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人把玩之《西厢》”

　　今日的曲学研究界均将金批《西厢》作为杰出的戏剧理论加以确认，这一点似乎无可非议，但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特辟“填词余论”一节专论金批《西厢》，对其理论性质和理论价值作了三点总体评价：

　　（一）金批《西厢》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西厢》评——“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是作《西厢》者之心四百余年犹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厢》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无不死矣！人不患不为王实甫耳，焉知数百年后不复有金圣叹其人哉？”

　　（二）金批《西厢》评的是“文学”的《西厢》，而不是“戏剧”的《西厢》——“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析毛辨发，穷幽晰微，无复有遗义于其间矣。然以予论之，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如其至今不死，自撰新词几部，由浅及深，自生而熟，则又当自火其书而别出一番诠解。甚矣，此道之难解也！”

　　（三）金批《西厢》，用意过深，所解未必全合作者本意——“圣叹之评《西厢》，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过甚者也。无一字一句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则密矣，然亦知作者于此，有出于有心，有不必尽出于有心者乎？”

　　以上三点对金批《西厢》的评价，发自一位精通戏剧之“道”的戏剧家、戏剧学家，故极为重要，对之作联系贯通的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评价金批《西厢》的理论性质和理论价值——

　　第一点，是对金批的至高评价，其意云《西厢》的“文意”在圣叹前无人阐明，而今乃被圣叹说透（“析毛辨发，穷幽晰微，无复有遗义于其间矣。”），王实甫的苦心造诣终于得一知者昭示，可以瞑目九泉了。而圣叹所云《西厢》之“文意”又不仅是《西厢》之“文意”，而是“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共有的“文心”，今圣叹说透“文字三昧”，则“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亦无不心服。换言之，圣叹批《西厢》乃是借之以阐明“文”之共通的“法”、共有的“道”，其“法”既明，其“道”既显，文人们都会取法王实甫，新的“王实甫”便可望诞生（“人不患不为王实甫耳”），又一位“金圣叹”出世亦未必不可能。李渔的这段话是对金批《西厢》理论性质和理论价值至为精到的说明，也是金圣叹的“知音”之论。圣叹确实意不仅在评《西厢》，更在对“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共有之“文心”的通解。金氏《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九云；“圣叹本有才子书六部，《西厢记》乃是其一。然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如信仆此语时，便可将《西厢记》与子弟作《庄子》、《史记》读。”《惊艳》第四节批：“我批《西厢》，以为读《左传》例也。”在金氏具体的批点中，我们每每可见其将《西厢》与《左传》、《史记》、《庄子》、杜诗（及其它唐诗）、《春秋》、《论语》、乃至“制义”和民间小曲等等作“通解”，极明显地体现了金氏道天下之“文心”的意图。但是，金氏只字未提的恰恰又是“戏剧”二字，也就是说，金圣叹的本意并非将《西厢》作为特定的“戏剧文学”予以理解和评价，而是将之作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学”予以阐述的，这是金批《西厢》最根本的理论性质，至于李渔对其理论价值的评价，或有过誉，但指出其理论价值在“文学”而不在单纯的“戏剧”则极有见地——虽然金氏所阐明的“文学”之若干共“性”、共“法”对“戏剧文学”也同样适用。但在李渔看来，对《西厢》的解释首先应当阐述其“戏剧”的意义。这就有了李渔对金批的第二点评价——

