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在新疆屡有佛教剧本发现，迄今已发现有三种古文字、多种写本的剧本。它们是印度梵剧东渐的历史见证人。

　　一、梵文剧本

　　1911年德国梵文学者亨利·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从本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得到的贝叶梵文卷子里找出了三个戏剧残卷，将其校刊影印，名之为《佛教戏剧残本》。其中的《舍利弗传》（Sariputrapakarna）比较完整，是一个九幕剧，描写佛陀的两个大弟子舍和弗和目犍连如何改信佛教出家的故事。卷尾注明是“金眼之子马鸣所著舍利弗世俗剧”。世俗剧是印度古典梵剧中与英雄剧相对应的一类戏剧。另外两个剧本残卷不知道剧名，内容同样宣传佛教，据推测也是马鸣创作的。

　　马鸣（Asvaghosa）生平已不可考，大约是一二世纪时的印度佛教大师，在今天所见到的佛教经典中留有许多署他名字的哲学著作和佛教故事集，另外他还有两部长诗《佛所行赞》和《美难陀传》。上述发现的《舍利弗传》剧本里有些诗句就是马鸣从他自己的长诗《佛所行赞》里借用的。

　　印度本土在南北朝时候（5世纪）还演出《舍利弗》剧，当时去印度的宋僧法显看到过，他在《佛国记》里说，中印度“众僧大会说法。说法已，供养舍利弗塔。种种香华，通夜然（燃）灯，使彼（伎）人作《舍利弗》。”《舍利弗》剧的名声很大，可能对东土也有影响，在新疆发现《舍利弗传》剧本就是其东传的一个证据。另外，唐朝有两个乐曲名字《舍利弗》和《摩多楼子》是以佛陀弟子台利弗和目犍连（“摩多楼子”即目犍连）的名字命名的，可能就和梵剧《舍利弗传》的乐曲有关。

　　有意思的是，在上述三个剧本发现之前，人们都没有看到过早期梵剧剧本的实际样式，所谓的印度跋娑十三剧的发现和校刊是后来的事，因而这些残卷的发现使人们把梵剧产生的时间推前了一大步。

　　二、吐火罗文剧本

　　20世纪初欧洲人在新疆古文书里发现了吐火罗文A本的《弥勒会见记剧本》（Maitreyasamitinātaka）残页，数量不大，分属两个本子，收在泽格（E.Sieg）和泽格陵（W.Siegling）两人合编的《吐火罗文残卷》一书中。其名字来自梵文，其后面的几个字母nātaka在梵文里意为“戏剧”。后来，1974年新疆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附近又发现了一个稍完整的吐火罗文A本《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共四十四页八十八面，每面有字八行，婆罗谜字母墨书。其首页有两行字曰：“在（圣）月整理好了的《弥勒会见记》剧本中，名叫《婆……》第一幕终。”其中的“幕”字是从梵文nipāta（幕）借过来的。每幕开头均用朱墨标明场次和故事地点，同时也标明了出场人物及其所演唱的曲调。这种种迹象都显现了它作为一个戏剧剧本的明显特征。

　　焉耆县为古代焉耆国旧址，是丝绸之路上的小国之一，其人民所用语言即为吐火罗语。据德国学者汤姆斯（Wemer Thomas）的看法，吐火罗文A本残卷写成于6至8世纪，即中国的隋唐时代。

　　近代在新疆库车地区还出土了龟兹～焉耆语《难陀本行集剧本》（Nahd Acaritá Nātaka），以及关于Aranemi国王的剧本残卷，也都属于吐火罗语语系。由于残损过甚，其具体形式还需进一步研究。

　　三、回鹘（突厥）文剧本

　　新疆曾发现了几种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一为20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找到的六个抄本残卷，德国学者按其出土地点称之为“胜金口本”（两种）和“木头沟本”（两种），还有两种出土地点不明。其中以胜金口本保留下来的页数最多，完好的有十几张，但仍只占全书的十分之一。这些残卷分别收藏在前西德缅因茨（Mainz）科学院和柏林前东德国家科学院，德国学者葛玛丽（A.V.Gabain）于1957和1961年分别将其影印出版。

　　一为1959年哈密县天山公社发现的较为完整的本子，共约二百九十三页五百八十六面（内完好者一百一十四页二百二十八面），墨书，每面三十行，少数三十一行。装帧形式为梵笑式。每一幕前用红墨书写标出故事地点，每一幕结束时也标明此幕名称等。这和吐火罗文本一样，但是它没有在题目上标明为剧本，也没有标出每场的出场人物和演唱曲调，吐火罗文本的唱词内容，在回鹘文本里则用对话形式代替了。因而从文本上来看，回鹘本比吐火罗本的剧本特征要弱。抄写字体可清晰地分成三种，出自不同的抄者之手。现在残卷里已经找到两个抄者名字，即法尊萨里（第十幕第八页背面末行）和土克·促帕·阿凯（见00626号残文右部）。哈密本全剧共存序章和二十五幕正文，德国残卷可看出尚有二十六、二十七两幕，为全剧的尾声。可见这个剧本由序章和二十七幕组成。

　　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的产生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而其中8至9世纪之间的说法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在20世纪初欧洲人发现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残卷的时候，由于其戏剧特征不强，没有认为它体现为剧本的形式，有人干脆将其名字音译为《弥勒三密底经》。后来直接标明为剧本体裁的吐火罗文本发现了，才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比照的机会，知道了回鹘文本正处在从戏剧形式蜕变的过程中。由于这些剧本自始至终都没有翻译成汉文，所以它们对于内地戏曲题材没有发生明显影响。

　　四、梵剧东渐三级跳

　　从这些佛教剧本在新疆地区的流传，我们隐约看到一条印度梵剧东渐的轨迹：梵文→吐火罗文→回鹘文→汉文。在新疆发现的梵剧残卷是用中亚婆罗谜字母写成的，这就是说，这些剧本是在新疆本土抄写的，而不是从印度直接传来的。新疆的本地僧人开始传抄印度梵剧剧本，这是梵剧东渐的第一步。梵剧东渐的第二步则是新疆人用当地流行的吐火罗语和其他语言传译。接着的第三步则是从吐火罗文再译为回鹘（突厥）文。这是根据史实考察梵剧东渐的迹象。

　　事实上，从《弥勒会见记剧本》本身也可以找出梵剧东传经过了几个阶段的痕迹。在回鹘文本第三幕结束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洞彻并深研了一切论，学过毗婆尸论的圣月菩萨大师从梵语改编成吐火罗语，波热塔那热克西提又从吐火罗语译成突厥语的《弥勒会见记》中‘无生罗汉的譬喻故事第三幕’完。”在第一幕末尾十六页背面有内容大致相同的一段话，其中波热塔那克西提的名字换成了智护法师。这里已经清清楚楚地交代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剧本》的由来：首先由圣月从梵语译成吐火罗语，再由波热塔那克西提和智护（有人认为二者是同一人）等人转译成回鹘语（突厥语），这不正勾勒出了此剧本从梵文到吐火罗文再到回鹘文的线索脉络吗？

　　由新疆诸国向东再进一步，就到达了佛教在汉语区域的第一个大据点——甘肃敦煌。当汉人进一步从各种西域文字里将佛经、剧本翻译成汉文时，其中的剧本更加减弱了其原始的戏剧特征，而朝向纯书面文学的方向发展。又由于戏剧样式引进的艰难，说唱俗讲逐渐取代戏剧演出而成为宣扬佛理教义的主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