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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杂剧中心北移

廖奔;刘彦君

  与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局促苟且、气骨柔弱不同,北方民族的风沙征尘、金戈铁马锻铸了其慷慨豪气,而拓边扩土的成功战绩更激励起其勃勃雄心。北方民族以这种强劲血质注入它们承接的中原文化,使其性格发生刚性变异,于是,杂剧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成另外一种面貌,它的前景直接兆示了元杂剧黄金时期的到来。

  一、源自中原的辽朝杂剧

  辽朝为契丹民族,起于临潢一带(今辽宁省巴林左旗附近),原有其本民族舞乐。建国后,设雅乐、大乐、散乐等,都出自中原的石晋政权。《辽史·乐志》“雅乐”条曰:“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奏所司先赴中京。”又“大乐”条说:“晋高祖使冯道、刘昫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辽国大乐,晋代所传。”“散乐”条说:“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晋天福三年,遣刘昫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后晋高祖石敬瑭借契丹力量做上儿皇帝,对北朝恬颜趋奉,但中原戏剧得以由此进入辽朝宫廷,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一桩美事。此后,辽东地区的辽朝杂剧就与汴京地区的北宋杂剧并行发展。辽、宋通使,两个地区间保持了文化交流,杂剧也会彼此产生影响,只是由于北宋杂剧一直在不断地演进,二者之间或许也会有一些差异。

  与宋朝一样,辽朝宫廷大宴中,杂剧成为不可或缺的表演项目。《辽史·乐志》记载皇帝生辰朝廷庆贺节仪中散乐表演的情况,说:

  酒一行,筚篥起,歌。酒二行,歌,手伎入。酒三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四行,阙。酒五行,笙独吹,鼓笛进。酒六行,筝独弹,筑球。酒七行,歌曲破,角抵。

  又记载“曲宴宋国使乐次”中散乐表演的情况说:

  酒一行,筚篥起,歌。酒二行,歌。酒三行,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五行,阙。酒六行,笙独吹,合法曲。酒七行,筝独弹。酒八行,歌,击架乐。酒九行,歌,角抵。

  从辽朝宫廷大宴礼仪节次看,它与宋朝宫廷的情景是十分接近的,虽然较为简陋,并且缺少大曲舞蹈和小儿、女童队舞,但杂剧演出与宋廷一样安排在一定的酒盏过程中,想来演出也同样会有勾队、进致语、杂剧表演一场两段、遣队的程序,只是具体细节见不到记载了。

  辽太平七年(1027年)冬,宋使孔道辅至辽,辽教坊杂剧以孔子为戏,所谓“弄孔子”,遭到孔道辅的抵制。这是辽朝宫廷宴宋使时演出杂剧的实录,其文曰:

  契丹宴使者,优人以文宣王为戏,道辅艴然径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辅还坐,且令谢之。道辅正色曰:“中国与北朝通好,以礼文相接。今俳优之徒,慢侮先圣而不之禁,北朝之过也。道辅何谢?”契丹君臣默然。

  可惜也没有具体说明演出的情况。不过,我们从另外的渠道却可以大致窥见辽朝杂剧的演出。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文彦博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派人到辽国侦探情报,看到辽朝宫廷杂剧在演出时讽刺宋臣司马光,于是告知其本人:

  潞公(文彦博)谓温公(司马光)曰:“某留守北京,遣人入大辽侦事回,云见辽主大宴群臣,伶人剧戏,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以梃扑之者,曰:‘司马端明耶?’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温公愧谢。

  辽朝杂剧以当时健在的宋朝大臣为内容而演戏,说明这是一个时事戏,为辽朝杂剧艺人的创作。表演的路数与宋杂剧一样,先设置一个戏剧场景,然后用杖击打诨点题结束,说明其基本形态与宋杂剧是相同的。

  和五代时的一些国主以及宋朝几代君王一样,辽朝也产生过爱好演戏的皇帝,例如辽兴宗耶律宗真,他不仅自己混入优人队伍,甚至让后、妃都参加装扮。曾巩《隆平集》卷二十曰:

  宗真庙号兴宗,在位凡二十五年。常与教坊使王税轻数十人结为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尝夜宴,与刘四端兄弟及王剐等数十人入乐队,命后、妃易衣为女冠。后父萧穆济言:“汉官在此,后、妃入戏,非所宜也。”宗真击碎其后父首曰:“我尚为之,若如何人也?”

