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戏曲的演出场所之一：佛寺

　　明清时期，虽然专演戏曲的戏楼、剧场已经出现，但佛寺仍旧是戏曲演出的主要场所，这是汉末至唐宋的“戏场”和宋元“瓦舍”、“勾栏”的继续。

　　此外，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三），引明宣德刊本《娇红记》和周晖《金陵琐事剩录》等，说明明代文献中不乏在佛寺中演戏的记载。河南开封的大相国寺，北宋时就是著名的“戏场”和“瓦舍”。随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转移，相国寺虽已部分失去了往日的繁盛景象，但寺内设立戏台的传统，却一直延续下来。1927年，相国寺内就有永乐、国民、永安、同乐四座戏台，1928年农历二月初二，年仅10岁的豫剧坤角演员陈素真，在开封相国寺同乐戏台首次登台，上演《日月图》，一举轰动了开封城。可以想见，明清时期的相国寺仍应是戏曲演出场所。

　　《驳案新编》卷19，刑律斗殴上，记乾隆三十几年（1774）二月初八日，山西省太谷县永庆寺演戏，悟明与徒性佛、性一至寺看戏，与寺中僧人斗殴一事。

　　在福州，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耿继茂“带戏子十余班，终日在南门石塔寺演唱。”

　　在四川巴县，“戏剧，旧俗皆演于各会馆或寺观。”在四川大邑县，正月要在“法相寺”演剧三日，三月要在“观音阁”演剧。

　　江苏的扬州，是清代南方的戏曲中心，而天宁寺、重宁寺是闻名全国的戏曲演出场所。《扬州画舫录》卷五载：“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通谓之‘乱弹’。”按《画舫录》卷前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袁枚的《序》，可见这一时期戏曲在扬州兴盛的情况和佛寺中戏台的情况，天宁寺的戏台为临时搭建，重宁寺则是固定戏台。

　　明清两代，佛寺中演出戏曲往往在庙会时举行。《长生殿》“弹词”一出，写鹫峰寺“大会”，李龟年弹唱“天宝遗事”，用的是“山西客”喜欢的“与西调差不多”的腔调。按鹫峰寺位于金陵城西南，建于明天顺间，从这一描写中既可见出康熙时各种腔调交融的情况，又可知当时以佛寺为中心的庙会的盛况。

　　清代，北京西城的护国寺逢七、八日，东城的隆福寺逢九、十日，都有规模盛大的庙会。佚名《燕台口号一百首》中说：“西城市罢向东城，庙会何年刻日成。”指的就是这件事。据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东西庙”条，隆福寺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雍正元年重修；护国寺建于元代，称“崇国寺”，明代称“大隆善护国寺”。“逢开庙之日，百货云集……无所不有。”当然也少不了戏曲演出。道光间的子弟书《逛护国寺》，真实而生动地展现出护国寺庙会集商业与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功能，其中有卖戏本的，唱莲花落的，说相声的，演戏（《小寡妇上坟》）的等等。

　　毋庸置疑，庙会是一种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和商业场所，戏曲演出只是其中的一个项目而已，人们虽然置身佛寺，然而在万人攒动之中观赏戏曲表演，大概很难感受到佛教的尊严。然而，佛教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观念，却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人们血液中。我们通常所说的“寓教于乐”，早就在佛教戏曲中实现了。

　　与城市相比，农村缺少专业剧场，所以寺庙更成为乡间少数演出戏曲的固定场所之一。清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二“寺观”条，记道光时河北宝坻几处寺观如南草庵、西大寺等皆有戏台。清杨恩寿于同治壬戌年（1862）往湖南郴州时，途中居于一寺庙附近，寺中有戏台，经常演戏。他的《坦园日记》记云：三月廿三午时，“邻寺又演清华，望之乃《南楼释犯》，粗劣不堪。”又廿七日，“邻寺更演吉祥部，始开场，即争立墙头矣。《披发祖师得道》，观音化身矮而黎，声亦不扬，”四月初十午刻，听“邻寺演《五台出家》、《回营斩婿》、《太君辞朝》、《王英下山》等剧”。这里演出的戏曲，多数是高腔，也有花鼓戏和昆曲。

