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杂剧由宫廷杂剧走向市井全民杂剧的社会条件是宋代城坊制度的改革。北宋初期，汴京由于其水陆都会的地理位置和北宋王朝在此建都的政治原因，迅速聚集起一百多万人口，并成为有着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水平和贸易交换条件的消费都市。商业市场的繁荣要求城市制度的改革。宋初的城坊制度一度沿袭了隋唐以来的传统，城市的建筑布局为棋盘式平面结构，划定坊里，商业开市有着明确的地区规定，并普遍实行宵禁，不可随意，越制就要遭受刑罚，这种状况严重阻碍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因此受到迅速兴盛起来的市民社会的毁灭性冲击。首先是夜市的延长，这在太祖朝即已出现。《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七载：“太祖乾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谓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到了仁宗中期的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4年），已经彻底“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其时坊制也已遭到破坏，宋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曰：“近者坊市之名多失标榜，民不复称。”夜禁废弛，坊制破坏，加剧了汴京的城市商业化步伐，逐渐地，隋唐以来在固定坊市行商的城市布局就被临街道热闹处随地开设商业活动中心的情况所代替，这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有着真切的反映。

　　一、瓦舍勾栏的兴起

　　商业经济兴盛之后，汴京城里陆续产生了众多的市民冶游点，亦即商业性的游艺场所，当时人称之为“瓦舍”（或“瓦子”、“瓦肆”）。瓦舍是从唐代寺庙戏场过渡来的市井商业游乐区，拥有很大的面积，内设众多的表演棚——勾栏（或“勾阑”、“钩栏”、“构肆”），同时还有很多辅助设施，供应饭食和其他游艺消费品，是平日冶游的好处所，因而得到了市民的普遍欢迎，它也成为宋杂剧发展的栖身之地。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崇宁、大观（1102～1120年）以后，汴京有名可数的瓦舍有：朱雀门外西边新门瓦，城东南角桑家瓦、中瓦、里瓦，旧曹门外朱家桥瓦，梁门西边州西瓦，相国寺南保康门瓦，旧封丘门外州北瓦等，一共八座。这些瓦舍的占地面积都很大，例如州西瓦，“南自汴河岸，北抵梁门大街……约一里有余”。

　　瓦舍里建有多少不等的勾栏，是各种伎艺进行商业性演出之处。例如皇城东南角为瓦台集中区域，其中“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客数千人。自丁仙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桑家瓦、中瓦、里瓦三座瓦子里，一共有五十多座勾栏，平均每座瓦子里有勾栏十七八座。最大的勾栏里可以容许数千人进入，其规模可谓巨大！从这条记载里还可以推测出汴京瓦舍兴起的时间。其中提到的人物丁仙现，在神宗熙宁九年（1706年）以前已经进入教坊，并且担任了教坊大使，宋人朱彧《萍州可谈》卷三说他“在教坊数十年”，因此丁仙现在瓦子里作场应该是进入教坊以前的事情。那么。在神宗熙宁以前，这几个瓦子就已经出现了。

　　另外，汴京相国寺里也举办各种游艺活动，类似于瓦舍，例如清人潘长吉《宋稗类抄》卷七“怪异”条收录一条资料，说是北宋仁宗朝时有建州人江沔曾“游相国寺，与众书生倚殿柱观倡优”，王安石《相国寺启同天道场行香院观戏者》诗也说：“侏优戏场中，一贵复一贱。心知本自同，所以无欣怨。”证明相国寺里有优戏演出，所以宋代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干脆就说：“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

　　瓦子勾栏里聚集了各类时兴的表演伎艺，每日进行演出，其品类有小唱、嘌唱、杂剧、傀儡、杂手伎、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小儿相扑、掉刀蛮牌、影戏、弄虫蚁、诸宫调、商迷、合生、说诨话、杂班、说三分、说五代史、叫果子等等。瓦舍勾栏成为杂剧和各种伎艺的荟萃之地。勾栏演出使宋杂剧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产生了商业化的杂剧演员，它导致杂剧迈出宫廷，走向市井民间，杂剧艺人脱离皇室贵族的豢养而与市民观众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商业性经济依存关系。勾栏里众多表演伎艺共同生存的环境，又促进了杂剧对其他表演成分的吸纳与融化，催发了宋杂剧形式的进化，使之朝向成熟的戏曲形态靠拢。

