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元戏文

　　宋元戏文的总数，根据今天知道名字的剧目统计，大约有二百余种左右。需要专门说明的是：戏文《错立身》里有两支曲牌［那吒令］和［鹊踏枝］，提到北曲杂剧名目十一种，以往所有的戏曲曲目书籍都把它们作为戏文目录计入，这是一个错误。这十一种里，只有《崔护觅水》一目见于《九宫正始》“元传奇”目，其他十种都是戏文所没有的剧目。上面列出的二百种左右戏文目录的数字，是减去了这十种后的数目。

　　宋元戏文今天见到存本的一共有十七种，其中《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遭盆吊没兴小孙屠》三种见于明初《永乐大典》，保留了元本样式，《蔡伯喈琵琶记》有出自元本的抄本（清??陆贻典抄本），《白兔记》有1967年上海嘉定县出土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刊本，也接近元本面貌，其他如《赵氏孤儿报冤记》、《杨德贤妇杀狗劝夫》、《秦太师东窗事犯》、《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王瑞兰闺怨拜月亭》、《王十朋荆钗记》、《苏秦衣锦还乡》、《王孝子寻母》、《苏武牧羊记》、《教子寻亲》、《王月英月下留鞋记》、《冯京三元记》等都只有明代刊本（或改本），已经失去元代面貌。另外钱南扬在各类曲谱著作里辑得一百一十九种戏文的残存曲文。

　　宋代戏文剧本知道名字的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王涣》、《祖傑》（拟名）、《韫玉传奇》、《乐昌分镜》、《张协状元》六种，其中知道作者姓名的有《风流王涣贺怜怜》和《张协状元》两剧。前者为太学生黄可道作，于度宗咸淳四、五年间（1268、1269年）盛演于杭州，事见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张协状元》是今存最早的戏文剧本，作者为东瓯（温州）九山书会的双才人，其开场［满庭芳］有句：“占断东瓯盛事。”第二出（原本不分出，为叙述方便计，按照钱南扬校注本分出）［烛影摇红］有句：“九山书会，近目翻腾。”第二十六出丑扮小二唱［吴小四］嘲讽贫女时说：“我弗做，是我书院中双老哥做。”双才人大概是南宋时期温州书会里的一个下层文人。《寒山堂曲谱》题为“吴中九山书会著”，所说“吴中”（吴县）不知何据。全剧描写士人负心故事，十分生动感人，可以视为宋代戏文精神的代表，但其情节线索设置很不近情理，张协中状元不肯娶宰相女，将其气死，但也不认前来寻找的发妻贫女，上任路过贫女家乡时又把贫女砍一剑。后贫女被宰相收为义女，张协则重新被宰相招为女婿，夫妻相会。这种生硬调和矛盾的做法显示出早期戏文还不擅长结构剧情的痕迹。

　　元代戏文重要的有《错立身》、“荆、刘、拜、杀”和《琵琶记》。《错立身》之特殊在于它由金代院本改编到元杂剧再改编到戏文的过程。《错立身》写金代故事：洛阳府同知之子完颜寿马因为迷恋杂剧艺人王金榜，被父亲赶出家门，加入王家戏班四处流动演出，最后夫妻双双被父亲接纳。这个故事应该是金代的实事，在民间影响很大，所以很快被各种不同的戏剧样式改编上演，最早被院本搬上舞台（明万历二年（1574年）《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里有《错立身》一目），然后元代女真人李直夫、教坊色长赵文殷都据以改编为同名杂剧剧本，这个题材后来又被戏文吸收，成为现在所见到的这本戏文剧本。“荆、刘、拜、杀”指《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这四部戏文产生之后，成为民间广为流行、并在后世长期盛演不衰的著名剧目。《荆钗记》为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才人柯丹邱作，写王十朋中举不负钱玉莲事，二人终至团圆，题材虽然不出宋代戏文的习惯科套，处理却相反，关目设置也曲折多波。《白兔记》著者不详，元太原人刘唐卿（刘为皮货所提举，曾作有杂剧两种）曾为之做过加工，写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妻子李三娘受尽人间折磨终于出头的故事，题材出自金代《刘知远诸宫调》。《拜月亭》为吴门医隐字君美作，据关汉卿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改编，写蒙古侵金时蒋世隆、王瑞兰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爱情遭遇。《杀狗记》为淳安人许咂字仲由作，可能依据萧德祥杂剧《王翛然断杀狗劝夫》改编，写市民孙容之妻设杀狗计劝说丈夫珍惜兄弟之情断绝匪人之交的故事。这四部戏文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人世生活的艰辛，曲曲如绘地描述了人间的种种悲欢离合，其中的平民视角和人物命运的真实性是其打动众多观众、引起广泛共鸣的基础。