　　第二点，所谓金批“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不仅指金圣叹未论及“搬演”，更指金氏未能理解“戏剧文学”与“搬演”的内在联系，不理解“戏剧文学”这一“体”的“特定性”，故谓“如其至今不死，自撰新词几部，由浅及深，自生而熟，则又当自火其书而别出一番诠解。”换言之，李渔认为金圣叹没有戏剧文学创作的实际感受和体验，故未能道出“戏剧文学”特有的真谛，如果金氏也是个曲家，他会把《第六才子书》烧了重写的。而深解“文之三昧”的金圣叹尚与“戏剧”如此隔膜，不由得不使李渔浩叹“甚矣，此道之难解也！”这是李渔从“戏剧文学”的特定角度对金批《西厢》理论性质和理论价值的评价。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只是症结并不在金圣叹缺少戏剧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而是金氏根本否定戏剧文学的搬演功能，认为“搬演”只会亵渎《西厢》的“文”之“神理”——“《西厢记》乃是如此神理，旧时见人教诸忤奴红氍毹上扮演之，此大过也。”（《读法》）金圣叹这种观念的偏激和失误不用多说，问题在于金氏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观念。答案主要有两点：（1）从主观意识上言，金氏认为《西厢》的根本意义本来就不在其为“戏剧”（论见下文）；（2）戏剧的“文学”与“扮演”在审美指向上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从而提供了产生这种观念的可能性。这一点，又涉及到了戏剧的“文学形态”与“表演形态”的关系问题，前卷对此曾主要从创作论角度说明二者的联系，这里且再举一个小小的实例，说明二者在“接受效应”上的某种差异——《西厢??赖婚》莺莺一上场有两句唱词：“若不是张解元识人多，别一个怎退干戈。”金圣叹对此有洋洋洒洒一段批语：

　　右第一节，一篇文。初落笔便抬出“张解元”三字，表得此人已是双文（莺莺）芳心系定，香口噙定，如胶入漆，如日射壁，虽至于天终地毕、海枯石烂之时，而绝不容易者也。圣叹每言作文最争落笔，若落笔落得着，便通篇增气力，如落笔落不着，便通篇减神采。东坡先生作《韩文公潮州庙碑》时，云曾悟及此事最是难解之事也。“别一个”，妙！只除张解元外，彼茫茫天下之人，谁是“别一个”哉？既已漫无所指，而又自云“别一个”，然则口中自闲嗑“别一个”，心中实荡漾“这一个”也。古乐府云：“座中数干人，皆言夫婿殊。”吾尝欲问：何处座中？谁数千人？谁闻其言？谁又告卿？殆于卿自心怜卿之夫婿殊也，正与此“别一个”之三字遥接千载，交辉互映。“识人多”，措辞妙绝，便似吾张解元为宰相不愧耳。看他只。三字，岂复三百字、三千字、三万字可易哉！“怎”字又妙，一似曾代此“别一个”深算也者，而其实一片只是将他张解元骄奢天下人。盖写双文北日之得意，真写杀也！试看其只得二句十六字，而出神入化，乃至于此。普天下后世锦绣才子，读至此处，幸必满浮一大白，先酹双文，次酹作《西厢》者，次酹圣叹，次即自酹矣。

　　观此段金批，再回味《西厢》前写诸情节，想象莺莺唱此二句时的神态语气，确实觉得二句“妙”得很，但在观赏“场上”的瞬间，则绝不能想到这么“多”、“体会”这么“深”。在“看戏”时由此二句联想到《韩文公潮州庙碑》与“古乐府”，在有极高文学修养的人中也是“万中无一”，倘若想到，其行为实际上便已不是在“看戏”。对戏剧文学作案头的“把玩”，越是“牵想”无限，越是趣味横生，但观“场上”之剧，则首先是直觉的、情感的“接受”，“牵想”越少、情感“进入”戏剧越深，便越易感动，从而在“感动”之后获得某种“情感”的“净化”，这时，“理性”才悄悄地“回味”看过的“故事”。这是戏剧文学为什么“贵浅显”而重“关目”重要的内在原因。但话又说回来，案头“把玩”的戏剧，在根本上仍然离不开既定的“戏剧情节”，不管金氏有没有意识到，其“批”的《西厢》仍然是“戏剧文学”，只是金氏的“把玩”从一开始便带入了“理性”，或者说是以“理性”为主导而“把玩”《西厢》的，故其对“场上”吸引观众瞬间直观兴趣的“悬念”、“发现”等毫无兴趣，也就是对戏剧文学特有的“格局”漠不关心。当然，这种“把玩”与“看戏”的享受都有存在的理由，都是一种对“戏剧”特有意味的审美观照，“把玩”及由之出发的“理论”，注重戏剧“文学”的意味，并将其内涵的“广泛”文学意味置于审美趣味的第一位；“看戏”及由之为基点的“理论”，则将戏剧和戏剧文学的直观形象性作为戏剧审美的第一要义。李渔所以既高度评价金圣叹透知“文字三昧”，又云其“非优人搬弄之《西厢》”，感叹戏剧“此道难解”，原因即在此。李渔评金批第三点云其“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根本意思也在此。