　　二、汴京市井通俗文艺的繁兴

　　由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原因所决定，北宋社会进入了一个市井冶游的民俗阶段，瓦舍勾栏的兴起，促使这个民俗社会迅速地向纵深发展，导致汴京市井通俗文艺活动的繁兴。这种文化氛围，为杂剧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宋太祖、宋太宗平定天下以后，真宗、仁宗时期休养生息，太平渐久，汴京日渐繁华。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晏殊在《丁巳上元灯夕》里描写汴京已经是“百万人家户不扃，管弦灯烛沸重城”。汴京歌曲的创作自太宗以来已经蔚然风习，技巧也日臻高明。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伶官蔚茂多曾经模仿鸡叫而谱曲，命名为“鸡叫子”，民间则“作新声者甚众，而教坊不用也”。真宗虽然不喜欢这些所谓“郑声”，但却爱好撰写杂剧剧本：“或为杂剧词，未尝宣布于外。”仁宗则“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当时帝王追求声色享受的思想还体现在其陵墓的兴建中，史载，宋太宗永熙陵比太祖永昌陵所增辟法物中包括有“音声队”，而真宗永定陵明器又增添了“钧容及西第二班执乐者”俑人，一代比一代增加其制。风习所至，上下仿效，士大夫文人日耽逸乐，陶醉于市井冶游，甚至于功名而不顾，沉溺于歌楼妓馆、酒绿灯红之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王迥少年情事即被“狭邪辈”“播入乐府”，以【六么】曲调传唱。柳永的长调慢词就产生于这种都市冶游生活中。市民歌乐则遍及闾阎，以至于到了仁宗末年，出现了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所记载的情景：“嘉祐间，汴都三岁小儿在怀饮乳，闻曲皆捻手指作拍，应之不差。”虽不免夸张，却反映了当时汴京市井讴歌的盛景。

　　在这蹈舞升平、寻欢作乐的时代里，就日益产生出新的世俗文艺品种来。有几种通俗文艺种类大概都是产生在宋仁宗时期：一，小说；二，陶真。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载：“小说起宋仁宗时，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闾阎陶真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三，吟叫。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九载：“嘉祐末……市井初有叫果子戏。其本盖自至和、嘉祐之间叫紫苏丸洎乐工杜人经十叫子始也。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间以词章，以为戏乐也。今盛行于世，又谓之吟叫也。”影戏则从仁宗朝时开始表演三国故事，《事物纪原》卷九还说：“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另外，知其为北宋后期出现的伎艺还有嘌唱和杂班。嘌唱，宋人程大声《演繁露》曰：“凡今世歌曲，比古郑卫又为淫靡。近又即旧声而加泛艳者，名曰嘌唱。”程著成书于南宋绍兴中（1131～1162年），其中说“近又……名曰嘌唱”，可见嘌唱出现不久，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北宋末“京瓦伎艺”中已经有嘌唱，从中知道嘌唱形成于北宋后期。杂班，宋人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说：“在京师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在京师时”指的是北宋，而北宋史料里只在《东京梦华录》里见到“杂班”，那么，杂班的兴起时间大约也是在北宋后期。

　　受到民间大量创作新曲调风习的影响，文人在尚属高雅文艺种类的词调中也试行改革。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年）开始，有人在“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嘉祐之后逐渐兴盛，到“熙宁、元丰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这是后世“曲”的滥觞，孔三传则在此基础上，“首创诸宫调古传”，开创了多宫调多曲体的说唱艺术，为以后综合性戏曲艺术的形成作出了贡献。适应这种形式，原本即属于通俗文艺的杂剧就在其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