　　元代戏文的集大成之作则是高明的《琵琶记》。高明字则诚（一字东嘉），生卒年不详，浙江瑞安人，元至正进士。元末避居鄞县的栎社镇，明洪武中不就征辟，卒于海宁。《琵琶记》的题材取自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但改变了原作痛责蔡伯喈的立场，按照生活逻辑真实地构设了人物的生存环境及其变化，并在这种典型的氛围里细致入微地刻画蔡伯喈的内心矛盾和痛苦，这就使戏文因为符合世俗情理而具备了极大的可信度，它之所以感人至深、成为后世最为流行的剧目，原因就在这里。当然高明在戏剧结构方面也颇具匠心，例如他最为成功的笔法是把蔡伯喈招赘牛府的荣华富贵和赵五娘食糠奉亲的饥寒贫病穿插写来，在舞台场景中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度，既引起观者强烈的感情投入，也有效地调剂了冷热场子，这带来剧作完美的演出效果。高明写作《琵琶记》的宗旨“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奠定了明清传奇“载道”的基因，而他对于戏文声韵格律和规则方面更为整敕的运用则成为后世传奇的法本，《琵琶记》由此而得到“词曲之祖”的声誉。

　　元代戏文作者知道的，除上述之外还有：沈和（作有《欢喜冤家》）、萧德祥（作有《小孙屠》）、史九敬先（作有《董秀英花月东墙记》）、曹元用（作有《百花亭》）、汪元亨（作有《秋夜滦城驿》）、邓聚德（作有《金鼠银猫李宝》、《三十六琐骨》）、李景云（作有《崔莺莺西厢记》）等人。

　　二、元和明初杂剧

　　元杂剧的总数很难统计，因为一些作品为由元人明人作，很难断定其创作的具体朝代，还有许多无名氏剧目则分不清是元代还是明代作品。即使是元人钟嗣成《录鬼簿》里所统计的数字，也因为该书在后世流传版本的不同而有差异。如果以比较完整而又接近古本的清人曹寅校辑《楝亭藏书十二种》本为基准进行统计，就得到剧目四百五十二种。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所录元杂剧标明为五百三十五种，但实际所录加上后面四位所谓“娼夫”的作品一共是四百二十七种，又有古今无名氏的杂剧一百一十本，其中有多少是元代作品就不知道了。今人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收录有作者姓名可考的元人作品五百三十六种，又附元明无名氏作品四百一十九种。以上所说无名氏作品里，肯定有一部分是明初人作，因为明初杂剧创作仍然沿袭了元代格范，不易区分。确实知道为明代初期的杂剧作品，《太和正音谱》列有三十三种，《录鬼簿续编》又多出六十余种，其实还应该再加上周宪王朱有燉所作三十一种。这样，就得到元代和明初一共创作了杂剧作品一千种以上的数字。当然这只是今天的统计，明嘉靖年间李开先说他家里就保存元杂剧剧本一千余种（见《闲居集》），可惜具体剧目没有留下来。