　　自元代起，就有寺院刊刻戏曲剧本的事情。如戏文《金鼠银猫李宝闲花记》下注云：“大都邓聚德著……福隆寺刻本。”潮州出土的明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末尾明记：“宣德七年六月日在胜寺立。”有学者认为，这是清光绪年间泉州开元寺超尘和圆明和尚组织上演“和尚戏”的历史依据。其实，佛寺中演戏，从宋元到明清一直不曾间断过。

　　二、戏曲演出的场合：佛教节日

　　明清时期，佛教节日进一步渗透到民间节日和礼俗中去，与儒、道、巫三家形成既竞争又融合的局面。在这些节日中，不但要举行各种不同的佛教仪式，还往往要演出戏曲。假如把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与宋陈元靓的《岁时广记》、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如清顾禄的《清嘉录》等）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佛教节日与日俱增的趋势。有人列举近代民间佛教节日为：

　　正月初一日：弥勒佛圣诞；初六日：定光佛圣诞；

　　二月初八日：释迦牟尼佛出家；十五日：释迦牟尼佛涅槃；

　　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圣诞；廿一日：普贤菩萨墨诞；

　　三月十六日：准提菩萨圣诞；

　　四月初四日：文殊菩萨圣诞；初八日：释迦牟尼佛圣诞；

　　五月十三日：伽蓝菩萨圣诞；

　　六月初三日：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圣诞；十九日：观世音菩萨成道；

　　七月十三日：大势至菩萨圣诞；廿四日：龙树菩萨圣诞；三十日：地藏菩萨圣诞；

　　八月廿二日：燃灯佛圣诞；

　　九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出家；三十日：药师琉璃光佛圣诞；

　　十月初五日：达摩祖师圣诞；

　　冬月十七日：阿弥陀佛圣诞；

　　腊月初八日：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廿九日：华严菩萨圣诞。

　　实际上正如列举者所说，上述节日大都并没有佛典作根据，而只不过是根据民间风俗所做的归纳而已。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各地的佛教节日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或模式；第二，明清时期很少有纯粹的“佛教”节日，而多数都与道、巫和民间其他信仰、地方保护神信仰活动相结合；第三，民间有“借花献佛”的习惯，把节日拉得很长，目的既是礼佛，也是自娱。总之，一方面把非佛教节日挂上佛的招牌，另一方面则在佛教节日中加上佛教以外的内容，尤其以娱人的内容掺人较多。

　　例如，清同治《淡水厅志》：“凡一月之间，家家普度，即‘盂兰会’也，不独中元一日耳。”就是故意拉长盂兰盆会，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再如“花朝节”，在民间本是花神诞辰的日子，似与佛教无关，但明代杭州在这一天（二月十五日），“寺院启涅槃会，谈《孔雀经》”；在清明前两日的“寒食节”，“僧道采杨桐叶染饭，谓之青精饭，以馈施主。”这是“借花献佛”的例子，把世俗节日当作佛教节日过。在清代扬州，“土俗以二月、六月、九月之十九日为观音圣诞”，其时朝山进香与乡傩合而为一：“土人散发赤足”，“诵《朝山曲》”；山路两旁“乞丐成群”，这些丐者就是沿门逐疫的傩人，此时亦加入焚香的队伍，故傩亦谓之“香火”；进香者“上殿献舞，鬼魅离立，莫可具状”，成为一道奇异的景观。浙江兰溪，则在二月二“城隍神生日”时，“令僧道诵经庙中，焚香罗拜，倩优作戏。”四川金堂县，在十月十五日“下元节”，“佛寺作水宫解厄醮”。上述材料，足以说明明清时期民间节日庞杂无序的状态。

　　毫无疑问，在民间，最具佛教色彩的节日，是农历四月初八的浴佛节（佛诞日）和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中元节）。明清时期，这两个节日往往都要演戏。

　　例如明正德江西《建昌府志》卷三“风俗”：“四月八日，浮屠作浴佛会……坊保多敛钱建醮，谓之禳灾，又谓之禳火。先时装演剧戏，竞奇夸富，谓之迎神，今则省矣。”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引《浴佛日游高粱桥》诗：“节是祗园会，欢同曲水池。妖童歌串乱，天女鬘花随。是树皆停盖，无波不泛巵。鱼龙与角觝，乐事看君为。”“鱼龙与角觝”，应即扮演戏剧的意思。在四川汉州，佛寺在四月八日“作龙华会”，民间则“建坛为青苗会”，并“间有演剧者”。在甘肃张掖，“四月四日浴佛会，在大佛寺献戏三天。八日，佛生日，城乡人士致祭演戏，以娱乐焉。”