　　第三点，李渔谓金圣叹凿意过深，所解之意未必是作者的本意，“知作者于此，有出于有心，有不必尽出于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笔亦至焉，是人之所能为也，若夫笔之所至，心亦至焉，则人不能尽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笔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间者，此等文字，尚可谓之有意乎哉？文章一道，实实通神，非欺人语。千古奇文，非人为之。神为之、鬼为之也。人则鬼神所附者耳。”李渔这里涉及到戏剧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直觉和某种潜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文学创作并不是一个全然理性的过程。对此，李渔与金圣叹均有领悟，只不过二者的表述不同，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述。至于李渔谓金解《西厢》未必是作者的本意，是乃文学理解中常见的“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而金圣叹也并不以为其解析即作者本意，有曰：“我真不知作《西厢记》者之初心，其果如是、其果不如是也。设其果如是，谓之今日始见《西厢记》可；设果不如是，谓之前日久见《西厢记》，今日又别见‘圣叹西厢记，可。”“圣叹批《西厢记》文字，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以下简称《读法》。）其间流露的正是金氏对“圣叹西厢记”的自负，确实，金批《西厢》包涵着金圣叹“接受角度”的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第六才子书》对《西厢记》的改动和解说不仅是理论批评，也是一种“文学创作”，一种“案头化”的“戏剧文学”再创作。

　　二、“知文”：超越历史的理解与对话

　　某种理论的性质与理论者的主观意图密切相关，金圣叹云：“作文甚难，知文亦甚不易。”（《第六才子书??后候》，以下引文，仅注折名。）“知文”，是金批《西厢》的根本立场，李渔对“圣叹《西厢》”理论性质的判断是正确的。但“知文”也有不同的意图和指向，“知文”出发点不同，对“理论”的实质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金批《西厢》有序二篇，序一曰《恸哭古人》，序二曰《留赠后人》。序一首句即开宗明义：“或问于圣叹曰：‘《西厢记》何为而批之刻之也？圣叹悄然动容起立而对曰：嗟乎，我亦不知其然，然而于我心则诚不能自己也。”故二序实是金圣叹本人对所批《西厢》根本意义的解释。且录以下几段文字——

　　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今日已徒见有我，不见古人。……此真不得不致憾天地也，何其甚不仁也——既已生我，便应永在，脱不能尔，便应勿生。……嗟乎，嗟乎，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岂不同此一副眼泪，同欲失声大哭乎哉！

　　嗟乎，是则古人十倍于我之才识也，我欲恸哭之，我又不知其为谁也，我是以与之、批之、刻之也，我与之、批之、刘之以代恸哭之也，夫我之恸哭古人，则非恸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

　　——《恸哭古人》

　　观于我之无日不思古人，则知后之人思我必也。……若夫后之人之虽不见我而大思我，……此真后人之情也，如之何其谓之无亲也，是不可以无所赠之。而我则将如之何其赠之？后之人必好读书，读书者，必仗光明，光明者，照耀其书，所以得读者也。我请得为光明，以照耀其书，而以为赠之。……读书者，必好友生，友生者，忽然而来，忽然而去，忽然而不来，忽然而不去，此读书而喜，则此读之今彼听之；此读书而疑，则彼读之令此听之；既而并读之、并听之，既而并坐不读，又令大欢笑之者。我请得为友生，并坐并读，并听并笑，而以为赠之。

　　……择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而我适能尽智竭力，丝毫可得当于其间者。夫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则必书也。夫世间之书，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者，则必书中之《西厢记》也。夫世间之书，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而世至今犹未能以知之，而我适能尽智竭力，丝毫可得当于其间者，则必我比日所枇之《西厢记》也。