　　元杂剧的存本，有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又有明??臧懋循《元曲选》、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等明人刊本和抄本，除去重复和明显为明人作的以外，多出六十七种，一共为九十七种。如果把明初杂剧和元明无名氏杂剧都加进去（包括朱有燉杂剧三十一种），一共为一百九十种。

　　元杂剧作家的数目，曹本《录鬼簿》里为八十人，《太和正音谱》里为七十六人（包括“娼夫”四人），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统计为九十七人。明初杂剧作者见于各种记载的又有二十余人（截止到朱有燉）。元杂剧作者的身份大多为社会下等阶层人士，生平不知，一些步入官场的人也大多充任下层吏属偏鄙之职，如“省椽”、“路吏”等，钟嗣成《录鬼簿序》所说“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之类，即使是混到了一官半职，也都是由笔吏刀卒营运积年夤缘得进，如梁进之由警巡院判出身做到和州知州、李时中由中书省椽升任工部主事之类。因此，他们没有前代和后辈文人自视清高的酸腐，比较注重实际和接近平民生活，他们能够写出反映社会面广阔而生活气息浓厚的元杂剧实在是历史的赋予。明初作家成分发生变化，杂剧大多为附庸风雅的帮闲文人执笔，其内容的空虚就成为必然。

　　元杂剧作家在当时就已经分出了高下，如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曰：“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则自关、郑、白、马。”所谓“关、郑、白、马”，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可见他们在元代就已经受到推崇。关汉卿号已斋叟，大都人，为太医院尹。作有杂剧六十余种，今存十八种（其中几种有说为他人作），代表作有《窦娥冤》、《望江亭》、《单刀会》、《救风尘》、《鲁斋郎》等。关汉卿是一位生活在下层民众之中而又十分熟悉剧场情况的作家，他的作品既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又都是易于演出的“场上之曲”，这为他在戏曲界带来了很高的声誉，被人称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贾仲明吊词）。关汉卿的时代正处在杂剧早期定型时期，他一生的勤奋写作，为后世提供了大量杂剧格式的规范和样本，所以元??钟嗣成在编写《录鬼簿》时把他放在第一位。明藩王朱权说他“初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太和正音谱》），虽然大有不以为然的意思，也说出一点实情。关汉卿剧作的风格直截而显露，随意命笔，豪迈不羁，充满激情，富有活力。朱权说他如“琼筵醉客”，何良俊说“关之词激厉而少蕴藉”（《四友斋丛说》），都有所中的但不完备。关汉卿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开创地位是史有共睹的。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曾担任从五品的江浙行省务官。作有杂剧十五种，今存七种，《汉宫秋》、《荐福碑》为其代表作。马致远是蒙古统治下汉族出仕文人的代表，对于那个时代的民族灾难和文人灾难感受极深，他的《汉宫秋》里透示出浓郁的民族观念，其他作品也大多以文人的命运坎坷为题材，并且态度消极，企求于黄老，时时有出世之念。马致远比关汉卿的社会地位优越得多，其剧作也就染有了比较浓厚的文人气，文词风格淡雅恬静，被朱权誉为“神凤飞鸣”。但是马致远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文人观也就和前后代的正统规范有距离，这从他肯于和戏剧艺人合作写剧的行为（《黄粱梦》杂剧，他和艺人红字李二、花李郎等人各写一折）就可以看出来。因此，马致远的剧作仍然是经得起舞台和时间考验的。白朴（1226—1306年以后）字仁甫，号兰谷先生，真定人。作有杂剧十六种，今存三种，《梧桐雨》、《墙头马上》为其代表作。白朴出身金朝官宦家庭，蒙古灭金时经受了亡国惨痛，曾从金遗民元好问读书，受到其深刻影响，终身不仕元。《梧桐雨》借唐明皇在失去江山美人后的沉痛，着意敷叙了一种往日繁华失落之后难以寻找的意绪，深刻挖掘了隐藏在人的精神深处的情感悲剧，这应该说是作者心灵的写照，该剧在历史上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不能说与此无关。由于深厚的文学修养，白朴剧作的文词典雅华丽、优美清新，属于元代剧作文采派的代表，而他善于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的细微笔法也为后人所钦佩。郑光祖字德辉，平阳人，曾以儒补杭州路吏。作有杂剧十八种，今存八种，《王粲登楼》、《倩女离魂》为其代表作。郑光祖为著名儒者，文名满天下，《录鬼簿》说他“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却仅仅因此而得到一个“路吏”的差使，其失望和激愤可以想见。所以他的剧作充满了慷慨不平之气，集中体现在历史人物王粲登楼抒怀的激烈言辞里。明人对于郑光祖推崇倍至，朱权说他出语不凡，如“九天珠玉”，何良俊甚至说他在“关、马、白、郑”四人里应属第一，可以从中称出他的分量。

