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串客，就是不在乐籍的平民，爱好登场扮演戏出，非为职业艺人，而时一为之。串客元代即有，“子昂赵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子昂即元代著名画家赵孟頫，他所说的扮杂剧的“良家子弟”，就是元代的串客。我们知道的如“躬践排场，面傅粉墨”，“偶倡优而不辞”的关汉卿，就是一个串客。明代前期著名文人祝允明也是一位串客，他“常傅粉黛，从优伶间度新声”。明初藩王朱权认为前朝历代都有串客，他在，《太和正音谱》里说：“良家子弟，有通于音律者，又当太平之盛，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所扮者，隋谓之康衢戏，唐谓之梨园乐，宋谓之华林戏，元谓之升平乐。”其材料虽然不知所据，但所说却有一定事实根据。例如唐代武则天时，歧王五岁而“弄兰陵王”；后唐庄宗曾经“自敷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宋徽宗时佞臣王黼、蔡攸“或涂抹粉墨作优戏，多道市井淫言蝶语，以媚惑上”等，都是相同性质。

　　但是，明代以前见于记载的串客，除了剧作家以外，大多都是有着特殊社会身分的人，平民串客的活动难以见到。明以后，这类文献出现了。而串客的演戏活动不受职业辖制，不受商业规律影响，往往能够在表演伎艺上追求高深层次，从而推动戏曲艺术的发展，因此他们的事迹值得重视。

　　有两位嘉靖时期（1522～1566年）串客的卓越事迹流传下来，一位是明人李开先《词谑??词乐》里记载的颜容，另外一位是明人陈琬《旷园杂志》里记载的周诗。

　　颜容字可观，镇江丹徒平民。擅演北杂剧，喉音响亮，每次登场表演，都要求自己模仿人物“备极情态”。一次扮演《赵氏孤儿》里的公孙杵臼，他用尽气力，看见台下的观众并不为之感动。回到家里，他用左手抓住自己的胡子，用右手狠狠打自己的耳光，打得脸颊通红。随后，他抱起一个木雕孤儿，对着穿衣镜，说一番，唱一番，哭一番，苦练这一段表演。后来又演出这个戏，“千百人哭皆失声”。颜容回到家，又到镜前，对着自己深深鞠了一躬，含笑说：“颜容，真可观矣。”颜容虽然不是职业艺人，但他追求精益求精的练伎精神，更出职业艺人之上。

　　周诗的逸事就更加富有情趣。周诗为一应科士子，嘉靖四年（1525年）二十一岁时参加乡试，考中魁首。发榜时，别人都心急火燎地打听结果，他却在悠哉游哉地登场演戏。书里是这样记载的：“榜前一夕，人皆争踏省门候发榜，周独从邻人观剧。漏五下，周登场歌《范蠡寻春》曲，门外呼周解元声百沸，周若弗闻，歌竟，下场始归。”周诗在戏场里耽情耽性，却视功名为儿戏，其生活态度已开万历诸多后来者风气之先。

　　嘉靖串客知道的还有安徽凤阳人张周。李开先《词谑??词乐》说：“周系缝衣人，声态俱一佳旦，年且甚少。必待人具礼求之，而后出一扮之。既扮，见者无不忻羡。”这是串客以男扮女的事例。

　　万历以后串客的事迹增多了。串客的成分主要有三类人。一类当然还是剧作家，他们爱戏写戏也演戏，著名的如写有《彩毫记》、《昙花记》传奇的文士屠隆，“每剧场辄阑入群优中作伎”，如创作了《虎符记》、《红拂记》、《灌园记》等传奇的张凤翼，“常与仲郎演《琵琶记》，父为中郎，子赵氏，观者填门，夷然不屑意也”。另一类是一般的社会清客闲人。如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里记录的有：金文甫，年六十余而擅演《琵琶记》；柳生，演《跃鲤记》庞氏汲水，令人涕落；王怡庵，净角绝妙，工《西厢记》、《还魂记》；赵必达，擅演《牡丹亭》里的杜丽娘等等。这些人都因为有自己的拿手好戏而为人称道。第三类也是人数更多的一类是妓女。明代一般的妓女都会串戏，以图借助戏台排场增加风韵魅力，所以当时人称：“妓以串戏为韵事，性命以之。”例如《陶庵梦忆》卷七“过剑门”条就记载有明末秦淮名妓串演《周羽教子寻亲记》的事，其中顾眉生扮周羽，杨元扮周娘子，杨能扮周瑞隆。另一位秦淮名妓陈圆圆，更能串演弋阳腔戏。明末遗老冒襄《影梅庵忆语》说，看陈圆圆演戏“令人欲仙欲死。”陈圆圆能够用当时属于下里巴人的艺术——弋阳腔的形式，唱出高雅的效果，引得像冒襄这样有较高欣赏口味的名士如醉如痴，她在唱腔上一定有着很好的造诣。

　　串客们常常与职业戏班竞伎，而以压倒对方为骄傲。前引张岱《陶庵梦忆》卷四“严助庙”条说，天启三年（1623年）上元节，张岱兄弟和串客王岑、杨四、徐孟雅等人到杭州严助庙游赏庙会，趁庙里戏班演了一半的时候，他们登场串演《白兔记》四出戏，“科诨曲白，妙人筋髓”，弄得“戏场气夺，锣不得响，灯不得亮”。张岱于是引以为自豪，特意在书中记上一笔。

　　明末在江浙一带有一位著名的串客彭天锡，他的伎艺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因而得到著名戏曲鉴赏家张岱的极口称赞。彭天锡会串演许多的戏，张岱《陶庵梦忆》卷六“彭天锡串戏”条说，彭天锡曾在张岱家里“串戏五六十场而穷其伎不尽”。但这还只是彭天锡成就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一手惊人的表演绝技。张岱对彭天锡的表演欣赏之至，每见他演到妙处，就激动不已，但口说不出，真觉无可奈何，“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把它比作天上的一夜好月，火候恰当的一壶好茶，说是“只可供一刻受用”。张岱在戏曲鉴赏上并非等闲人物，当时艺人把到他家演出比喻作“过剑门”，得其一赞即长声价，他对彭天锡演技的推崇就非同一般了。而能够达到这样高的表演效果，彭天锡的舞台境界也着实不同凡响。

　　张岱书中还有关于彭天锡串戏情形的其他记载。例如卷四“不系园”条说，崇祯七年（1634年）十月张岱与诸人同去看红叶，“是夜彭天锡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妙绝”。其中罗三、杨与民也是杭州串客，朱楚生则是调腔戏名艺人。彭天锡不但能演昆曲，还能演调腔戏，又出一绝。

　　为什么彭天锡串戏能达到如此绝妙境界？张岱《陶庵梦忆》卷六里有解释，说他学戏不惜血本，“家业十万缘手而尽。”彭天锡绝妙的伎艺首先当然是他广延名师、勤学苦练，认真追求贴切表达戏内情感深意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十万家产的挥霍，也不足以支持他的这种追求。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现象：明代后期有大量串客投入到戏曲表演中来，他们为戏曲表演技巧的提高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通常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在理解剧情和塑造人物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另一方面是他们带来了从财力、物力方面对戏曲演技的支撑。串客的活动在中国戏曲的成长过程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我们不能忽略了他们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