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戏文的集大成之作是高明《琵琶记》。在《琵琶记》之前的南戏，基本上还没有超出村歌里咏的水准，《琵琶记》的诞生，则将南戏历史推进到了一个划时代的阶段。从此，南戏创作进入文人的普遍视线，由此而造成日后创作队伍的繁兴和创作高潮的迭起。

　　高明写作《琵琶记》的宗旨“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奠定了明清传奇“载道”的基因，而他对于戏文声韵格律和规则方面更为整饬的运用则成为后世传奇的法本，《琵琶记》由此而得到“词曲之祖”的声誉。

　　宋代南戏《赵贞女蔡二郎》，讲“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故事，是民间艺人的作品。《琵琶记》在此基础上写成，但改变了原作痛责蔡伯喈的立场，按照生活逻辑真实地构设了人物的生存环境及其变化，并在这种典型的氛围里细致入微地刻画蔡伯喈的内心矛盾和痛苦，这就使戏文因为符合世俗情理而具备了极大的可信度。它之所以感人至深、成为后世最为流行的剧目，原因就在这里。

　　作为宋代南戏的初期之作，《赵贞女蔡二郎》自有其典型意义，可以说它是宋代书生负心婚变戏的代表作。然而，高明的《琵琶记》里，家庭悲剧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书生个人的品质问题了。除了偏信拐儿的拐骗以及权相的逼婚外，高明为蔡伯喈重新设计了“三不从”的情节。首先是辞试不从。蔡伯喈本不是一个功名心十分强烈之人，其本意也是想“甘守清贫，力行孝道”的，无奈“朝廷黄榜招贤”，自己想辞试，父亲又不从。因此，不得不辞别年老的双亲和新婚两月的妻子赴京应试，在弃亲背妇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当他考中状元之后，本想立即回家侍奉父母、与妻子团聚，但是，皇帝和丞相却不许他辞官、辞婚。辞官辞婚的两不从，使得他“宦海沉身，京尘迷目，名缰利锁难脱”。因此，“只为君亲三不从，致令骨肉两分离”。由此可见，“君亲三不从”是造成蔡伯喈家庭悲剧的直接根源。高明通过这些改动，不自觉地告诉人们，给蔡家和赵五娘带来灾难的原因，不是蔡伯喈的个人品质，而是不合理的制度。

　　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是高明的最终目的。其意图在于：正是在这种“三不从”的背景下，蔡伯喈和赵五娘，尤其是赵五娘对传统道德的信奉与张扬，才造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力量。

　　如果说，以孝亲为出发点和旨归的蔡伯喈，还只是剧作家同情之对象的话，那么，在赵五娘身上，则更多地寄托着作者的道德理想。赵五娘形象再创造的过程中，高明有意识地按照传统伦理观念的最高标准对之进行了加强处理。赵五娘在“糟糠自厌”、“代尝汤药”、“断发求葬”、“描容上路”等关目里所主动承载的义务，已经超出了传统礼教所要求于儿媳的一般范畴，即使以一个孝子对父母应尽孝道的水准来衡量，也已经达到了几臻极致的境界。因而，赵五娘的行为，可以被视作传统伦常的最高规范。在社会民众的心目中，这样的女性，最终理当苦尽甜来，善有善报，受到发迹后的丈夫的礼遇，受到朝廷的旌奖，这在《琵琶记》的观赏中构成一种普遍的期待心理。而高明对一夫二妻大团圆理想结局的铺排，也正是迎合了这种心理，从而达到了彰显传统礼教的目的。

　　作为宋元南戏的集大成者，作为南戏由民间创作过渡到文人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琵琶记》在艺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功。高明不仅吸收了南戏舞台艺术中许多优秀的民间传统，而且将自己历史文化方面的丰厚修养融会贯通，注入创作，对《琵琶记》的整体构思以及戏剧手段进行了刻意的提炼与安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历来《琵琶记》最为人称道的地方，在于关目设计上的双线结构。其整个剧情，是沿着两条线索发展的，一条是蔡伯喈赴京、高中、入赘、做官，享受荣华富贵的整个过程；另一条是赵五娘在家乡灾荒的苦难岁月中一步步辗转挣扎的悲惨遭遇。两条线索穿插写来，在舞台场景中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度，既引起观者强烈的感情投入，也有效地调剂了冷热场子，这带来剧作完美的演出效果。观众眼中，一方面是赵五娘赈粮被劫、痛不欲生，一方面是蔡伯喈入赘相府的盛大婚礼和洞房花烛；一方面是赵五娘在赤地千里的陈留郡糟糠自咽，一方面是蔡伯喈与新婚妻子在荷花池畔饮洒消夏；一方面是赵五娘在断发买葬，罗裙包土，埋葬公婆，一方面是丞相府中蔡伯喈夫妇的中秋赏月……一哀一乐，一悲一喜，一贱一贵，一贫一富，反差强烈，对比鲜明，时空跨度广，含括社会内容丰富，不仅使演出场面显得生动、丰富，而且也使戏剧冲突更为突出、激烈，悲剧气氛更为浓郁。最后，在适当的时候，两条平行的线索再有机地扭结到一起，带来高潮与结局。这种对比手法虽然在早期南戏《张协状元》中就已出现，一定程度上它是南戏体制本身所带来的特点，但只有到了高明这里才发展得如此娴熟、运用得如此成功。

　　《琵琶记》充分调动了其双线结构的长处，使剧作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剧中出现的生活场景，从京城到乡间，或为相府朱门的豪华宅邸，或为穷乡僻壤的草舍茅屋；登场的人物，从宫廷到村里，或为贵甲天下的宰相重臣，或为贪赃枉法的乡长、里正，或为无力渡荒的贫民百姓；表现的对象，从上流社会到底层农户，或为富贵人家的琴棋书画、雅致闲情，或为饥贫之户的缺米断炊、度日维艰。这些，共同构成了一幅当时社会生活的长卷图景，把时代的面貌真实地浓缩在舞台上，从而使剧作具备了极大的内容含括力。《琵琶记》能够在一批有着类似结构的剧目中独放异彩，自有其独特原因。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社会内容并没有游离于剧本之外，成为中心事件的外加成分，而是紧紧地与主人公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成为剧情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

　　《琵琶记》属于文人作品，开始在南戏创作中讲究遣词立意、寓情造境，而它又毕竟是早期南戏作品，极端重视剧作文词的舞台性，达到极高的语言艺术成就，刻画人物、摹写世情，都委曲必尽，尤其长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剧中词语与人物身份、境地绝相符合，也是《琵琶记》语言艺术的特色之一。

　　《琵琶记》最初在南戏舞台上盛演，以后在南戏声腔的各路变体声腔——昆腔、高腔等——中传播不绝，又被地方戏广为继承改编，其舞台生命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都说明了其艺术魅力的强大。《琵琶记》剧本从产生以来就被不断翻刻，最老的刊本为元代巾箱本，明刊本多至20余种，这更充分说明了它在当代以及后世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