　　但是，把“关、郑、白、马”列为元代“四大神物”（贾仲明吊词语）而漏掉了王实甫，却是极端不公平的。无论如何，王实甫的艺术成就及其在后世的久远影响，都使他应该进入元杂剧最出色的剧作家之列。王实甫为大都人，生平不详。作有杂剧十四种，今有存本的三种，而以《西厢记》为代表作。《西厢记》写著名的张生崔莺莺爱情故事，本于唐人传奇元稹《会真记》，其间又有多种文学体裁的作品问世，王实甫《西厢记》的产生，把这个故事推向了其最大的影响度。《西厢记》的成功在于它以紧凑集中的排场和结构、华丽清新的词句、形象生动的性格刻画和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把一个爱情故事叙述得委婉曲折、开合跌宕，使之扣人心弦、动人心魄，使观之者产生强烈的审美愉悦。《西厢记》是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之一，明初贾仲明在为《录鬼簿》所作吊词里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实属公论。但是《西厢记》在形式上的逸出常规却成为七百余年来的难以索解之谜，诸如其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大套体制、其生、旦递相主唱而次角又有插唱的演唱形式、其前四本结尾处在人物全部下场后添加的总结剧情的［络丝娘煞尾］等等，使人们对于元杂剧的定格形态又产生迷惑。《西厢记》研究中还充满了其他迷雾，例如其最基本的作者问题还没有最后定论，明代中期以后屡屡有人提出《西厢记》是由关汉卿作，又有把它的前四本和第五本分判二人的王作关续说或关作王续说等等。

　　明初杂剧无足取，但朱有燉的创作也有其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的地方，即：朱是以杂剧创作为终身使命的最后一位作家，他的作品虽然在内容上完全落入歌舞升平的窠臼，在形式上已经有摆脱元杂剧格律的趋势，但仍然应该划归元杂剧遗韵的范畴。尤其是，朱有燉的作品全部有永乐、宣德年间刻本传世，是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和刘东升《娇红记》之外最早的杂剧刊本，其珍贵自不必说。

　　元代和明初杂剧曾在山西长期流传演出，因而明代中后期山西民间保存了一些不见上述所有记载的杂剧剧目。万历二年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里提到杂剧名称二十六个，计有《长坂坡》、《夺状元》、《当箱》、《六郎报仇》、《看兵书》、《天门阵》、《岳飞征南》、《七擒孟获》、《三王定正》、《三下河东》、《姜维九伐中原》、《罗成显魂》、《四公子斗富》、《二十八宿朝三清》、《战吕布》、《擒彦章》、《五关斩将》、《四马投唐》、《周亚夫细柳营》、《赤壁鏖兵》、《赵氏孤儿大报仇》、《误入长安》、《樊哙脚党鸿门会》、《关大王破蚩尤》、《巫山神女阳台梦》、《齐天乐鬼子母捧钵》，其中后面十二个剧目与元明杂剧剧目相近，其他的都应该是在民间流行而没有为文人写成定本的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