　　——《留赠后人》

　　金氏二序，行文有些晦涩而拖沓，从上引几段文字可得知其大意，以今日的语言加以表述，其要则有三点：

　　（一）人生是短暂的存在，但处在不同时空中的古人、今人、后人却有相通的心灵。

　　（二）古、今、后来人们相通心灵最重要的媒体是书，古今往后的人们在书中得以“思亲”而“知心”，读书是人生中最大的愉快，是一种超越历史的心灵和“才识”的对话。

　　（三）“我”读古人书、解古人书，后入读解古人书、读解“我”之所解古人书，“我”便成了“对话”中的一员、“对话”中的一个历史环节，“我”知古人，后人由“我”知古人；“我”说古人，亦在说“我”，后人知古人亦在知“我”，这便是“我”存在的意义和“我”对生命的享受（“消遣”）。

　　以上三点，似乎与金批《西厢》的理论性质没有直接的关联，其实却是决定其理论性质最根本的基础——

　　（一）由于金圣叹将“立言”视为人之生命的一种“消遣”，将“读书”视作一种人类间超越历史的心灵对话，这样，金圣叹便剔除了“道德”的理念，把“书”的根本意蕴视为一种生命活动的记载和“才识”的凝聚，从而在本质上将“著书”和“读书”均纳入了审美的范畴，金圣叹盛赞《西厢》乃“妙文”，厉斥曰《西厢》乃“淫书”者“后日定堕拔舌地狱”（《读法》），最深层的出发点即在此（详后文）。

　　（二）由于金圣叹对“书”之价值的体认具有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其“知文”的关注点势必为“必能至于后世”的某种“永恒”的“力”。于是，在对‘西厢记》精神内涵的领悟上，金圣叹体认的是“人之恒情恒理”，“以世间儿女之心，平断世间儿女之事”（《赖简》总批）；在对《西厢记》“文心”的领悟上，金圣叹感慨《西厢》“文之灵幻，全是一片神工鬼斧，从天心月窟雕镂出来”（《解厢》夹批），“《西厢记》，不是姓王字实父此一人所造”，“他亦只是平心敛气，向天下人心里偷取出来”（《读法》）；在对《西厢记》“文法”的领悟上，金圣叹则将《西厢》与天下一切“妙文”打通为一体，“文”的具体内容只记述了一种“水逝云卷”的有限事实，故已不是意义的根本，而“文”之千古共通的“神理”、“妙法”却是。永恒”的审美存在。因此——

　　（三）金批《西厢》必然要超越“戏剧文学”，在金圣叹的眼中，《西厢记》既是某种具体的、特定的“文”，又是某种抽象的、广义的“文”，体现《西厢记》根本意义的乃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金圣叹所以不把《西厢》视为“戏剧”，不愿看到“扮演”的《西厢》，原因即在“扮演”的《西厢》无法让接受者“平心敛气”地“把玩”和领悟《西厢》与《左传》、《史记》等等一样的“文”之“神理”，从而“亵渎”了《西厢》“永恒”的价值。由此出发，金批《西厢》便采用了这样一个理论构架：由“文心”观照“文理”，由“文理”阐明“文法”，《西厢记》的具体内容只是映照“文心”、“文理”、“文法”的媒介，是为庄子所云的“得鱼”之“筌”。因此，“圣叹《西厢》”的理论性质，从根本上说乃是以“审美”为中心而具有某种哲学意味的“文”（广义）论。但是，金圣叹也许没有想到：《西厢记》毕竟是“戏剧文学”，当他的“手眼”不能不深入到《西厢》“故事”的内部时，其阐发的“文心”、“文理”、“文法”便必不可免地具有了“戏剧学”的意义，而人们从“圣叹《西厢》”所得到的，当然可以旁通“读《庄子》、《史记》手眼”，但更多的却是从中得到“戏剧学”的启迪，激发对《西厢记》本身的领悟和理解，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当然更在此，这使我们不免有些惶恐和不安：令人敬重的圣叹先生，九泉之下对此不知是“浮白自酹”还是“恸哭”失声。