　　盂兰盆会上演的多是《目连救母》，或其他与佛教相关的剧目。清乾隆湖南《清泉县志》卷二“地理志??风俗”：“（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自初十日起至十四夜，十一日起至十五夜，乡城俱迎祀先祖，为冥衣冠，布男女席，香案供酒馔茶果。日凡五献，男妇罗拜于前。如是五日，其夜又特设馔以祭，祭毕焚冥衣冠楮钱于门，又或用浮屠设盂兰盆会，放焰口，点河灯。市人演《目连》、《观音》、《岳王》诸剧。”清顾禄《清嘉禄》卷七，记清代江苏中元节演出祀神戏为“青龙戏”。民国福建《永春县志》，记盂兰盆会时，“召七子班或木头戏演《目连救母》及《玄奘取经》故事以娱神。”

　　盂兰盆会是超度亡灵的“鬼节”，往往与民间丧葬仪式密切相关。同时，明清时期，丧礼即使不在七月十五举行，也要作佛事、演戏。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中数十处谈到演戏，其中许多都与丧事、佛事相关。例如第六十三回，李瓶儿死后，西门庆“请报恩寺十二众僧人，先念《倒头经》”，“到三日，和尚打起磐子，扬幡道场诵经挑出纸钱去。”“首七，正是报恩寺十六众上僧，黄僧官为首座，引领做水陆道场，诵《法华经》，拜三昧水忏。”“晚夕，亲朋伙计来伴宿，叫了一起海盐子弟搬演戏文”，“搬演的是韦皋、玉箫女两世姻缘《玉环记》”，“西门庆看唱到‘今生难会，固（应为“因”，或为“故”，引者注）此上寄丹青’一句，忽想起李瓶儿病时模样，不觉心中感触起来，止不住眼中泪落，袖中不住取汗巾儿搽拭。”

　　同治四川《巴县志》谓，丧礼“率用僧道”，“并有演剧”。民国陕西《华阴县续志》记“丧礼”云：“至殡日列鼓吹，延僧道拥导，则戾于礼矣。甚且演设优伶，尤为恶习。乾隆□年，陈文恪公抚陕西，曾经严禁，一时敛息，近复如故矣。”可见在丧礼时作佛事、演戏的风气已经年深日久，积久成习。湖南清泉县把丧仪期间演出的戏称作“孝剧”。

　　丧礼的主要目的既然是超度死者亡灵，那当然以演法事戏最合适。民国八年福建《政和县志》：“凡富室遇丧事，接三、做七、出殡，无不延僧道诵经、放焰口，以超度亡魂。……夜间施放瑜珈焰口，金铙法鼓。直达天明始止。……感时者因呼之曰‘和尚戏’。”这里的“和尚戏”，是一种佛教法事戏，下文详论。

　　有时，作佛事借助于戏曲，将娱尸、超度、娱人集于一体，更受群众欢迎。清范祖述《杭俗遗风》中谈僧人用戏曲演唱孔雀经忏。在河南西华县，“凡遇婚丧庆吊，迎神赛会，多雇乐工（俗名‘响器’），以侑食进馔，有一班至二班不等。笙簧迭奏，锣鼓铙钹齐鸣。所奏之曲多时曲小调，或摹仿梆戏、簧戏之名角剧词，技能亦有臻于妙音者。”

　　在清代河南郑县，还有在六月六日作佛事、演戏的风俗，民间传说这习惯沿自宋代。民国五年河南《郑县志》记岁时风俗云：六月六日“天贶节”，“汴宋仁宗太后寄于洪福寺，后改葬作佛事。……乡人多于是日赛神演剧，连宵达旦，金鼓聒耳。”

　　总之，明清时期，佛寺仍旧是戏曲的主要演出场所之一；佛教节日增多，时间拉长，且与其他民间节日相融合，成为戏曲演出的最佳时机；民间丧葬仪式的佛教化，使娱尸、超度和娱人结合起来，演戏成为丧仪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