个极为重要的支流。

   这样，在清末时候，中国戏曲剧种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阶段，大约有300个剧种流行在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