  耶律宗真以及他的“后、妃入戏”所扮饰的,究竟是否杂剧一类演出,史不能明,但他既然与教坊使王税轻的交情很深,就有可能混入杂剧表演。君主所好,也是辽朝杂剧得以兴盛的原因之一。

  二、杂剧中心的北移

  当北宋杂剧在汴京一带蓬勃发展的时候,北部由女真部落组成的大金国逐渐强盛,于1122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拥有了北半部中国的大片国土。从此,北方杂剧的发展中心北移到金朝统治区域内。由于来源途径的不同,金代杂剧形成两个系统:一是由辽、宋宫廷杂剧承袭而来的燕京杂剧,一是由汴京地区民间杂剧流播而来的河东(今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地区)杂剧。

  女真初为游牧部族,“其乐惟鼓笛,其歌惟【鹧鸪】曲,第高下长短如鹧鸪声而已。”公元1122年元月,金太祖阿骨打攻破辽中京,得辽教坊四部乐,始用宴乐。于是,金朝开始也拥有了宋杂剧型的戏剧表演。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宋使许亢宗前往金朝贺金太宗吴乞买登位时,见到金朝宫廷宴乐的演出:

  ……次日谒虏庭,赴花宴,并如仪。酒三行则乐作,鸣钲击鼓,百戏出场,有大旗、狮豹、刀牌、砑鼓、踏索、上竿、斗跳、弄丸、挝簸旗、筑球、角抵、斗鸡、杂剧等。服色鲜明,颇类中朝。

  演奏的乐器、曲调都与中原相同,也有杂剧与百戏的表演,演出服饰也与宋朝相似。而乐人二百余人,“云乃旧契丹教坊旧部”。这里点明了金朝杂剧艺人来自辽朝教坊的史实。

  公元1127年,金人攻陷了北宋都城汴京,继而将汴京的大量财富、典籍以及工匠、伎艺人分期分批地北掳。金人北掳的汴京各类伎艺人名目以及人数,宋人耐庵辑《靖康稗史》里所收录的宋人各种私家记述有不同的说法,例如李天民辑《南征汇录》引克锡《青城秘录》说:“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无名氏《宋俘记》说:“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等等。而宋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记载得更为具体,这里引述如下:

  金人来索御前祗候:方脉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露台祗候:妓女千人……又要御前后苑作、文思院、上下界明堂所、修内司、军器监:工匠、广固搭材兵三千余人,做腰带、帽子、打造金银、系笔和墨、雕刻图画工匠三百余家,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

  卷七十八又载:“……又取画工百人,医官二百人,诸般百戏一百人,教坊四百人,木匠五十人……弟子帘前小唱二十人,杂戏一百五十人,舞旋弟子五十人。”虽然诸说不一,但汴京伎艺人(其中包括杂剧演员)有大批北掳则是事实。

  金人押解汴京伎艺人,选择河东路北上。有两条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宋人李天民辑《南征汇录》引《秘钞》记载:“四月一日,国相退师,分作五起:宝山大王押朱后一起,固新押贡女三千人二起,达赉押工役三千家三起,高庆裔押少主(宋钦宗赵桓——笔者)四起,从河东路进发……”宋代无名氏《呻吟语》引司马朴云:“帝自四月朔青城(汴京南熏门外青城寨——笔者)起程……初十日由巩县渡河……六月初二日抵云中……七月初九日抵燕山。”上引材料说明,宋钦宗等一路人,是被金人押解着,从河南巩县渡过黄河,越过太行山,经山西北上,到了云中(今大同)再折向燕山的。金人押解伎艺人北上的行进途中,被俘的艺人工匠们纷纷逃亡,宋代无名氏《宋俘记》说:“……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妇十存七,孰存孰亡,瞢莫复知。”这些散亡的伎艺人流落河东一带,以后就成为这一地区杂剧和歌舞百戏艺术的有生力量。当局势平定下来,他们就助成了河东地区的两种文化兴盛:一是使之成为北方最大的书籍刊刻中心,“平水版”图书流行于世;二是使之成为杂剧的兴盛地,因之也成为杂剧砖雕墓葬的集中产生地。

  剩余的伎艺人,被金人押解到燕山。因为女真贵族酋长有很大一批居住在燕山,因此在这里将北掳的汴京人口一半分充赏赐,散入各酋长家。另一半则继续押解北上至金国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一带)入朝。留在燕山的,为以后金中都戏曲文化的发展准备了基础。带到会宁府的,有些可能进入金朝教坊,和以前得到的辽朝教坊乐人混合,形成金朝的宫廷杂剧队伍。后来,金海陵王于天德四年(1152年)由上京会宁府迁都燕京,金宫廷杂剧又与燕京遗留的宋代伎艺人忙合,开始在燕京一带发展。

  关于燕京杂剧的活动情况,所知不多,只知道汴京伎艺人初到此地时,由于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动和严重的民族压迫,谋生困难。海陵王迁都后,带来宫廷杂剧。有关金朝燕京宫廷杂剧的记载只有寥寥几则,如《金史·元妃李氏传》曰:

  自钦怀皇后没世,中宫虚位久,章宗意属李氏,而李氏微葚。至是,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执不从,台谏以为言。帝不得已,进封为元妃,而位势熏赫,与皇后侔矣。一日,章宗宴宫中,优人玳瑁头者戏于前。或问:“上国有何祥瑞?”优曰:“汝不闻凤凰见乎?”其人曰:“知之,而未闻其详。”优曰:“其飞有四所,应亦异:若向上飞,则风雨顺时;向下飞,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飞,则加官进禄。”上笑而罢。

  同样是不载表演场景与内容,仅仅截取其中一段有关时政的插科打诨,使我们不能了解金代宫廷杂剧的表演特征。其中优语以谐音讽刺时政的技巧,与北宋同类记载大同小异。另外的记载,如明昌二年(1091年)正月加上太后尊号,金章宗曾在宣华殿宴集百官及官人内外命妇,“纵诸伶人百端以为戏”,同年十一月又“禁伶人不得以历代帝王为戏”,说明金代宫廷杂剧同样是十分盛行的。南宋楼钥于乾道五年(1169年,金大定五年)奉使北行,写有《北行日录》,其中提到金人宴席上有杂剧演出:“亦有杂剧逐项,皆有束帛银椀为犒。”《大金国志》卷二十也说:“伶人往日作杂剧,每装假官人,今日张太宰作假官家。”这一切都说明金代杂剧演出的情况,以及它与宋杂剧的相通。

  金代河东杂剧的兴起,固然是由于汴京杂剧艺人逃亡此地所促成,也得力于当地的民俗传统。当北宋后期汴京杂剧在河南一带传播时,其中一支可能已经顺着商业通道来到河东的平阳地区(今山西省临汾运城一带),与当地优戏发生融合交流,而成为河东杂剧的先驱。宋代河东与河南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和商业联系,河东出产的解盐、自矾、薪炭等每年源源不断地输入河南和两京,宋朝廷为了支援河东的兵费,也充分利用了北上太行山的路径。河南商人大批到河东做生意,当金人侵占河东地区时,尚有许多人被阻不得南归。两地之间的文化交往也十分密切,在汴京勾栏中“首创诸宫调古传”的艺人孔三传,就是河东泽州人,他有可能是在家乡民间艺术培养下成长起来而进入汴京的。因而,汴京杂剧自然发展地浸润到河东是可能的。

  1982年发现的河南省温县宋墓杂剧雕砖可以视作汴京杂剧向河东传播的一个痕迹。温县宋代属孟州,地处太行山之北、黄河之南的一线平原地带。自温县东渡黄河至汴口入汴水,即可抵达东京。当时汴京街市上出售的河阴石榴、河阳查子,都是孟州特产,均由此路运来。温县经怀州河内县而北出太行山,即至河东路的泽州。从地理位置上讲,温县恰处于汴京地区到河东的主要陆路上。因而温县杂剧雕砖墓,应该是北上的汴京杂剧影响了这一带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结果。汴京杂剧在北宋末期流布到河东地区,以后又与散亡在此地的金掳乐工汇合,遂成为金世宗、章宗时期河东杂剧兴盛的前奏。

  金杂剧的两个系统,就造成了金代戏曲活动分别集中在两个地区——燕京与河东的局面。

来源:《中国戏曲发展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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